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2期
置身于比较视野之中的中国第一代资产者
作者：李 萍
周朴园不仅是一位资产者，他还是丈夫、父亲，在他内心总是交织着两种欲念的矛盾对抗，对个人幸福的极度渴望和对家庭秩序的维护保全，尤其是后者，已经成为他社会人格的一部分。所有家庭秩序的破坏者都无疑会成为对他权威的挑战者，繁漪、侍萍、鲁大海莫不如此。他花了三十年的时间极力粉饰他与侍萍之间的关系，欲令其合法化，丝毫不掩饰他对侍萍的怀念与愧疚，但决不会因此就轻易公开承认侍萍的身份，更不会不开除鲁大海，并在此时表现出了他惯有的决断。但周朴园精神世界里两种欲念的自相矛盾和相互对抗必然会造成他双重人格和行为分裂，使他一再陷入到“悲剧嘲弄”式的情景之中，让他所渴望的一切东西距离他越来越远：他时刻想要维护家庭秩序的圆满，到头来却让秩序变得越来越混乱；他奢望在用专横建立的秩序里收获正常的爱与温情，却屡屡落空，最终只剩下了一点点可怜的记忆；他期待通过忏悔罪恶获得精神的解脱与内心的平静，反而引发了更大悲剧，终于让他所欲望的一切彻底离他而去。而每一次的心理变化都成为他行为的主导力量，而不是像吴荪甫那样——内在心理的变化只是外部冲突的自然延伸与反应。
两相比较，周朴园的精神世界远比吴荪甫的现实世界更为复杂，翻检他的精神意识可以发现更为重要的东西，引发人们对人性的深层次思考，因为这是一个更为隐秘、不可捉摸的世界。
自我救赎：迥异的途径与方式
现实的悲剧的性质使得吴荪甫自我拯救途径具有浓厚的物质化倾向，如试图通过组建益中公司来强大自己的经济实力以求改变自己的命运。但是现实却令他极度灰心绝望，和平遥不可及，生存环境极度恶劣，低价收购的八个工厂多维持一天就多亏本一天，“益中”（意即有益中国）的企业只好被顶出，将所有资金悉数投入唯一生猛的公债市场生死一搏，完成了从“做多”中国到“做空”中国的大翻盘。实现自我拯救的每一步都与物质财富的增减密不可分，以至于最后失败也是以破产（财富的归零）来标志的。茅盾借吴荪甫物质上的惨败来揭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现实境遇与历史宿命。
而曹禺则试图为他的人物找到一个自我拯救的精神途径。周朴园以恶劣手段获得了财富之后发觉那并没有给他带来等值的幸福，反而赋予了他无可名状的精神压力，而且这种来自内心的逼迫的力量丝毫不逊色于吴荪甫所面对的来自外部世界的压力。他富有却并无奢华，甚至还近似苦行僧般清苦，吃素、念经、打坐、怀旧，当然这些行为并不是为了加持他的精神信仰，只是摆脱精神困境的实现手段，减轻罪恶感的忏悔方式。“忏悔”，在梵语里是指悔谢罪过而请求宽恕，佛家强调向对方陈说罪状，仅仅内心“忏悔”是远远不够的，因而，当众认下侍萍说出真相，不再粉饰罪过才算是真正的忏悔。但是它终究不是信仰的结果，而是为了反证自己敢于担当的勇气，虽犯错于前，却也能补过于后，其最大的现实目的是让自己从罪恶感的泥淖中彻底解脱，同时也让繁漪手中王牌筹码（伪君子的佐证）永远失去效应，这一切都与真正意义上的精神信仰无关。然而这却是带有普遍性的中国人独特的宗教情结的经典表现，即总是为着一个现实的目的而祈求宗教的帮忙。这种独特宗教情结的形成与中国的文化传统不无关系，孔子早就为中国人规定了智慧的神鬼观，“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然而久而久之却积淀为整个国民的宗教意识，不信仰，亦不排斥，在遭遇无法超越的现实困厄时不失为一种自我救赎的良方，其实宗教信仰在中国人的观念里与其说是神的意志，还不如说是人的现实需要，犹如周朴园的悔过虽不能阻止悲剧的发生，甚至还是悲剧爆发的主导力量，但无疑却使他的心灵从此归于沉静。
茅盾与曹禺不谋而合地让他们的人物置身重重危机，清晰呈现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所面临的现实与精神的困境，从不同的侧面完整地揭示了他们历史命运的悲剧性，给读者传达出迥然不同的认识价值和审美感受。茅盾引领我们关注中国资产阶级的外部环境的恶劣期望达到社会批评的目的，而曹禺则是以悲悯的情怀检视资产阶级精神世界，财富的积累并没有给他们带来心灵的快乐，反而使其陷入到更大的精神悲剧之中而无力自拔。曹禺以充满“悲悯”的眼光注视着人物的挣扎与反抗，想要从西方民主甚至是宗教中为他们寻找出“一条路来”，他果然将周公馆设置成了教会医院，欲借助于宗教的精神力量建构资产阶级文明体系，最终达到人性批判、道德回归的终极目标。把他们二人置于比较的平台上要比单一检视能够获得更为丰富的认识与审美感受。
（责任编辑：赵红玉）
作者简介：李萍，海南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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