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2期
日暮乡关何处是
作者：蓝士英
摘 要：本文认为，对《故乡》的阅读，不应仅仅限于社会意义的挖掘，一旦把鲁迅纳入以人为原点的探索视界，则从《故乡》中还可发现鲁迅故土感缺失的痛苦。对这种痛苦由来的追寻、解析以及对鲁迅如何挣扎于其间的审视，正是本文探讨的问题。
对《故乡》的阅读，历来偏重于其社会意义的价值，比较多地注意闰土的命运及其意义。由于鲁迅的博大精深，人们对于鲁迅及其作品的理解往往会笼上一层神性、圣性的光环，从而不可避免地产生一些“仰视盲点”。但笔者认为，文学的本性决定了对作品的理解与阐释是多向度的、多元的甚至是无尽的，因而随着阅读对象、时间和空间的变化，《故乡》也完全可以挖掘出新的阅读魅力。
一旦把鲁迅纳入以人为原点的探索视界，则可发现在鲁迅的灵魂深处，一直掩藏着一种由于故土感的缺失而带来的大痛苦，这种大痛苦在《故乡》中有较为深刻、较为集中的反映。
运交华盖欲何求
在创作《故乡》前的一段时间里，鲁迅曾“感到未尝经验的无聊”，“如置身于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而且这种“寂寞又一天天的长大起来，如大毒蛇，缠住了我的灵魂了”{1}。他也曾经作过挣扎：“只是我自己的寂寞是不可驱除的，因为这个于我太痛苦。我于是用了种种方法，来麻醉自己的灵魂，使我深入国民中，使我回到古代去。”{2}
他的这些痛苦，一方面是由于日益卷入的实际的战斗历程，与旧文化战、与旧势力战，他所感受、承担和认识的现实的黑暗、苦难的深重、战斗的艰难、前景的渺茫、道路的漫长、大众的不觉醒、恶势力的虚伪凶残以及他屡次被革命者和一些青年所误解、反对和攻击，甚至受着同一阵营的冷枪暗箭……都使他感到无边的孤独和悲怆；另一方面，婚姻的束缚也让他无比怆然。当初在日本，以为天地广大得很，也就不怎么在意与朱安的婚姻，甚至对人说，那是母亲娶媳妇。可他现在回来了，才发现天地原来那样低窄，他才真正尝到婚姻的苦味。尽管他一直勉强自己，对朱安以礼相待。可是，他们之间的智力和文化差距实在太大，鲁迅对她又没有感情，稍一接触，便会发现她种种缺陷，那点原来就很微弱的交流的热情，很容易就消退下去。他对母亲抱怨说：“和她谈不来，……谈话没味道，有时还要自作聪明。……谈话不是对手，没趣味，不如不谈……”{3}连话都不想谈，还要朝夕以对，这种处境，真可算是难捱的苦刑了。他想逃避，可是，倘不离婚，这逃避的余地也就有限，唯一的办法，就是离家独住，在北京绍兴会馆的七年间，他都是一人独居。这种婚姻的束缚，对他造成的痛苦是可以想见的。
正因为这些痛苦的无以逃避，使得作为一个有着血肉之躯的鲁迅“怀着乡愁的冲动”，去寻找一个能安妥灵魂的家园成为一种完全可以理解与接受的行动，从1898年5月，他“走异乡，逃异地”{4}，到1919年12月回乡探亲，这“二十年间时时记起的故乡”的美丽正是抚慰他坚韧前行的绵绵动力。“故乡”这个概念所精炼蕴蓄的丰富的文化内涵，在鲁迅的血脉中已有了更深厚的沉淀。笔者认为，《故乡》中的“故乡”正是鲁迅先生精心构建的安妥灵魂的精神家园。现实环境的逼仄，自身生活的漂泊，使他不可避免地想要寻求灵魂的故乡，精神的庇所，而这种对有着相当温度的“故乡”的追寻，恰恰折射出鲁迅内心深处故土感的缺失已然深入骨髓。
心随东棹忆华年
创作《故乡》时，鲁迅已过不惑之年。成熟的人生经验使他面对任何问题都从容不迫，游刃有余，也正因为此，他在《故乡》中对精神家园的小心翼翼的护卫便令人尤为感动。
开篇那“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当然不是“我二十年来时时记起的故乡”，“闪电似的苏生过来”的对于故乡的记忆中有“一幅神异的图画”，这里有“深蓝的天空”、“金黄的圆月”、“海边是一望无边的碧绿的瓜地”，在这图画中有一个项带银圈的小英雄，勇敢、机灵、健康、活泼，“手捏一柄钢叉，向一匹猹尽力地刺去，那猹却将身一扭，反从他的胯下逃走了”。这一刺而不中，正可见先生对精神家园的精心护卫：在这个家园中，容不得血淋淋的杀戮，容不得凄怆的哀嚎，如果听任生命在钢叉上作垂死的挣扎，那顺着叉柄流淌下来的生命的鲜血便会汹涌地淹没一切价值的圣洁。这里需要对生命的关爱，不要对生的权利的摧折。“生命造得太滥毁得太滥”本已令人“凄凉与悲哀”{5}，又怎可容忍在自己安妥灵魂的家园中出现残酷的杀戮？小英雄的勇猛和猹的伶俐都是为了使得画面更具生气与活力。那“一轮金黄的圆月”的美丽的光芒笼罩的淡淡的纯净与平和，正是那寂寞的灵魂所渴望漂泊于其中的意境。
