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2期
别样的风景
作者：褚又君
历史反讽情境的设置。
“历史的悲观主义实际上也就是现实的悲观主义，首先是对现实的绝望，才会在历史上找原因。”当作者将反讽视线投向历史生活情境时,我们在反讽视境中以今天的眼光重新审视历史，会获得新的体验与发现。阿来的《尘埃落定》描写道：“刚刚埋葬了自己男人的央宗也表现得同样疯狂。每天，太阳刚一升起，这一对男女就从各自居住的石头建筑出发了。会面后就相拥着进入了疯狂生长的罂粟地里。风吹动着新鲜的绿色植物。罂粟们就在天空下像情欲一样汹涌起来。”这段描写性组织和抒情性段落与历史整体的颓败情境、不可避免的沦落标示出反讽叙述人和故事当事人感觉的错位和差异，形成反讽性的历史情境。
虚拟式情境反讽。
徐坤的《鸟类》是虚拟式情境反讽的典范性文本，用反讽深刻地揭示了思想在中国被好奇、贩卖、亵渎和虐待包围的尴尬境遇。罗丹雕塑的名作《思想者》移置到中国的都市广场，可它的境遇与移置者设想的光芒形成天壤之别: 空中飞翔的鸟群用鸟粪为它接风，它裸着的私处被浪荡的都市女人变态地搔挠着，城市盲流为牟取意外之财则企图将它肢解为废铜烂铁。“而作家以拟人化笔法赋予雕塑以思想和言语的能力……某种意义上它们成了一种自缚的绳索，它们无法反抗世俗的凌辱与袭击，只能在纸上谈兵的迷宫中游转。”
王小波的《黄金时代》，刘震云的《一腔废话》，格非的《欲望的旗帜》，李佩甫的《羊的门》，阎真的《沧浪之水》，陈染的《私人生活》，李洱的《花腔》，阎连科的《坚硬如水》，韩东的《扎根》，东西的《耳光响亮》……一大批文本丰富了情境反讽的叙事面相。
三、结构反讽：对照与反差
结构反讽是指“结构上存在直接意旨和隐含意旨两个相异的结构系统，深层意旨指向表层意旨的裸露处并形成反讽悖反。”结构反讽比话语反讽有更强的整体性，相对于情境反讽它又显得单纯、明朗。“对举”陈述是当代小说中比较常见的结构性反讽形式。这种反讽注重用鲜明的对照把那些具有对立性质的事物在作品中予以并置，揭示成败、雅俗、悲喜、顺逆、严肃与荒诞的并存现象，进而揭示反讽的文本意图。
方方的《风景》在反讽结构的安排上具有深意。在方方的刑侦小说中时常出现的情节是：事情似乎正在按其内在的逻辑性向预期的方向发展，但是，但结果却往往出乎意料，事情突然朝着完全相反的方向发展，故事的结局往往和读者所期待的情节发展相反。小说是以一个死去的小七子的口吻来讲述他的几个哥哥的故事，用他的眼光来看待人世，真与假，生与死，美与丑，无不包含其中，对于世间万象的反讽意味是显而易见的。小说中的人物命运似乎是受到一种无理性的、盲目的强大力量的控制，朝向一种令人感到荒诞的方向发展。反讽主体，即命运安排的实施者，规定好了作品故事情节的演绎，操纵事态的发展，作弄反讽的客体，即作品中的主人公。
李洱的《花腔》是一个结构反讽的典型。作者将一个推动叙述进行的核心符码贯穿在文本中起到结构文本的作用。而这个核心符码本身却具有悖谬性，它的存在必然会引起一系列的悖谬情节与人物，从而使小说构成反讽的效果。《花腔》小说的主人公葛任，作为小说的中心人物，从一开始就“缺席”，他的被讲述和在文本中的“缺席”实则隐喻着个人在历史中的被遮蔽被隐没。葛任即是“个人”，文本中范继槐回忆：“他说他虽然名叫葛任，听上去和‘个人’谐音，但他的命运不能由个人做主。”所以葛任实际上是隐喻了历史中的一切个体。李洱通过这个核心符码来为我们展现在意识形态的秩序中每个个体与历史的难以协调的尴尬，个人命运在历史中的无奈选择和人的悲剧性存在。同时李洱对历史的解构是伴随着三位叙述者对历史“真相”的讲述展开的。白圣韬、赵耀庆、范继槐是三位现在还活着的历史见证人，每一个人对历史的讲述和回忆构成一个独立段落，三个段落连缀一起结构成篇。