首页 -> 2008年第11期
现代与传统之间
作者：吴婷婷
一、云南和美国：现代化寓言的形成
毋庸置疑，《野葫芦引》是一部以爱国主义为基调的作品，“祖国这至高无上的词”正是小说的主旋律，这一点已得到了众多批评家的细致阐述。然而，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并不应该仅仅到此为止。在宗璞所处的时代，中国早已遭遇“五千年未有之创局”，随着西方大规模进入中国，传统中国被动现代化的进程已经全面展开。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下，宗璞的爱国与中国传统意义上的爱国出现了内涵上的重大差异。简单地说，宗璞爱的不仅仅是传统中国，更是她理想中的现代中国。《野葫芦引》并非像某些批评者所认为的那样，是部反现代的作品；相反，小说中存在一个明显的现代化主题。相对于象征了中国中心的北平来说，云南和美国是《野葫芦引》中两个重要的“他者”。正是通过对“他者”的描述和价值判断，宗璞勾勒出了她对现代中国的想象轮廓。
尽管云南的生活在《野葫芦引》中所占的篇幅甚至超过了对北平的描述，但对小说中的北平高级知识分子家庭而言，云南始终是暂居的他乡。在嵋、玮玮这些孩子眼里，云南充满了神秘奇观。初到云南，他们就满怀着好奇心在妖艳的蝴蝶、罂粟花、阴森诡秘的黑龙潭之中探险。奇异的景观凸显了边远云南和“中心”北平的差异，作为“他者”的云南初步成型。在后来的叙述中，云南的奇观更是被打上了愚昧落后的烙印。迷信的教授夫人金士珍在云南找到了为数众多的同道，将家中搞得乌烟瘴气；云南军长严亮祖的妾侍荷珠整日装神弄鬼，用毒蛇、癞蛤蟆放蛊；还有人偷种罂粟花，在鸦片烟中醉生梦死。①
云南女孩青环的故事可以说是《野葫芦引》中云南叙事的代表。青环从小被人拐卖，去伺候一个极爱玉的女土司。女土司想用青环的性命祭玉器，于是造谣诬陷青环放蛊。在青环即将被沉江之际，嵋、玮玮等人刚好路过，把她救了下来。机缘巧合，后来青环恰好到嵋家作了女仆。在一次闲谈中，青环讲了自己坎坷辛酸的经历，并表示“我们这些人就是活在几百年以前”②。不难看出，青环的经历是一个典型的现代拯救落后的故事：现代英雄将女孩从愚昧落后的前现代社会中拯救了出来，并带领她走进了现代文明。她的遭遇正是证明现代化必要性的生动例子。
在对云南文明进行负面评价的同时，宗璞还在小说中充满感情地描写了云南的美丽风光、淳厚人情，她对南渡生活的回忆也充满了真挚的热爱与眷恋。与其说宗璞否定的是云南本身，不如说是云南所代表的前现代的中国。宗璞对云南的批评建立在现代眼光的观照之下，她对云南的负面看法多集中在愚昧、迷信、不人道这些不符合现代文明标准的方面。
在同样的现代视角下，美国成为了《野葫芦引》中颇具魅力的他者。由于情节所限，美国并没有成为宗璞直接描述的对象，但美国的影子却不时出现在《野葫芦引》中。《南渡记》中，碧初带患肠套叠的小娃去医院看病，本已约好让名医关大夫主刀，不巧遇到了同样带孩子来看病的日本军官夫妇。日本人霸道无礼，硬要抢关大夫给自己的孩子看病，碧初则表示自己要遵守医院的规矩，坚持不换医生。在双方争执之际，美国医生戴尔权威地表示规矩一定要守，“何况在美国医院”，关医生仍给小娃开刀，而他愿为日本孩子看病。矛盾就这样被化解了，美国的形象也通过戴尔的短暂登场得到了凸显。首先，美国是强大的，一个美国医生就可以镇住霸道的日本军官；其次，美国是非常讲规矩秩序的，这正是现代文明的体现。
如果说美国医生戴尔在小说中只是一闪而过的话，那美国领事馆的工作人员保罗却堪称贯穿《南渡记》和《东藏记》的重要人物之一。保罗来自文明世界，极具绅士风度，也很有正义感。他同情中国的处境，愿意帮助中国人，促使中国觉醒。保罗曾因为玹子在国难期间仍准备参加舞会而指责她不爱国；还和玹子一起帮助共产党员卫葑逃出北京，奔赴延安。他喜爱中国文化，喜欢美丽的东方女性，后来成为玹子的男友。可以说，保罗身上集中体现了宗璞对美国的理解。保罗对中国的友好态度和正义感证明了美国式普世价值的存在，他的绅士态度也是现代文明的重要方面。
