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1期
农民城市梦想的书写
作者：刘清生
摘 要：柳青的《创业史》是描写20世纪50年代合作化运动的长篇巨制。文本从一个侧面叙述了徐改霞这一人物从追求自由婚恋到进入城市去实现人生理想的心路历程，在国家工业化建设中关涉农民的精神追求和城市梦想。作为十七年农村小说的《创业史》，在对农民城市梦想的书写中潜隐着作家的一种现代意识，同时也拓展了十七年农村小说的视阈和内涵。
20世纪50年代初，土改和合作化运动是中国乡村发生的一场深刻的革命。柳青的《创业史》是一部回答“中国农村为什么会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和这次革命是怎样进行的”史诗性长篇巨制，小说的创作意图和主题非常明了。建国初期，柳青在大批干部、知识分子陆续“进城”，带着一种强烈的自豪感和责任心去建设新中国之时“下乡”了，扎根农村14载，广袤的农村大地成了他书写的文本，甚而成为他生命的全部。尽管他身处乡村，却始终关注国家的工业化建设。文本从一个侧面勾勒了徐改霞这一人物不懈追求的心路历程，反映了在农村的变革和现代化进程中农民的精神追求和城市梦想。
一
徐改霞是柳青竭力用新的理念去塑造的一个新社会的新式女性，在她身上表现出了对妇女命运的抗争精神。徐改霞从包办婚姻到据理抗婚，从解除婚约到大胆追求爱情，从进校读书到最终走进城市成为新时代的一名工人，符合人物性格发展的逻辑。在徐改霞不懈追求婚恋自主和人生理想的性格塑造中隐藏着农民的城市梦想。
文本在叙述着新式人物梁生宝领导的互助组在战胜重重困难逐渐发展壮大起来的合作社的宏大事件的故事缝隙，将梁、徐两人的爱情故事情节镶嵌其中，确实增添了故事的可读性。徐改霞是一位美丽、聪慧、有主见的新式女性，从小与寡母相依为命，解放前，父母给她定了亲，“解放那年，人家要娶亲，她推说不够年龄，不嫁。等到年龄够了，她又拿包办婚姻作理由不去”。整整抗婚三年，才在“贯彻婚姻法的声浪中”，解除了婚约。她妈做梦也想不到，“参加过几次群众会，柿树院就关不住改霞了”。“渴望女性切身的解放”的强烈愿望在她心中升起，在她的身上虽经几千年的被压抑，但妇女的抗争精神终未泯灭。“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人”的发现的运动，更重要的是对“以农民为主体的下层人民的发现”。中国女性中的大多数是生活在农村的妇女，她们深受封建思想意识的影响和毒害。建国前的30年，是中国社会变化剧烈的30年，中国的工农大众从昏睡逐渐觉醒，“这期间最苦的自然是妇女……处在社会的最底层”。某种程度上来说，农村妇女的解放程度是衡量一个社会进步和文明程度的重要尺度。农村女性婚姻自主意识的增强是女性觉醒程度的体现，婚姻是最具体、最直接触及女性切身利益的命运。徐改霞的自觉也是从婚姻自主开始。
作为新时代的女性，徐改霞敢于大胆追求自己的爱情，“思想前进”“生活有意义”的青年才是她择偶的标准。梁生宝积极上进，是年轻的共产党员和合作社的带头人，土改的时候她就深深地爱上“这位政治运动的积极分子”。土改那年，两人一起到县城参加青年积极分子代表会议，开会时，“她故意挨近生宝坐”，走路时，“她也总在他旁边走着”；一次趟水过河，孙水嘴主动搀她时，她“却把一只柔软的闺女家的手塞到生宝被农具磨硬的手掌里”。而对于生宝呢？“改霞那只手给他留下了柔软的感觉，永远保持在他的记忆里头。”可那时，改霞的婚约还没解除，生宝家里还有个痨病童养媳。等到婚约解除了，生宝家的童养媳也死去了，横亘在两人中间的障碍没了，在徐改霞看来可以自由地开始追求自己的爱情了，甜蜜的爱情之梦时时萦绕着他俩。她有时想：“要是我有生宝这样一个女婿，那我可有福啦。”“不管他是谁家的儿子、有多少地产和房屋、公婆心性好坏呢！‘不挑秦川地，单挑好女婿’。”“天王老子也挡不住改霞到生宝的草棚屋做媳妇去！”生宝也常常思念着改霞，到郭县买稻种的那个晚上，他的思想就“固执地停留”在改霞身上，“她朝着他笑，深情的眼睛扑闪扑闪瞟他，扰乱他的心思……”两人相知相恋，可美好的爱情却没有幸福的结局。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刚刚解放的农村，封建意识的旧观念像一只牢牢的天网一样禁锢着人们的思想，媒妁之言、父母之命是天经地义的，自由恋爱被视为大逆不道。