这样的意境，次年又在鲁迅的作品《社戏》中以更富有诗意的画面出现了。在《社戏》中，“迅哥儿”到鲁镇，和小伙伴们一起，骑牛，钓虾，其乐无穷，月夜，少年们还乘着大白鱼似的航船、“夹着潺潺的船头激水的声音”，穿行在淡黑的连山、扑面的水汽、朦胧的月色之间，感受到“弥散在含着豆麦蕴藻之香的夜气里”的沉静与柔和，连戏台在月夜中也“漂渺得像一座仙山楼阁”，“月光又显得格外皎洁”，横笛那样的“宛转、悠扬”，这一切的一切，让“我”流连忘返。以这种清新自然的笔调、对故乡充满深情的描述，是对那饱经流离漂泊之苦的灵魂难得的安妥与抚慰。
鲁迅这一代知识分子：他们或因被“聚族而居”的封建宗法制度的农村社会所挤压、抛弃，走投无路，或为“欧风美雨”所带来的西方现代文明所吸引，或为“人”生来俱有的对于“未知世界”的神往和“飞向远方”的“梦”的驱使，纷纷“走异路”，因此，当“我”这一代知识分子“离乡而去”，他们实际上是实现了某种精神的蜕变，即在价值观上告别了“故乡”以及与之相联的一整套生活的经验，而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知识分子，但是，现代都市（特别是旧中国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现代都市）却没有提供给他们理想（梦幻）中的精神乐园，如《故乡》中所写，“我”依然为生活“辛苦展转”，并无以摆脱孤独、寂寞等精神痛苦，于是，被“人”的“归根恋土”的情绪所蛊惑，做起“怀乡”之梦。
可惜，这终究只是“心理的故乡”，正如鲁迅后来所说：“我有一时，曾经屡次忆起儿时在故乡所吃的蔬果：菱角、罗汉豆、茭白、香瓜。凡这些，都是极其鲜美可口的；都曾是使我思乡的蛊惑。后来，我在久别之后尝到了，也不过如此；惟独在记忆上，还有旧来的意味留存。他们也许要哄骗一生，使我时时反顾。”{6}温暖的故乡的影子越是那样远不可及，无迹可寻，灵魂深处的渴盼与追寻便越是层现叠出。
但过于强大的现实使鲁迅先生不得不从“心理的故乡”中惊醒过来，“直面惨淡的人生”，无疑，“现实闰土的故事”在其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帮助“我”完成了“现实”与“幻景”的剥离，“闰土”一声“老爷”，“使我似乎打了一个寒噤”，终于从“幻觉”的世界回到了“现实”，并进而感到了被“隔成孤身”的“非常气闷”与“非常的悲哀”，这是一种因“希望”的破灭而愈发沉重的深刻的精神痛苦，在苦苦追寻中恍惚可见，清醒过来方知是海市蜃楼的难以言说的伤痛。“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西方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裹挟着政治与经济文化的侵略汹涌而来，处在旧中国这一间“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铁屋子中的鲁迅，无力使自己抽身而退，便只有负痛挣扎。这样，我们在《故乡》中便会看到，“我与闰土”疏离之后，“宏儿与水生”又自然而及时地相识相交起来。“我希望他们不再像我，又大家隔膜起来”这一句话几近于宗教般虔诚的祈祷。因为这些孩子便是未来，便是希望，便是所有爱与美、善良与友谊的象征与载体，失去他们便失去了一切，因而对他们的真诚的祝福与祈祷，实际上也正是对“心理的故乡”一种护卫——要让家园的神圣价值溶进这些孩子们的血脉中去奔腾，以永葆家园的纯净与延伸。这种理想主义极浓的描述在鲁迅已届四十的时候仍反复出现，这里既有一种对“失乐园”的惆怅与痛苦，又有一种力图永葆原初的辛酸与挣扎，而这种挣扎背后，也正是鲁迅时常凸显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剧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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