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士］马克斯·弗里施（1957年8月1日）

　　亲爱的瑞士姐妹们、亲爱的瑞士兄弟们：

　　今晚我们在此相聚，为自己是瑞士人而欢庆。什么叫做瑞士人呢？如果你们想再听一听威廉·退尔是怎样勇敢地回答找他麻烦的总督的，温克尔里德是怎样崇高地为了同胞而牺牲自己的，如果你们大家都想再听一听这些美好的英雄故事，那么你们就找错国庆的地方了。

　　我感兴趣的是我们今天的瑞士人是什么样的英雄。你们已经注意到我的讲话欢庆气氛不会很浓。当我想到今晚到处都在谈论我们瑞士人所拥有的自由；当我想到侮个城市每个乡村今晚都在赞美我们瑞士，每个大饭店都有人敲着自己的杯子站起来，而孩子们，也许还有大人们情愿用调羹吃光自己的冰淇凌；当我们这样想；瑞士、自由、自由、还是自由、还是瑞士，那么我就很想稍稍地利用一下我们这受到赞美的自由，而不是去赞美自由。

　　亲爱的瑞士姐妹兄弟们：我认为瑞士对自己评价过高了。这是我个人的看法，我在这一刻钟里所讲的一切。完完全全是一个瑞士人的个人看法，他值此国庆节之际利用自由拥有一点自己的看法，并把它说出来，而不管是否合同胞们的心意。

　　我认为瑞士怀有恐惧。这与她可能对自己评价过高有关。我们大家都很愿意想象自己受到全世界的喜欢，至少受到自由世界的喜欢，因为我们的报纸凡是赞美瑞士的都报道，凡是批评瑞士的都不报道，或者只报道那些对瑞士，愚蠢得我们完全可以不当一回事或者人人都要发笑的批评。—比如腐败。墨西哥存在腐败，法国存在腐败，甚至—如果允许我说这不好听的话—美国也有腐败，但是每个瑞士好人都知道，在瑞士没有腐败，而我们这里如果偶尔出现一点在法国称之为腐败的现象，那只是一种例外。归根结底，我们从上到下都是正派人。

　　我刚才说，瑞士怀有恐惧。我的意思很简单：每个在扮演一种不完全符合实际的角色的人必然怀有恐惧，因此这个人听不大起批评。我这个人到处旅行，到过的地方相当多，也相当远。我见过欧洲以及欧洲以外的一些国家，我愿意做个瑞士人，但是我不觉得自己有责任认为瑞士比其他国家好。

　　我爱实际存在的瑞士；正因为她是实际存在的那个样子，正因为我爱她，因此不能没有批评，不能没有自我批评。瑞士究竟是谁？瑞士是我们。有一次，在巴尔干有一个老农妇间我，因为瑞士人如此诚实，所以瑞士没有一个监狱，这是否真实。我问她：“是谁告诉您的？”她说：“这是我们在学校里学到的。“

　　有时你会碰到一些把瑞士当成一种梦幻，当成一个仙境的人，但是你也会遇到另一些不把我们的瑞士当成梦境，而是看做现实的人，甚至包括美国游客。上一次我在美国时认识了一对从欧洲回来的夫妇。他们直言不讳地对我说：“我们非常恨瑞士！”为什么？“我们讨厌瑞士，对不起。”我问其缘由。我

　　得到了这样的回答：“瑞士人在美元面前卑躬屈膝。直到南面的意大利我们才重又闻到人的气味。在瑞士，人们都在美元面前卑躬屈膝。”

　　我们瑞士人受欢迎的另一个例子：在希特勒还相当厉害的那些日子里，我认识了一个英国人，一个被拘留的皇家空军飞行员，他是一个有教养的青年，在托卜鲁克上空被击落。一个瑞土女人，苏黎士州山地的一位女士，为他提供膳宿。她徒劳地等着他赞美瑞士。这位英国青年不想说他的心里话，听到这则幽默却很开心；“瑞士人为希特勒的胜利工作6天之久，到第7天才为自由的胜利面祈祷。”这个英国人本人就是被一门瑞士厄利康研制的优质自动高射炮击落的。

　　我们能有其他什么做法呢？我只是说：当我们在8月1日夸耀自己，并且不是毫无顾忌地把自己与今晚肯定会在每个国庆祝词里作为我们的兄弟提及的勇敢的匈牙利人相比时（尽管大多数匈牙利自由战士是为一种不一定适合我国民众的自由，即社会主义自由而牺牲的），我们应当小心谨慎才是。我要说的是：我是瑞士人，尽管别人认为他们才是真正的瑞士人，因为他们只谈瑞士那些值得我们去赞美、热爱、并且为之欢欣鼓舞的好处，而不提瑞士例如与那个一旦制造了足够的德国钢盔、德国皮靴和核弹头就会露出其反民主真面目的阿登纳德国所进行的日益兴盛的交易。这可真是：今天归今天，明天归明天，交易归交易，8月1日归8月1日。