若要深入分析宗璞对美国式现代文明认识的来源，必须回溯到西南联大时期。清华大学的前身是游美学务处，完全为留美学生而办。西南联大的教授中以出身清华的较多，大部分教授曾留学美国，宗璞的父亲冯友兰就是其中之一。宗璞继承了父执对美国式现代文明的深刻认同，她对美国的好感并不仅仅出现在《野葫芦引》中。在20世纪80年代创作的一系列访美题材散文中，宗璞不止一次地赞赏美国的文明秩序以及美国人的职业道德、良好素质，典型如《安波依十日》。这篇散文记录了宗璞陪侍父亲冯友兰在美国求医的一段经历，文中多次出现了美中求医过程、医院硬件设备、护理人员素质的对比，宗璞对美国护士高度的职业道德颇有感慨。文章结尾处还有个后记，补充说明回国后父亲又两次住院，医院改进很多，一切变得方便，“护士同志也在向天使的境界进发”③。
在《野葫芦引》中的云南和美国之间，我们不难发现宗璞的选择。云南和美国的出现使一个关于现代化的寓言成型。正是在这个层面上，《野葫芦引》不仅仅是传统中国文化中“正气歌”的单纯复迭。
二、传统文化的回归
尽管宗璞一直是一位以“为中国文化所‘化’过”著称的作家，但《野葫芦引》中传统因素的全面回归依然引起了评论界的惊叹。小说工整精妙的序曲、间曲让老作家黄秋耘、卞之琳自叹弗如；孟樾买砚、海上联诗的精致趣味让批评家们啧啧称羡。在异口同声的赞叹声之外，也有批评者指责宗璞以保守主义态度对待西方文化资源，认为她对儒家传统文化的捍卫是全球化进程中的反动。④这一论断虽然偏激，却向批评界提出了十分重要的问题：宗璞为什么在《野葫芦引》中大规模地召回传统文化？小说中的传统文化精神与现代意识是对立的吗？
《野葫芦引》中传统因素的回归首先体现在对知识分子形象的塑造上。在以孟樾为代表的明仑大学教授身上，我们不难发现传统“士”的精神的存在。孟樾爱国，在北平沦陷之际毫不犹豫地选择南渡；他重视教育，在艰苦的环境下认真治学、传播知识；他甘守清贫，宁可箪食瓢饮而不愿趋炎附势。孟樾在明仑大学的同仁秦巽衡、江昉等等也属于宗璞心目中理想知识分子的序列，他们的共同点就是爱国、好学、有节操。以上种种，均是符合儒家传统价值观的表现。在塑造理想知识分子的同时，宗璞也写了一系列反面的知识分子，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对钱明经的塑造。钱明经是学术界的风流才子，他在甲骨文研究方面很有造诣，又能写诗，学术之余还有生意头脑。他还很世故，为了升教授处处打探钻营，甚至跪求妻子在他评教授的敏感时期不要在外提夫妻不和的事。总的来说，钱明经有才华，但过于精明重利，他的商业头脑可以说是现代化的产物。在很大程度上，正是钱明经的出现衬托出了孟樾所拥有的传统品质的价值。
《南渡记》中有一个细节颇能体现宗璞对两者的褒贬。初到云南龟回时，孟樾一家与钱明经夫妇合住一座房子。楼下孟家正房空空荡荡，只有用几张木板拼起来的床；楼上钱家却陈设雅致，钱明经还洋洋自得地宣称房中的椅子是顺治年间的古董，并表示有搜罗云南古董的计划。不久之后，钱明经就和爱玉的女土司走到了一起，开始做起了玉器生意。玩赏古董本是一件风雅之事，孟樾也曾在经济并不宽裕的时候花一大笔钱买下了古砚“烘云托月”，但这纯是出于文人“好文墨”的兴趣，并不像钱明经以获利为目的。在这个意义上，宗璞之所以写下孟樾买砚的情节，并不单单是为了展示传统文化的雅致，更是企图以孟樾之传统趣味来对抗钱明经的商业化举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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