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2期
置身于比较视野之中的中国第一代资产者
作者：李 萍
摘 要：中国现代小说由鲁迅所开创的乡土与知识分子两大题材长期占据着主流地位，资产阶级形象却极其匮乏，原因是他们的生成与发展缺乏宽松的外部生存环境和内在文化传统的支持。致使其从一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就具有浓重的悲剧性。吴荪甫如此，周朴园亦如此。把他们放置在比较的平台上加以审视，就会发现他们明显表现出迥异的悲剧形态，现实悲剧与精神悲剧的分野清晰，自我救赎的途径与方式迥异，传达出不同的认识价值和审美感受。
中国现代小说由鲁迅所开创的乡土与知识分子两大题材范畴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占据着主流地位，因而并不缺少性格各异的农民和知识分子形象，资产阶级形象却极其匮乏。由于中国封建的思想和体制拥有格外充分的发展时空，加之伴随着西方的坚船利炮而来的不是资本主义而是将中国逐渐殖民地化，因此导致中国资产阶级的先天不足、生命力孱弱，一直没能成长为社会的主导力量，也不能促使中国社会基本矛盾根本变动，他们的文学命运在文学中也一直被边缘化，直至20世纪30年代初，茅盾和曹禺几乎是在同时为文学史奉献了两位资产阶级形象。他们虽都属于中国第一代资产者，却呈现出迥异的精神特征，为中国资产阶级形象开创了两大形象类型。
悲剧的阴霾：中西资产阶级的不同命运
西方有足够的时空完成由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转换，资产阶级作为新兴独立的社会力量迅速崛起，随之便引起了整个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深刻变化，对现世一切的热情野心抱负和对权势成功财富的贪婪欲望成为推动资本主义社会快速发展的原动力，也构成了资产阶级文明的核心。然而，人的邪恶与人的伟大如影随形，所以西方批判现实主义思潮可说是与资本主义的全面胜利同步诞生，致使资本主义一开始就置身于理性的审视之下，既充满着一切由金钱支配和控制的罪恶之气，又不乏严肃的自省精神和积极的人文建构，以人道主义思想来结构资产阶级文明体系新的支点，无疑从根本上强化了资产阶级及制度的自我修复的能力，使其逐渐精神雄健而孔武有力，并为其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生存环境。
中国的资产阶级却没有如此的幸运，首先是没有足够的时空充分地发展自己。鸦片战争失败就决定了中国资产阶级命运的悲剧性，开始从政治经济文化全面半殖民地化。洋务派的努力虽带有浓厚的封建性，亦不失为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的先声，激发起了中国商人投资近代工业以期获得更大财富的欲望，为真正的民族资产阶级登堂入室创造了成熟的经济条件。但历史却只为资产阶级发展留下了区区不足百年的时光，时间的仓促决定了空间逼仄，期间还战乱不断，动荡频仍，致使其成长环境极其恶劣。《子夜》就以吴荪甫的悲剧形象化地展示了中国资产阶级命运的悲怆，外国资本的入侵，封建主义的掣肘和政府的不扶持，使他们始终难以走出悲剧性历史命运的阴影，继而便在1955年被匆忙终结了。
其次是中国资产阶级的成长缺乏文化传统支持。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礼制，最被漠然的就是个人的自我意识。“中国之治，理想在不撄”（鲁迅语）。每一个人都被三令五申地要求不去触犯既定的思想与行为规范，束缚了人们自然天性的冲动。因而，儒家学说对于抑制混乱与衰落很有效，它可使混乱局面迅速进入有序，也可使一个落后虚弱的王朝与制度继续苟延残喘。这样的文化传统显然是不利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性格的形成与成长的。西方资产阶级形成的同时，生成了一场广泛触发人精神巨变的文艺复兴运动，全面复归古希腊传统，为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做好了充分的文化和思想准备。而中国自1840年以降，国家就一直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政治性的社会运动此起彼伏，自然的、人为的困厄接连不断，使得中国人尚未从封建思想下完全解放出来，就又被置于政治力量的权威之下，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始终没获得像西方那样充分发展的历史机遇和空间。
