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2期
民间的声音
作者：贾丽君 汤治政
摘 要：赵树理的小说《“锻炼锻炼”》自问世以来，毁誉参半，争议颇多。本文试图从“民间”的角度来试着阐释赵树理的民间文化立场及其小说中所传达出的民间的声音，进而探讨在政治意识形态主导的时代，民间文化形态是如何在文本中以自我否定的形态顽强地存在，并塑造了一系列承载民间道义的艺术形象。
赵树理是山西“山药蛋”小说的代表人物，在中国新文学史上，“无论是从新文学发生以来就已经在探索的大众化课题来看，还是从解放区文学与当代的历史来看，赵树理的出现都是重要的文学史现象。”①确实，作为中国农村传统中一位有政治头脑和政治热情的民间艺人，赵树理的小说创作、艺术探索以及最后的文学人生的结局，都发人深思。
赵树理从小浸淫民间文化，他曾立志成为一名“文摊文学家”，并把自己的小说称为“问题小说”，要求“老百姓喜欢看，政治上起作用”②。在创作中，他始终坚持民间文化立场，在写作对象、题材选择、语言以及艺术手法上都体现出鲜明的民间色彩，忠实地反映了农民的思想、情绪以及民间的审美趣味。正因为这种独特的民间文化立场，赵树理的小说成功地开创了新文学民族化、大众化的创作风尚，并代表了40年代文学创作的方向。
1958年发表的《“锻炼锻炼”》是赵树理创作中最为独特的一篇小说。小说自发表以来，争议颇多，并多次受到了来自政治意识形态的批判。我们不可否认小说中旗帜鲜明的政治态度，即小说严厉批判了存在于农村干部中“和事佬”的思想问题，这是一种完全符合当时主流意识形态的声音。但是，除了这种主流声音之外，我们是否可以听到更为隐秘却又铿锵有力的声音？答案是肯定的，这就是来自民间的声音，也正因为这个声音的存在，《“锻炼锻炼”》才产生了恒久的艺术魅力。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阶级斗争理论为主的主流意识形态全面控制了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各领域，自由自在的民间文化形态受到了排挤与压制，从而不可能以本然的面目出现。但是，凭借着自身强大的生命力，民间文化形态依然为自己寻求到了存在的合理性。在《“锻炼锻炼”》中，民间文化形态就以一种自我否定的形态出现在了作品中“反面人物”的身上，这些活灵活现、生动丰富的“反面人物”更加散发出了民间的魅力。
掀开《“锻炼锻炼”》表面的一层政治面纱，我们会惊喜地发现另外一个活泼泼的民间世界。“小腿疼”、“吃不饱”这些纯朴的农民形象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们的欲望、追求、朴素的情感以及让人可恨可笑的生活构成了一个自由自在、藏污纳垢的民间世界。通过赵树理独特的民间视野，我们了解到了民间的真实意愿，领略到了民间的无穷魅力，听到了来自民间的铿锵声音。
“民间”是上世纪90年代由复旦大学陈思和教授提出来的一个概念，正如陈思和在谈到“民间”的特点时说，“自由自在是它最基本的审美风格。民间的传统意味着人类原始的生命力紧紧拥抱生活本身的过程，由此迸发出对生活的爱和憎，对人生欲望的追求，这是任何道德说教都无法规范，任何政治条律都无法约束，甚至连文明，进步，美这样一些抽象概念也无法涵盖的自由自在。”③小说中“吃不饱”、“小腿疼”这些妇女，虽然在政治权力面前总是处于弱势地位，不仅频繁受到道德的说教，政治条律的规约，甚至遭到他人的愚弄嘲讽。但是，她们身上迸发出来的生命力和爱憎分明的情感却使那些所谓“正面”的村干部顿失光彩，而她们的形象却是如此立体丰富，血肉丰满，富有艺术魅力。
“小腿疼”、“吃不饱”这两个妇女是小说中的“反面人物”，是受批判，受教育的重点对象。然而，正是她们的存在让我们听到了来自民间的声音。小说表面上虽然富有讽刺意味地批判了“小腿疼”、“吃不饱”自私自利，刁钻跋扈的落后思想，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作者花大量笔墨描述了以“小腿疼”、“吃不饱”为代表的落后妇女与农村新干部杨小四等人的斗争，并描写了她们朴素的情感、对于物质的欲求以及独特的生活趣味，这一切成为当时庞大的政治交响乐中一个不太和谐却又很美妙的音符。
