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1期
农民城市梦想的书写
作者：刘清生
乡政府的大院子，拥挤着满院的闺女们。满眼是两条辫和剪发的脑袋在蠕动，在几棵古老的苍柏底下，是人潮和发浪：竟有这么多人考工厂啊！//街头巷尾，一片学生蓝。剪短的和编辫的黑油油的头发，在改霞眼前动荡着，动荡着。//分配给渭原县的名额只有二百八十个女工，报名的突破三千了。
而徐改霞是众多报考者中的一个。而最初的徐改霞对城市的印象还只是一片空白，自从她成了下堡小学三年级的学生，才从阅览室里《人民画报》上了解到一些有关纱厂女工的生活，还与一些年龄大的学生“谈论着前两年住了工厂的女同学”的城市生活，最直接的描述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现实的蛤蟆滩的生活与之相比乃天壤之别。
蛤蟆滩“三大能人”之一的郭振山对徐改霞进城的影响是巨大的。“因为这个精明的庄稼人对她是兄长般”关怀，他既是村代表主任，又是共产党员。土改后，随着地主阶层的消灭，郭振山成为蛤蟆滩新的权力体系中的核心人物，在他的帮助下，改霞才得以解除婚约，改霞“崇拜”他。他关注国家工业化建设，常常“谈论大城市里国家工业化的问题”。他了解城里工厂需要大量的劳动力，更知道“工人比农民挣得多”。所以，“在城市向农村第一次要人的时候”，他就让其三弟郭振江“到西安电厂里去当徒工”。他还一直规劝徐改霞进城当工人，慷慨仗义地对改霞娘说：“婶子！改霞要参加工业化建设去呀，你甭存一点点顾虑。”徐改霞在郭振山的关心下对进工厂逐渐有些了解。郭振山对改霞说：“今年是咱国家大建设的头一年，到处盖工厂，开矿山，修铁路哩。”“往后，上面一帮一帮朝乡村要人呀。……永要不够。你明白这个意思哩吧？”改霞觉得代表主任给她指引一个“生活的新天地”。她曾焦急地向郭振山打听报考工厂的情况：
“今春又有工厂要人吗？”她试探地问，心里开始有点着急。
郭振山说：“西安城东灞桥镇新修起一座纱厂，比国棉一、二厂两个合起来还大。工厂要上万哩！”
改霞觉得进城“更有意义，更理想，更有出息”。但她的心情又是复杂的，心里很难受，因为她“一直倾向生宝的”，因为爱恋，她才感到忧虑。改霞在“经过几天的独自思量，她对进工厂比较有兴趣了”。不过她想总得和生宝谈一次，否则“不声不响离开下堡村，进了工厂的话，恐怕是太没人情了吧？”
参加国家工业化建设已经成为50年代人们特别是农村年轻人的一种理想，并内化为个人的一种自觉行动。但改霞的“心沉沉地下坠，她感到难受，觉得别扭，翻来覆去思量一件事情——你是不是情愿离开美丽的蛤蟆滩，到大城市里去参加国家工业化吗？她心里想去呀！对于她，一个土改中出现的知识分子，一个向往着社会主义幸福美景的青年团员，没有比参加工业化更理想的了。参加工业已经变成一种时尚了。工人阶级的光荣吸引着改霞。靠自己的理想，她打消不了参加工业这个诱人的念头。”她的心情又是矛盾的。当她为报考工厂征求梁生宝的意见而受挫时，她的心一下子沉下去了，她“感到脑子有点麻木，感到失望”，“她的心被戳疼了”。生宝僵硬的态度、“带有讽刺意味的笑容”更是给她心灵上一个沉重的打击。
她一直在思考着何去何从的问题。她的心情是矛盾的、复杂的。但此时的她更看重自己的存在和感受，她认为“搞对象既不是为了吃穿有人管，更不是为了生理上的需要”。她不愿成为“任男人摆布，把男人的搂抱亲吻看做赏赐的女性”。她时常想：“生宝想和她好，也是想叫她给他做饭、缝衣服和生孩子。”她也“不甘心当个庄稼院的好媳妇”，她觉得“离开生宝去住工厂，是正当的”，“是爱国的、前进的和积极的”。她的心就坚定起来，坚定了考工厂的决心。她所追求的“新生活”体现出了一种新的社会意识，体现出大胆追求自由婚恋的精神和一个新社会的女性主体意识的凸现。在“去或留”的二难选择中，她“把这个人生问题，翻来覆去，想得很深、很细。……她想：生宝肯定是属于人民的人了”。当她感受到生宝的爱情是靠不住的时候，但自己的人生理想不能丢掉，毅然选择了离开，“奔赴祖国工业化的战线”，步入了城市，寻求属于她的那一份天空。这是她所追求的人生理想，也实现了作为一个农民进入城市的梦想。尽管徐改霞的爱情观曾受到过批判，但有一点是显而易见，梁生宝和徐改霞两人对国家意识形态的敬仰是一致的，一个是选择进城当工人支援国家建设，一个是坚守在农村开展合作化运动建设国家，实质上殊途同归，并无矛盾，唯一牺牲掉那“微不足道”的爱情。
三
