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2期
穆旦诗的现代精神
作者：杜 祥
摘 要：从穆旦诗歌的创作历程来看，他的“现代”深受英美现代派诗歌和现代西方文论的影响，所以，我认为要探讨穆旦诗歌的现代性，更应该以西方的现代精神为参照。
穆旦在历来的评论者那里被称为一位自觉的现代主义诗人，而在探讨穆旦诗歌现代性的时候，大多数论者从他诗歌的表现策略、语言以及主题意象去讨论，而这种讨论是建立在对“五四”到30年代中国新诗的观照上来进行的，我们从穆旦诗歌的创作历程来看，他的“现代”深受叶芝、奥登、艾略特等英美现代派诗歌和现代西方文论的影响，所以，我认为要探讨穆旦诗歌的现代性，更应该以西方的现代精神为参照。艾略特是西方现代派的集大成者，艾略特是反浪漫主义者，他的现代的诗学品质建立在对浪漫主义诗学的反叛上。
浪漫主义诗学的核心价值是将客观真实与主观表现联系起来，突出诗对象的诗人主体性，但浪漫主义所讲的“情感”、“情绪”，基本是指一般心理现象，在唯意志论来看还只属于“表象”世界，而在表象世界深处，还有一个“本质”世界。表象世界只是不可知的世界；本质世界才是为我们所把握的世界。从这个意义上现代派认为，世界无现实可言，亦无真实可言。要说现实有真实，那就是“我”的现实，“我”的真实。“也就可以说‘我即世界’。世界即我，我即世界——我们的艺术就应从表现原来那个不真实的世界转向表现“我”这个唯一真实的世界。这就决定了现代派诗歌以‘我’为对象的诗学原则”①。
传统浪漫主义也强调“我”的表现，但“传统诗学中的‘我’是独立于客观世界之外，可以旁观这个客观世界的我，这种‘我’表现目的是为了宣扬一种较为单一的人格个性；而现代派的‘我’的表现是为了获得与世界本质的沟通，与普通人的人格本质的沟通，让人领悟到宇宙人生的深层内涵。这就要求现代派诗人不仅要表现作为社会人格的我，自我人格的我，还要表现作为本能人格的我，这三‘我’即弗洛伊德的‘本我’、‘自我’、‘超我’”②。
一、本 我。在穆旦的诗歌中，这三“我”表现得很清晰。人是一种社会存在，也是一种本能存在。现代派诗人反传统精神，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通过他们的诗来提示人的本能面。从人格内部结构看，“本我”人格可分为生理的本我人格和心灵的本我人格两个级层。而生理本我人格包含着两种本能：生存与死亡。
穆旦的诗歌创作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在中国特定的历史情境下，生存与死亡便自然而然地潜伏在他的诗中，以《野兽》为例，黑夜，深深的痛楚惊醒了沉睡的野兽，这是一只有着青铜样的皮毛和坚实的肉的野兽，在血泊里，它抖身跃起，这是一种生存的本能，自我保存的本能。生存本能实现的根本保证只有一个，这便是强力意志，它要支配、改造周围环境。沉睡的野兽焕发了它野性的凶残，“它拧起全身的力，眼睛里射出复仇的光芒。”野兽折射出如人生命力一般的不屈与抗争。
与生存本能相对的是死亡本能，它“是一种生存欲望受到阻碍，生存的行为遭到破坏，从而产生的对对象的复仇或对自身的戕害的冲动，弗洛伊德直接称它为‘死神’”③。这种对死的本能冲动，在穆旦的诗里也有充分的表现，在诗《在旷野上》，为了美丽的真理，我呼喊，追寻，现实的歌声诱惑不了我，因为我早已深埋光热的源泉在沉重、幽暗的岩层里，啊，仁慈的死神，给我宁静，让我去寻我那久埋的光热。由生体验死，由死体验生，死生不灭，共在永恒。这是仁慈的上帝的召引吗？不是。它只是来自一种本能的冲动，一种因“生”的磨砺而走向生之反面的本能冲动。
“在生理本我的人格外，还有比此有更丰富性动机的心灵本我，它是身体获得了‘存在’之外的欲望满足。心灵的本我人格包含两种本能：自爱与对象依恋。”④