小说中，“小腿疼”，“吃不饱”的反抗遭到了代表了政治意识形态的村干部的威胁和压制。作者描写了以“小腿疼”为代表的落后农民与以杨小四为代表的村干部之间的冲突。在与政治权利的冲突中，“小腿疼”始终受到杨小四等村干部的恐吓和威胁，甚至是无情的愚弄。村干部杨小四贴出一张大字报后，“小腿疼”去村委讨说法。杨小四恐吓道：“你是不是想打架？政府有规定，不准打架。打架是犯法的。不怕罚款，不怕坐牢你就打吧！只要你敢打一下，我就把你请到法院！”④杨小四的话充满了威胁与诱逼，最后连支书王镇海也出面威胁“小腿疼”，“来两个人把她送乡政府！”⑤这样一来，政治的威逼利诱让没有任何政治权力的“小腿疼”败下阵来，只能默默忍受着村干部的蛮横无理。小说还写到了以杨小四为代表的村干部安排村民们拾棉花时，强制要求“一个也不准回去”⑥，甚至设圈套欺骗“小腿疼”等妇女，然后强行命令其“坦白”、“交代”，否则就要“送法院”制裁。“罚款”、“坐牢”、“送乡政府”竟然成为了村干部对付纯朴善良的老百姓的工具，他们把政府赋予他们的权利当成了施暴的手段，而没有任何权利的老百姓只能忍气吞声，赵树理对当时农村的这一现象是有着深刻认识的，并在小说中曲折地进行了批判。
因此，赵树理不仅站在民间的立场上对于小说中的农民给予深刻的同情，而且，在村干部杨小四等人身上，赵树理仍然采取了一种客观态度。按照主流意识形态的观点，杨小四是小说中的正面人物。但赵树理并没有从政治的方面去美化他，而是从另外的角度对现实生活中所真实存在的杨小四式的干部做了深刻细致的批判。小说中的杨小四并不是政治上的楷模，而是成为一个“作风恶劣的蛮汉”。特别是他对“小腿疼”、“吃不饱”的态度上，以及他设计圈套，诱民入罪等行为更是让人不耻。
除了对不同人物的细致刻画外，赵树理更展现了无法被主流所遮蔽的民间的“自由自在”的特点。民间的“自由自在”在这篇小说中更多地表现为对于“人生欲望的追求”，这一合理的追求是人类生命力的体现，是无法受到约束和规范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革命激进主义”对农民拥有物质几乎采取了完全否定的态度，因而，作为农民的“小腿疼”和“吃不饱”的反抗是有其合理性的。赵树理对于这种农民朴素的物质情感寄予了理解和同情，在创作这部作品之前，赵树理曾经写了一封信——《给长治地委XX的信》，在信中有一条就是关于农民饿肚子吃不饱的问题。他在信中说到，那时每人每月仅仅得到38斤粗粮，扣购细粮，这样下来都不足维持一个人的生活，不管再有多好的理由，真正饿了肚子是容易使人恼火的事。1958年，正值“大跃进”的高潮期，中国农村处于“天聋地哑”的前期，“反右运动”刚刚过去，知识分子个个心有余悸，因而不愿意描述当时农村的真实情况。即使在这样的情形下，赵树理仍然不忘自己为老百姓写作的职责，坚守民间立场，用曲折的笔调“代百姓立言”，从而发出了真实的民间之音。这些都充分说明了一个农民作家可贵的民间立场和作为农民代言人的深深的责任感，也使我们读者对“小腿疼”“吃不饱”的理解与同情大于嘲讽与讥笑。
小说中，“小腿疼”和“吃不饱”受到批判的原因归根结底是出于对物质利益的追求。在当时阶级斗争为纲的革命年代里，农民的物质欲望受到了极大的压抑。但是，始终站在民间文化的立场上的赵树理充分肯定了农民的物质欲望以及她们的追求。“小腿疼”、“吃不饱”这些“否定性人物的绰号在很大程度上潜在地表达了农民的物质愿望，尽管农民的真实思想掩盖在革命话语的下层，但它伪装性/曲折性存在仍对抽象革命发出强烈的吁求，希望革命正视他们的需求，满足他们的历史性期待”⑦。赵树理通过这些绰号中所包含的民间语义对民间的理想进行了保留，从而给民间的物质欲望一个合法的存在解释。小说中，“小腿疼”、“吃不饱”二人被愚弄欺骗从而去拾自由花进而受到批判，以及她们同村干部不服气的斗争都说明了民间的物质欲望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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