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1期
苏童小说的死亡叙事
作者：马 炜
摘 要：本文试图在当代西方哲学思潮的观照下，对苏童笔下人物的死亡形态进行归类，从大量有别于传统的非理性的死亡叙事中探讨理性的认知价值和意义，从而阐释死亡叙事给小说文本带来的独特美学效果。
纵观苏童小说，可以发现他在小说中使用死亡笔墨的频率非常高。他小说中人物的死亡，大多在一种很偶然的情况下发生，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原因和意义。而且，他写死亡也似乎并没有先行的目的设定。这些都使他笔下的死亡叙事从小说文本中凸显出来，呈现出有别于传统死亡叙事的审美意蕴。
苏童是作为先锋派的一员而崛起于文坛上的。上世纪80年代西方现代、后现代各种文学观念对当时的作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同时西方哲学思潮也大量涌入中国，叔本华、柏格森、雅斯贝尔斯、海德格尔、萨特、弗洛伊德等的哲学学说带给先锋作家看待社会、人生的一种全新的视角。笔者认为，苏童小说中对人物死亡形态的展示，传达给读者的思考，以及呈现出来的独特的审美意蕴，其实都是与当代西方哲学思潮暗合的。他对死亡的异质性言说，呈现出别样的美学风格，带给读者全新的阅读体验，也给小说文本带来了更大的意义阐释空间。
一、死亡形态的展示
如果按照死亡主体的意愿参与与否来加以划分的话，苏童笔下大量的死亡叙事又可以大致分为两类，即自杀和莫名的祸事。苏童小说中的人物选择自杀，有些是因为做了错事，迫于道德压力，以死亡来求解脱。如《一无所获》中的李蛮因推开女浴室的门，被人唾弃，跳河自杀；《舒家兄弟》中的少年涵丽和舒工偷尝禁果，导致涵丽怀孕，两人跳河自杀；《妇女生活》中的邹杰欲对养女不轨被妻子发现，含愧卧轨自杀。也有的是自己对生活绝望，把死亡当作是摆脱烦俗人生的最好归宿。《白沙》中雪莱选择海葬结束生命；《我的棉花，我的家园》中的书来逃难，最后无处可逃，卧轨自杀；《另一种妇女生活》中简少贞用无数绣花针扎破动脉血管而死；《平静如水》的雷鸟屡次被女孩骗而卧轨自杀……
弗洛伊德认为每个人都具有一种趋向毁灭和侵略的本能冲动，这个冲动最初是向着自我而迸发的。“这个自毁的冲动受生命本能的压制而减弱，或改转了方向。不过有时候生命本能失去这种力量，这时死亡本能可能借着‘自杀’方式表现出来了。”①苏童笔下的人物自杀大都有这种如弗氏所说的“趋向毁灭的本能冲动”。通过分析不难发现，这类人对死亡的态度不是恐惧，而是自觉的主动选择，死亡对他们来说是一个绝好的归宿，用以躲避现实压力，摆脱现实生活中的悲惨处境。应该说这类死亡与传统小说中的死亡描写有相似之处，即有因果逻辑作为基础，人物选择死亡往往是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但不同之处在于，传统小说中，不是迫不得已，走投无路，人物不会选择死亡。但在苏童笔下，人物一旦遇到挫折或变故，似乎都迫不及待地求死，死亡是一件很轻易的事，生命在他们眼中也不再像传统观念上那样宝贵。
苏童小说中更多的是莫名其妙的祸事，即死亡不是死者的主观意愿，但人物却最终死亡。《一个礼拜天的早晨》中李先生为追回两毛钱遭遇车祸而死；《灰呢绒鸭舌帽》中的老柯为追回帽子，恍惚地从车上下来摔死了；《最后的仪式》中民俗学家去某村研究“人鬼”风俗，回去的路上莫名被车撞死；《乘滑轮车远去》中猫头玩滑轮时被车撞死；《饲养公鸡的人》中的普山喝醉了酒倒在货舱里睡着了，被石头压死。在“莫名的祸事”这一类型中，还有一种情况，人物的死亡是由他人造成的，杀人的人与死者死之前有过纠葛，但是并没严重到要置人于死地，往往只是一时欲念的冲动，一念之差，导致人死亡。《园艺》中的孔先生，深夜被三个不良少年轻易地勒死了；《稻草人》中的少年荣因和另两个少年争夺一个齿轮，竟被其中一个人失手用齿轮敲死；《南方的堕落》中的红菱熟睡中被李昌扔进河里丧命；《游泳池》中的达生为了游泳把老朱拖入游泳池中致使他死亡；《平静如水》的弟弟强迫姐姐吃死鱼，姐姐不肯，竟用刀将她刺死……虽然这类死亡形态有施暴一方主体的在场，但由于杀人行为的随意性、偶然性，对被害者来讲，这也是一场“莫名的祸事”。