再次，历代王朝所尊崇的重农抑商产业政策，固然与中国适合农耕的自然环境有关，还是一种有着内在驱动的政治选择的必然结果，王朝对国策取舍的最高准则通常是安全而不是进步，其真正的目的是要以文制武，维护国运绵长。重农抑商的真正动机就是要抑制超越农耕文明之外的其他生存形态，农人在土地上耕种粮食也耕种希望，收获庄稼，也收获自己的性格、气质与命运。终生侍弄土地让人们最先学会的是忍耐和等待，心境沉静行动滞缓，如同四季更迭般规律和缓慢，安分守己勤劳躬耕。历代王朝的主动选择渐渐把这一生存形态固化为我们民族的传统形象。这种生存方式和民族性格对资产阶级的破茧而出无疑是一种制约和压抑的力量。因为工商业发达带来的决不仅是生存形态的变化，商人一旦富甲一方，就会向王朝要求更多政治权力，打破既定的等级秩序礼崩乐坏。重农抑商一方面保住了秩序，另一方面也抑制了超越农耕文明之外的生存方式和文明形态的生长。这才是致使中国资产阶级未能充分发展更本质的文化根源。
不同的探求向度：现实的悲剧与精神悲剧
现代文学史上民族资产阶级形象不仅稀落，而且在他们的成长期里既没有西方世俗欢乐的喜剧期，也较少中正平和的正剧期，而是从一登上历史舞台就带有似乎是与生俱来的悲剧性。吴荪甫如此，周朴园亦如此。若把这两位现代文学史上最杰出的资产者放在一个比较的平台上加以审视，就会发现他们不同的悲剧形态，现实悲剧与精神悲剧分野清晰，探索的向度亦迥然不同。
他们同属于中国第一代资产者，共有“海归”的学养，雷同的资产阶级性格。茅盾没有叙述吴荪甫充满血腥味儿的原始积累，但三桥镇农民暴动却间接传达出罪恶的气息。周朴园的原始积累过程简直就是人性恶的大释放，其行为与巴尔扎克笔下法国第一代资产者的恶德与败行如出一辙。然而正是这对于金钱、地位的恶劣的野心、欲望成为推动资本主义社会向前发展的强劲动力。
茅盾与曹禺塑造人物形象的创作目的显然不同。茅盾是为了以小说形象化驳斥中国已经资本主义化的论点，封建主义解体，资本主义却并未如期而至，作品呈现给读者的是一幅中国民族工业在外国资本大举入侵下破败凋敝的现实图景。曹禺则不太关注现实危机，而是试图为陷入精神危机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指出一条道德回归、人性完善之路。创作目的决定着空间形式，于是，吴荪甫走向了外部世界，周朴园则回归于家庭。强烈的反比效应却在此出现，总是处于行动中的吴荪甫在广阔的外部世界里大开大阖却并没有为其腾挪出足够的意识空间，而周公馆逼仄的客厅却为周朴园建构起一个宽敞的精神世界，在这里发生的每一次心理变化都可引起强烈的外部冲突，最终使他陷入无法解脱的重重危机中。可见外部动作的振幅并不等同于内在精神的振幅，甚至经常会呈现出一种反向运动，动作振幅越大反而导致精神振幅越发趋于弱化。
空间形式决定着冲突性质，进而决定着不同的悲剧向度。吴荪甫有着鲜明上升期资产阶级的特征，野心勃勃，充满能量。野心是创造力的观念表现，它会使人不断扩张自己的领域以达到自己所能达到的极限，而伴随着野心的是勇气与意志。因此，吴荪甫总是被一个明确的外部目标所驱使着，积极地行动着，他想要在中国贫瘠的大地上建造起民族工业的大厦，让自己的轻工产品走遍中国的穷乡僻壤。茅盾让他肩负起了“救世”的重大使命，也就使他遭遇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所有的现实困境。为此，茅盾赋予了吴荪甫过多的英雄气质，令其以个人力量抗拒并拯救着整个资产阶级的悲剧命运。茅盾想通过这一形象昭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命中注定的现实悲剧，因而围绕着他设置了多重的外部冲突，与工人尖锐对立，与同行残酷竞争，与买办资本拼个血本无归，这几乎是中国资产阶级所面临的所有的外部矛盾了。吴荪甫在这重重矛盾中左冲右突，在各种力量的制约和挤压之下最终陷入到破产危机中。在他身上叠印出了一个阶级从雄心、辉煌到终结的悲剧命运的缩影。为了把外部冲突与动作变成他人生命运的全部构成，茅盾还尽可能地简化他的家庭关系，父亲缺席，没有子嗣，姐姐、姐夫虽被保留却被刻意转化为生意伙伴，弟妹对他的制约可略去不计，而妻子只是他的附庸。吴荪甫始终都是一个自由的、单纯的和动作着的人物。他的失败与个人性格并无多大干系，而是一个阶级的失败，他的悲剧也不是个人的悲剧，而是社会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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