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2期
“傻眼”看世界
作者：车红梅
二
余华选择傻子视角是有多重意旨的。首先作家喜欢选择傻子的视角作为叙事的角度，来揭示人生存的苦难。著名语言大师托多罗夫指出：“构成故事环境的各种事实从来不是‘以它们自身’出现，而总是根据某种眼光，某处观察点出现在我们面前……视点问题具有头等重要性确是事实，在文学方面，我们所要研究的从来不是原始的事实或事件，而是以某种方式被描写出来的事实或事件。从两个不同的视点观察同一个事实就会写出两种截然不同的事实。”⑤叙事视角的选择直接关系着文本的审美效果。从表面看故事围绕“白痴”和一条狗的情节展开，并把这个情节最后推到高潮。小说以第一人称来叙述，强化了“我”作为傻子的身份。其实“我”也是有自己心理活动的。唯一知道“我”名字的药铺陈先生喊“我”“来发”时，“我”心里就咚咚跳，说明“我”也渴望得到尊重。可“我”对自己说：“以后谁叫我来发，我都不会答应了。”因为他意识到他在享受做人“尊严”之后受到了更大的伤害——他失去了伴儿。如果是这样,他宁愿做傻子, 因此，正是在这个“智力残疾”人的强烈的映照下，人类精神品性上的弱点和丑恶才显露得如此充分，如此触目惊心。
选择傻子视角来充分地揭露人性恶。“在任何阅读经验中，都存在着作者、叙述者以及其他角色与读者之间的一种隐含对话，四者中的每一个在涉及到其他任何一个时，都在价值的、道德的、认知的、审美的，甚至是身体的轴线上，可以从同一到完全对立而变化不一。”⑥余华使用第一人称。讲述者就是那个傻子来发，一个不被人记住名字的傻子。傻子在常人世界中找不到安慰和快乐，他在与狗相处中获得了快乐，可就是这一点快乐也被人给无情地剥夺了。作家站在了傻子的角度来批判镇上众人，这些人中既有翘鼻子许阿三这样的底层群众；又有陈先生这样看似文质彬彬的药铺先生，却成了这场残酷虐杀中的帮凶；甚至还有许阿三的孙子这样的孩子。傻子的名字最终不过被残酷利用而已。对人性本恶的体验，对人类生存苦难的承受，是余华许多小说的主旨。如果说，在对待“傻子”的行为中，表现出人们对弱小生命的残忍与欺凌，那么，余华站在傻子的视角，对人类的文明发出了质疑和抗议，这种文明也使人越来越残酷。
其次，小说通过冷静、客观的叙事替代了直白的道德判断，使得小说具有了非常开阔的张力空间。在一篇好的文学作品中，作者应该巧妙地隐藏起自己的面孔，避免不时跳出来指手画脚发表自己的见解，避免对作品中的人和事直接做出道德的、政治的二元对立式判断。小说虽多处写到了丑陋与邪恶，但故事的发展是通过傻子主人公的叙述娓娓道来，顺叙、倒叙穿插自如前后呼应而毫不拖泥带水；余华自始至终保持着一种平稳流畅的叙事节奏和冷静客观的叙事基调，作者的情感激流始终在叙事的表层之下潜涌奔流，对真、善、美的执著追寻和守护与对阴暗现实与人性之恶的愤怒与批判隐藏在字里行间，通过场景、人物行动和语言的描绘“自动地”渗透出来，让褒与贬的立场自然展现，刺入现实的锋芒始终隐藏在文字的暗处闪烁。
“我”是一个傻子，孤儿，没有任何话语权，也没有对被侮辱后的反抗权，时刻面临着尊严危机。“我”对自己卑微的处境没有认识，更没有心理防御机制，“我”处于长期受压制的状态，失去相依为命的狗后，“我”的精神创伤难以抚平，最终寻找一种精神自救策略，一种宣泄的方式：“谁再叫我来发，我都不会答应了。”作家以非凡的洞察力和表现力将傻子灵魂深处的痛苦极其真切地展现在读者面前：一颗渴望得到尊重，渴望得到爱的心灵在巨大的压力下无望的挣扎，激起读者感情世界的巨大波澜，产生永久的艺术魅力。
傻子对现实的丑陋、对人性的恶、对正常人的心机没有任何体认和防范的意识。正因为这样，他才对镇上人们的戏谑、嘲弄、讥讽懵懵懂懂，甚至在人们戏弄他和狗时他都毫无愤怒。傻子的糊涂无知、天真烂漫与正常人的阴险狡诈、人情淡薄构成了相互对立的两个空间。由于叙事者是一个傻子，他对正常人的种种行径没有了理智上的认知，所以他仍然可以笑着面对这个冷酷的世界，傻子的欢乐世界与正常人的欺诈世界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作者心中的悲凉与悲悯不言而喻。同时，正是因为叙述者是一个傻子，他才能够看到为正常人所看不见的东西，凭借无邪的傻子视角来比较衡定是人性、兽性。人的兽性之大，人性之恶与兽性之善的多重对比呈现出反讽型：人行兽性，兽行人性，人比兽恶，兽比人善。余华绝望于人性的残忍，出于对人性的绝望，作品笼罩着阴影，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而只能听命于别人的驱遣与安排。
更为重要的是，傻子视角充分暴露了人性的愚妄。众人对傻子的欺凌是有意识的，但他们却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所作所为是不道德的，这就暴露了人性恶的本真性。更让人震撼的是陈先生竟然站在了众人的立场上，可见人性恶绝对不是一个特例，而是人性普遍性的一个象征。这才是小说表达的真正内涵。作家让傻子这样一个特殊的叙述者来检验人性。一个人的人性体现在面对弱者时才是最真实的。人是复杂的高级动物，他会像变色龙一样在不同的场合露不同的脸，充分地伪装自己以塑造外人眼中理想的自己。他们认为傻子是没有判断能力的，不能看出他们的恶行。所以只有在傻子面前，他们心灵可以完全不设防，彻底地放纵自己的性情，在不自觉中充分地暴露自己人类精神品性上的弱点和丑恶。作家让傻子充当叙述者，事实上，傻子就成为人性愚妄的检验者。人性中最黑暗、最冷漠、最残忍的一面也就在傻子面前暴露无遗。作家对人性的怀疑也表现得异常明显。
（责任编辑：吕晓东）
作者简介：车红梅，吉林大学文学院在读博士，牡丹江师范学院中文系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①余华：《“我只要写作，就是回家”——与作家杨绍斌的谈话》，吴义勤《余华研究资料》，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35页。
②汪晖：《无边的写作——〈我能否相信自己——余华随笔选〉序》，《当代作家评论》，1999年第3期，第43页。
③余华：《叙述中的理想》，吴义勤《余华研究资料》，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24页。
④吴小美、常立霓：《人性与兽性的深度艺术表现——读余华〈我没有自己的名字〉兼及屠格涅夫的〈木木〉》《名作欣赏》，1998年4期，第59页。
⑤张寅德：《叙述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65页。
⑥《论叙事作品中的“视点”的意识形态层面》见《叙事学的中国之路——全国首届叙事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8页。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