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认为造成死亡的是一种偶然的原因，生死存亡总归于命运。萨特的死亡观有很强烈的宿命论的内容。这种死亡类型显然和萨特的死亡观点不谋而合。死亡就像日常生活中的事情一样，随时都可能发生。这些小说往往是到结尾突然安排人物死亡，前后没有因果联系，人物行为并不导向逻辑意义上相应的结果。在这类死亡形态中，似乎冥冥中有一种人所控制不了的力量主宰人们，人物死亡充满着偶然性、可回避性，但事实上却没能回避得了。对苏童的死亡叙事做逻辑推理或道德体验是徒劳的，“死亡及悲剧在作品中失去了社会学或者心理学的深度……先锋小说之中悲剧的意义已经转移到叙事层面上。死亡不断地出现，但死亡只要是作为一种叙事策略巧妙地维系故事的持续过程”②。他“爱好的是死亡景象而不是死亡原因”③。
二、死亡叙事的认知意义
苏童几乎在他一大半的小说中都涉及到死亡，而且这种死亡叙事多是没有明确目的的，或者说作者有意淡化、压制这种目的性，在文本的表层体现出死亡笔墨的随意和随性。但读者在作者反复调动的似乎是无理性无逻辑规律的这种笔墨中还是能客观地得到某种认知价值。
苏童是作为先锋小说的代表人物之一而崛起于文坛的，如果把苏童放入整个先锋写作的潮流中来看，他的铺天盖地的“死亡”书写也许就不那么突兀而扎眼。其他先锋作家，如叶兆言、余华、洪峰的小说中也都充斥着大量的对“死亡”的言说。这些作家受西方当代哲学思潮，特别是存在主义哲学思想影响很深。他们的很多小说题旨也往往暗合了存在主义对人存在的本真的探讨。苏童的死亡叙事可以看作是以“死亡”为切入口，实现对存在主义哲学命题的文学阐释。
首先，苏童以对“死亡”的执著书写，来建构他对人的悲剧存在方式的认知，即人存在的虚无、偶然和不确定性。死亡只是他擅长运用的一种叙事元素和策略，他通过把人物毫无理由、毫无目的地推向死亡，诠释了对于人的存在的虚无和脆弱本质的看法。传统小说中的死亡情节设置都是建立在因果基础上的。比如17年革命历史小说中，人物死亡有明确的价值导向功能和教育功能。但苏童笔下的死亡是毫无指向性的，如果硬要说有什么指向性或认知体验的话，那就是他笔下的死亡使人们陷入一种无目的、无意义的虚空之中。人物不是为某种崇高目的而死，也不是生命流程中的正常的生老病死，而多是飞来横祸。在苏童构筑的世界里，人们的生存不是以因果为逻辑的正常秩序，而是消弭了理性体系，人的存在是偶然的，生命的消失也是很自然的事情，死亡的原因是勉强的，有时甚至是缺失的，不存在的。“这种对死亡价值的全面颠覆与消解具有强烈的后现代主义反文化征象，表明创作主体对生命的感悟与体验已进入一个新的向度，即认定一切历史的、政治的、道德的价值都是来自他人的判断，而对于生命本体本身并无意义。”④苏童的死亡笔墨随意而随性，他把小说中大量的人都推向死亡，很大程度上使读者产生一种麻木感而消解了死亡的认知意义。苏童大胆反叛了传统的以因果为基础的以道德导向为最终指归的死亡观，从而也就在“死亡”这个层面上消解了生命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其次，苏童通过“死亡”书写来揭示人性深层的“恶”，展示他对人性的悲观看法。通过分析可以发现，他笔下置人死亡的人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大奸大恶之人，而是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人，而且多是儿童。比如：《告诉他们，我乘白鹤去了》中孙子挖了个坑活埋了爷爷；《平静如水》中弟弟用刀刺死了姐姐；《游泳池》中达生将看门的老朱拖下游泳池造成他死亡；《稻草人》中土用树棍砸死了少年荣……本是天真无邪的儿童充当了夺人性命的刽子手，这显然和我们的文学传统中儿童是真、善、美的化身，是人类一切美好事物的化身的命题有出入的。在这里，苏童通过对传统儿童形象的颠覆，完成了对“人之初，性本恶”的哲学命题的文学诠释。儿童尚且如此，更别说受世俗沾染过深的成年人了。《桥边茶馆》中年盛卿一把火烧了自己的茶馆，把自己的妻子烧死了，原因只是寄居在茶馆里的张先生每天吊嗓子使他烦躁；《城北地带》中蝴蝶帮的三个少年杀死锦红的原因就因为她太凶了。一个简单的理由就可以置他人于死地，人性深处的自私和残忍展现得淋漓尽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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