他们的叙述从表面上看是对年代久远的历史岁月中鲜为人知的“真实”的再现，再加上各种史料的验证，补充“真相”似乎触手可及，但实际上，三位叙述者的叙述却又是互相解构的，他们的叙述互相冲突，无法揭示历史的本然面目，根本就不能证明什么，他们在见证历史的时候自身也被历史和他人见证，他们越是证明自己的“真实”，就越是远离了“历史”的真相，他们根本不能证明什么，能够证明的只能是历史叙述的“花腔”本质。主人公葛任的死亡真相在三种不同的叙述中变得迷雾重重。三个叙述段落之间的相互反讽、证伪、抵牾，使李洱实现了其关于特定历史境遇下个人命运演绎的可能性思考，并让“历史”自我解构于话语的迷障之中，同时成功地完成了对神圣庄严的历史的内部解构。“反讽结构的设置以其形式的功能把握了历史叙事的精髓，实现了李洱的‘花腔’历史诗学观念的有效传达。”
阿来的《尘埃落定》文本结构上的反讽策略贯穿整部作品。主人公麦其土司家二少爷的傻子话语系统及其叙述和正常人话语系统及其叙述之间构成反讽对峙，与小说的基本叙事之间醒目地呈现着某种错位：一方面是二少爷对家族王位继承、财富积累、领土扩展等土司传统的漠然、茫然，以及顺应时代变迁的坦然；另一方面却是土司制度下康巴藏人对自己传统的热衷、恪守、惯性期待，以及拼死抱守却终究挡不住的毁灭性命运。二少爷的“傻”是叙述的显性层面和叙事的基本构成，他的“傻”似乎始终只是一种假相，它无不与隐藏在他身后那个大智若愚的智慧形影相随。小说正是以如此的反讽性陈述不断地制造着二少爷“傻”的假相，同时又不断隐曲地拓展着这个“傻”少爷超凡智慧的意义空间。他的“傻”显然是对显性世界的价值否定，从而构成小说深部的意义结构，显性叙事结构和隐性意义结构的游离是一种更隐蔽的反讽结构。言与意的悖反使文本叙事因错位而隐匿着一种潜在分裂，这个潜在分裂恰恰是构成小说文本结构反讽策略的基础。
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小说反讽形态的多变和复杂，表现出本时期作家在叙事驾驭上的娴熟和细腻。反讽生成了作品的艺术张力，拓展了作品的意义空间，丰富了作品的意蕴内涵，也极大地激活了读者的思维，使作品具有了独特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反讽叙述形态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小说中表现出了纷繁芜杂的多重面相，除了反讽本身的历史复杂性和内涵、外延的迁延性，反讽作家的个性才情禀赋的不同和精神立场的分歧导致了反讽的个体差异等原因外，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反讽叙事承载了丰富的时代精神内涵，始终反映着时代的意识形态特征的变迁。从现代文化背景来看，反讽是人类文化发展中自我反思的必然结果。90年代以后的文化特征是普遍性意识的衰落和统一价值体系的分崩离析，这无疑与悖论意识的加强具有内在的联系。在文学创作的领域里，由悖论引发的荒诞感便形成了现代反讽视境力图超越的意识起点。尽管90年代的中国在整体趋向上仍处于从前现代向现代社会转型的隘口，一种深在的具有相当稳定性的文化逻辑依然发挥着一种支配作用，事实上，传统的文化逻辑已经受到了来自各个方面的猛烈冲撞。作家们时时处于矛盾的困境之中：传统价值体系的断裂和内心永不停歇的追求的矛盾；对社会无尽的关怀和不能有效地用道德的努力来改变现存的状况之间的矛盾。正是这种悖论状态，构成了本时期小说反讽形态勃发的文化背景。
（责任编辑：吕晓东）
该论文系浙江省社科联课题07B93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褚又君，湖州职业技术学院人文与旅游分院讲师，主要从事现当代文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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