《创业史》最早是在1959年以《稻田风波》为名在《延河》杂志上发表，到正式出版的1960年，我国城市工业化的背景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1958年后，由于政策失误和自然灾害，城镇人口增长过快，国民经济衰退，不得不动员大批城市职工“自愿”返回农村原籍，遣送大批城市青年学生到“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的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为保证城市工业的发展及城市居民生活的稳定，政府采取了包括户籍、粮油副食品供给、住房、劳动就业、财政补贴以及婚姻等“城乡隔离制度”。在这些制度的共同作用下形成了一个牢不可破的壁垒，把中国整个社会分成城市和乡村两个天地，构筑了中国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由于国家城乡经济政策的导向，在当时的社会甚至形成了极为根深蒂固的偏见：“农民的本分就是搞农业，而不能进入城市从事工商业，否则，就是不务正业。”但在小说文本中，字里行间从未流露出作家对徐改霞希望进入城市的批评之意，也正是在柳青的“安排”下徐改霞才得以实现她进城的梦想。而事实上，下堡乡还有一批农村青年同徐改霞一道进入了城市。柳青曾谈到过，“徐改霞是个虚构的人物，是根据当时许多女青年塑造的”。“柳青的小说在关注、支持农村的变革和现代化进程时……更重视的是新的价值观的灌输”，“更重视农村中的先进人物的创造，更富于浪漫的理想色彩”。所以，在徐改霞这位新式女性身上赋予了许多新的内涵，一个新时代的新式农民，一个关注国家工业化建设的新女性。柳青自告别《中国青年报》社的工作单位，离开京城，后又主动舍弃西安繁荣舒适的城市生活，落户皇甫村的十多年间，一方面在关心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在关注着城市工业化的建设，并思考着城乡之间的互动联系。文本中渗透出作家对城市工业化建设的观照，将自己的生命与国家的建设联结在一起，将自己的理想内化为实际的行动。1955年他写给陕西省委书记的信中曾建议：“陕北应当结合自然和气候条件……经过土地经营方针和经济结构的调整，必然导致现代工业城市的兴起，延安、绥德、榆林三地将成为工业城市。”显然，他思考的不仅仅是蛤蟆滩的合作化问题。
《创业史》作为十七年农村小说中的经典文本，对农民城市梦想的书写颇具意蕴，一方面十七年农村小说的内容和视阈得到了拓展，为农村小说的研究拓展了一个新的学术空间；同时，还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概括城市形象的文本资源，为十七年城市小说的“枯水季”增添了资源，成为观照这一时期中国城市的一个独特的视角。另一方面，柳青身处那个政治语境之中，显然不可能超然世外，一方面要积极跟随革命意识形态来写作，一方面作家的创作有着个人的自主要求。《创业史》作为我国农村社会主义初期革命的史诗，在反映农村历史面貌的同时，他常常将自己的笔触从广袤的农村大地伸向了城市的一角，仰望城市。文本中不少的篇幅描写了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城市建设的情境，想象着城市工业化建设的热潮以及农村青年报考工厂的场景。小说还抒写了徐改霞这个农村女性对城市生活的向往以及对自我爱情的追求的心路历程。徐改霞这位“美丽、勇敢和富于幻想的农村姑娘的性格特点”，尽管“使人感到不能满足和难于理解的”，但多少也让我们从她身上看到了一个隐藏已久的理想和一种不愿屈从的果敢性格，体现出尊重和维护个体权利的现代观念。中国农村正是在城市化和现代化的进程中逐渐萌生现代意识，尽管这种意识让人感觉是那样的朦胧，却是难能可贵的。
(责任编辑：吕晓东)
作者简介：刘清生（1967- ），江苏科技大学人文社科学院讲师，文学硕士，主要从事现当代文学研究。
参考文献：
[1] 钱理群：《对话与漫游——四十年代小说研读》，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
[2] 田仲济、孙昌熙：《中国现代小说史》，山东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
[3] 王琳、陶镕：《妇女解放的当代场景——论<创业史>与女性文化品格的塑造》，《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4年第2期。
[4] 徐璋勇、袁建歧：《农民与城市化》，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5] 黄放：《点点滴滴忆柳青》，收入蒙万夫编《柳青写作生涯》，百花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
[6] 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7] 孟广来、牛运清：《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柳青专集》，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8] 施战军：《论中国式的城市文学的生成》，《文艺研究》，2006年第1期。
[9] 冯牧：《初读〈创业史〉》，《文艺报》，196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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