　　再回过头来谈恐惧：找指的不是那种笼罩着这样一些国家的恐惧，在那里随时都会有国家警察来按门铃，把父亲或者儿子一去不复返地带走。这是一种天然的恐惧。我指的不是那种当人们发现德国重新任用旧纳粹将军的时候所产生的恐俱。这也是一种天然恐惧。我不是说我们对俄国、美国和放射性不要有恐惧。我们有理由产生天然的恐惧。如果总参谋部的一个人说，我们对放射性不必恐惧，因为我们可以建造掩体，那这不是恐惧，而是代价很高的迟饨，而恐惧比迟钝要好。

　　我指的是：瑞士人对所有的新事物感到恐惧。我们在各个知识领域里有许多优秀的瑞士人，由于瑞士民众对新思想感到恐惧，他们就移居国外了。我们国家不知道该怎样用钱，而如果有人带着创造性的新思想脱颖而去，他往往不得不到国外去寻找钱。新事物只有在别人做过尝试后，我们才敢去试一试。我们生活在模仿之中，因为我们的境况越好，就越害怕冒险。从来没有像在经济景气中这样不敢冒险的，这真是不可思议，但却是事实。工人日子过得越好，就越无法让他参与一种新思想，甚至都无法让他参与集体的新思想。什么也不要改变，这是一种趋势。什么也不再改变，但是经济景气不是永恒的，因此我们感到恐惧。因为钱随时都会贬值。于是事情就取决于谁有新思想，千是有新思想的是别人，他们习惯于自行发展自己的新思想和问题。我问你们：我说对了还是说错了？我要说的是：因为今天的瑞士好像没有自己的新思想，因为在瑞士出现的新思想不能变成现实，而在瑞士所实现的绝大多数东西，都是对外国先进水平的模仿，恐惧因此而生。恐惧的标志是自卑感和自负。

　　亲爱的还没有选举权的瑞士姐妹们、亲爱的瑞士兄弟们：我们在此相聚是为了唱动听的歌曲。我并不想使你们和我扫兴。我们有全部的理由来歌唱，因为没有人逼迫我们歌唱，也没有人会由于没有到这个广场上来而受到惩罚。气氛是庄严的，因此，简要地说：当我们讴歌我们瑞士的时候，我们歌颂的是什么？是家乡呢还是祖国？我认为宁可是家乡乡亲和风光。

　　祖国对街咪说是某种始于武器库终于士兵墓的东西。我们歌颂的是过去还是现在？我们歌颂的是威廉·退尔还是埃米尔·兰多特？

　　我认为不是过去，我认为不是现在，而是未来：一个不再由投机取巧者治理的、工会在这里比一个饱食终日的小市民的疲惫社会重要一些的瑞士。当我们讴歌自由的时候，我们歌颂的是什么呢？这是一个极其棘手的题目。每个雇员—说得好听点：他根本不是接受工作，而是制造工作—每个雇员都有提出自己的办公室里什么东西不合适的自由。而每个雇主—也说得好听点：他不是给予工作，而是接受工作，因为他需要工作，并为工作付钱—都有解雇我的自由，而我有另外找一个职位的自由。这就是自由吗？我们认为，在这个地球上投有什么人拥有像一些人要瑞士人相信自己所拥有的那种自由，但是即使没有绝对自由，在不自由中也有差别，这种差别起着决定作用，我们无论批评瑞士什么都不能忘记这种作用。比如我们以今晚为例：联合卡特尔工业区问我是否做一个简短的国庆祝词。我一直考虑到第二天早晨。然后回答说：“行，一言为定。”没有人规定我在瑞士国徽下必须说什么。也没有人问过我：您将讲些什么？您最好不要讲这个或者那个1我可不是工业区的人。

　　我现在对你们所说的由我个人负责。这一点对自由来说意味深长：个人负责就意味着冒险。没有一种自由是不冒险的。假如联合卡特尔即使仅仅礼貌地暗示我应该说什么，不应该说什么，那么今晚我就坐在曼内多夫自己的工作室里、而决不会到这里来。我知道我决不会因为我对你们所说的话而到西伯利亚去，也不会到达豪去。

　　亲爱的同胞们，如果你们完全不同意我在这里所说的话，我还是怎么想就怎么说。我可能会引起一些人的反对。我不怀疑他们会有损于我，但是谁也不能强迫我说我所不相信的话。这就是唱“……我衷心地热爱你，”的一个理由。最后我还想说儿句我认为相当郑重的话：请你们使用我们引以为自豪的自由，思想的自由和言论的自由。请你们在自由锈蚀之前使用自由。请你们使用自由，因为它是那种如不使用就会迅速地无可挽救地锈蚀的东西。一句话：请你们使用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