容不得改霞的“擅自”悔婚，所以在梁三老汉等人看来改霞是“没良心”“坏了心术”。二是改霞娘并不看好生宝，时时堤防着改霞同生宝交往。老人很实际，希望为改霞找一个富户人家，梁三老汉家并不富实。而最重要的原因是生宝身上显现出的“两面性”和他的人格错位。作为血肉男人生宝需要女人，他觉得“改霞人样俊，心性也好，他要争取和她成亲”。当改霞那“长睫毛的大眼睛”“柔媚的闺女的小手”让他激情澎湃，他的心已经“被爱情的热火融化成水了，生宝浑身上下热烘烘的，好像改霞身体里有一种什么东西，通过她的热情言语、聪明的表情和那只秀气的手，传到了生宝身体里了。他感觉到陶醉、浑身舒坦和有生气”。这是一个男人面临甜蜜爱情时的正常反应。然而，生宝的另一面是强加给他的，作为文本中的一号人物，已经被“理念化”了，他是“党的忠实儿子”、“无产阶级英雄的典型”，在他的身上要体现出一心为公、公而忘私的优秀品质。然而，当柳青希望塑造的新式女性在人物性格发展的逻辑下逐渐成长，变得坚强、自主、果敢，缺乏传统妇德温柔、顺从的因子时，已经“大大超出了男权话语的框架……徐改霞与人们看惯了的低眉顺眼、被动顺从的妇女形象相去甚远”。所以，梁生宝时时感到压抑和不自在。最初，生宝还存有一丝自卑心理，“也许人家上了二年学，眼高了，看不上他这个泥腿庄稼人哩！”他还想过，“咱泥腿子，不攀高亲”，曾产生过“算了吧……咱庄稼人，本本分分，托人在什么村里瞅个对象，简简单单结个亲算哩”的主动放弃的想法。两人的关系一直是若即若离，可当改霞大胆、主动接近他时，他常常借口工作忙一再推脱。生宝既是一个有着新思想的青年，但在他内心深处又有着乡土农民的传统观念，他很难接受“变化了”的改霞。这从后来他对刘淑良和徐改霞两人的比较中道出原委，他对刘淑良的映象是：“庄重、精明、说话有分寸。”“这女人的性情是比慌慌溜溜的改霞稳重得多。”“生宝望着大方正经的刘淑良的背影，觉得她真个美。连手和脚都是美的，不仅和她的身材相调和，而更主要的，和她的内心也相调和哩。生宝从来没有在他所熟悉的改霞身上，发现这种内外非常调和的美。”而在改霞身上所表现出的敢于大胆追求爱情、自主选择生活道路、抛弃传统妇德等个性，生宝却看作是不顺从、不稳重,甚至有点不正经，缺乏调和的美。这已经超出了他的心里想象和道德承载能力。他是一个矛盾的复合体，“他的心中燃烧着熊熊热火——不是恋爱的热火，而是理想的热火……为了理想，他忘记吃饭。没有瞌睡，对女性的温存淡漠，失掉吃苦的感觉，和娘老子闹翻，甚至生命本身，也不是那么值得吝惜的了。”显然，此时的梁生宝人格已经分裂，毫无私心杂念，没了七情六欲，仅剩下空壳的肉身而已。生宝为了合作社的“事业”也就不惜牺牲自己本来就十分脆弱的爱情了。
故事的结局毋庸置疑，权力话语下的爱情言说本来就是没有选择的选择。对爱情一往情深的徐改霞，在大胆追求后，却最终失望至极。爱情受挫后的心灵苦痛更加坚定了她选择“离开”的决心。在与命运抗争和自我追求中，徐改霞这一人物的性格趋向成熟，这为她最终选择离开蛤蟆滩而走进城市做好了精神和心理上的铺垫。
二
建国后，国家建设的中心由农村转向了城市，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开始，工业生产迅速发展，城市对劳动力需求激增，大量农村青年被吸收到城市。仅“1949年至1957年的八年间，城镇人口增加了4200万，其中农村进城劳动力占了城镇人口增加总额的56％”。中国的乡村已逐渐开始接受城市化进程的社会文化语境。这一时期，城市物质生活的相对富有对农民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城市生活逐渐成为许多农村青年内心的一种理想和追求。王朝阳在散文《丧乱》中说：“一个农民，从他的孩子时代起，他的人生就意味着摆脱农村生活，拼命挤向城里！”这的确反映了当下农民普遍存在的一种心态，而这种心态同样存在于蛤蟆滩的农村青年身上也就不足为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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