在穆旦的诗里，我们时时感受到一种独立生命的存在，诗人总用自己的思想体察生命、人性、情感，体现一种超然物外的洒脱与经过沧桑人生洗礼后的清醒。而这种清醒与洒脱是建立在对自己人生价值的哲学认同上，这是一种隐性的更深沉的自爱。穆旦的诗作中经常写关于下层人民生活的诗，如《流浪人》、《更夫》、《洗衣妇》等，这些诗里，作者客观展示了一种生命状态，而在对这些平凡生命的客观描写中，除了同情，还有对诗人自身价值的肯定。诗人，首先是一位哲人，穆旦便是一位真正的诗人。他用洞然世事的超脱，书写着自己对外部世界的认识，有思想的人都是自爱甚至是自恋的，这里的“自恋”不是贬义词，而是智者的代名词，穆旦便是如此。
对象依恋在穆旦的诗里体现得更为明显，穆旦深感于国运不济，民族危亡，苍生受难，他用知识分子人性的情怀，观照苍生、民族，他的诗里饱含了对中华民族的热爱与民族不屈生命力的景仰，《赞美》便是最好的例证，那贫瘠的土地，佝偻的人民，我依然想用自己最温暖的怀抱去拥抱，这种对家、国、人民的依恋深入骨髓。
二、自 我。“‘本我’是人格的本能面，‘自我’是人格的意识面。把本能的东西带到意识中来，使人有了自觉的追求，这就构成人的自我人格。自我要实现自己的人格，一方面要忠实于自身的欲望冲动；一方面又要考虑自身外的社会制约。……现代派的诗就多表现这种矛盾与思考。”⑤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现代派更真实地保留了“我”，“我”不强加“我”的意识于外物，“我”在现代派那里失去了主体叙述的优越性，只是客观展示“我”的感受。
穆旦的《诗八首》是一组爱情诗。但诗中从始至终充满了自我的矛盾，诗人一开始就意识到爱情受制于“上帝”，但依然决定在这种“危险”境遇里体验生命的“丰富”，以获得自身发展。“危险”（内在矛盾）随时都可能爆发，但个体藉此确证了自身的肉体感觉。随着内在矛盾的发展，作者有一个惊人发现：爱情对个体发展而言是一种限制，一种限定的永劫：“相同”带来“倦怠”，“差别”带来“陌生”，最终只能是爱情的丧失，回归“孤独”。《海恋》中“我们已为深重的现实闭紧”。现实包括“我们的绝望”，我们圆通的思想。我们更被自己超稳定的思想所镣铐。质言之，与其说是外界围困了我们，不如说是我们自己围困了自己。
还有一种是社会与自我的矛盾，《哀悼》中诗人说，整个世界是个“广大的医院”，每个人都是病人，人们只能走向无边的荒凉，希望、爱情、勇敢都是枉然，病症就在于“人世的幸福在于欺瞒”。“我曾经迷误在自然底梦中/我底身体由白云和花草做成……/而将我暴露在密密的人群中……过多的忧思现在才刻露了/我是有过蓝色的血，星球底世系。”这是诗人迷失于《自然底梦》里的叹息。人就是这样，常在不经意间就被现实束缚而迷失！于是，诗人发出了想要做回自己的渴望：“孩子，我要沿着你们望出的地方退回”（《阻滞的路》），现世里有太多为我憎恶的，“狡猾，狠毒，虚伪，什么都有”，而最真实的自己在哪？那便是回到孩子的时代，因为只有回到那里才能“再一次闪着幸福的光”，那里才是真正的幸福所在，诗人深感自我与社会的隔膜，在诗人看来现世永远是“被时间冲向寒凛的地方”。
三、超 我。“超我”是人格的道德面，超我由两个次级系统组成：“良心”和“自我理想”。
“‘良心’使他更多地关心外部世界、关心社会、关心他人的处境。他要为他人、为自己的痛苦鸣不平，要抗争，但社会道德律又使他行为有分寸。于是‘自我理想’参与进来，慰藉受压抑的痛苦，同时又寻找个人的独立价值，并努力使它实现为社会价值。”⑥
古往今来，中国的知识分子都用自己的“良心”抒写着对人对时代的关怀，但在现代派里，“良心”在内涵上有了质的改变：“以人为本”已失去了传统的人本精神，而是认人为虫兽；对社会理性乐观变成为悲观绝望。因为人在战争、在物统治的世界里，确实经受着严重异化，所以现代派的“良心评判”实际上只能是一种异化论、悲观论。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