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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月31日，蒋介石在溪口召见何应钦、顾祝同。汤恩伯三人。
蒋介石说：“今天请诸位来，主要是研究当前的布防问题，特别是长江布防问题，我已讲过，要以沪杭三角地带为支撑点，来抵挡共军南下，不知诸位落实如何？”
参谋总长顾祝同回答说：“按照总裁的部署，我们把长江防线划为两大战区，湖口以东归汤司令的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指挥，总兵力75个师，约45万人；湖口以西归白崇禧的华中军政长官公署调遣，总兵力40个师，约25万人。”
蒋介石听顾祝同说到这里，颔首插话说：“把长江防线划为两个战区，我赞同。但江西湖口以西，恐怕是靠不住的。因此，要紧紧以淞沪地区为核心，把它作为台湾的桥头堡，凭借海空军的优势，牢牢掌握战争主动权。”
汤恩伯面有难色，接过话说：“总裁英明，以淞沪为核心，必可使东线固若金汤，叫共军有来无回。只是湖口到上海，战线实在太长，大约有近800公里，我们75个师，直接用于江防的不到52个师，仅30万兵力，希望能再加强点力量。”
“平均每华里只有二三百人，力量确实单薄了一些。不过，不用着急，我已下令重新编练14个司令部，人马很快就会有的。敬之，你说对吗？”
何应钦说：“对！我们正在抓紧编练15个司令部，200多个师，不久就可以补充300多万兵力。”
汤恩伯连忙问道：“敬之兄，你什么时候能够将人马给我调拨来呢广
何应钦想了想说：“大概还要两个多月的时间吧。”
汤恩伯不无担心地说：“只怕共军不会给我们这么长的时间吧。”
正如汤恩伯所言，正当蒋介石在溪口调整战略部署，积极进行防御，妄图以长江天堑为险，做着隔江而治的美梦时，决胜千里之外的毛泽东也把一切都布置好了。
此时，毛泽东站在北平作战室“渡江战役兵力部署图”前，对一旁的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五大书记侃侃而谈：“蒋介石又打错了算盘，他以为放出和平谈判的烟幕，就能遮住我们的眼睛，从而调整部署，编练新军，阻挡我们前进，我们不会给他这个喘气的机会。”
说到这里，毛泽东将指点地图的木棍从上往下一压，坚定地说：“要坚决、彻底、干净将他们消灭！”
朱德站起来操着一口四川口音说：“对！我们立即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
4月ZI日，毛泽东和朱德联名向解放军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
蒋介石怎么也没想到，他苦心经营的长江防线竟不堪一击，一夜之间，竟被人民解放军全线突破了。
4月23日，南京解放，国民党南京总统府的旗子降落，宣告了国民党22年反动统治的覆灭。
国民党政府南逃广州。
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携夫人郭德洁飞往桂林。
中国人民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以“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的英勇气概，横扫大西北，席卷大西南，进军中南沿海，追歼逃敌，肃清残匪，迎接全国解放。
国民党军队四散奔逃，惶惶不可终日。
7月16日，蒋介石以国民党总裁的身份在广州召开了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
蒋介石干咳了一声说：“中正1月引退，请德邻老弟代行总统之职，目的是为了谋求和平，可是，共党无和谈之意，遍地战火。”
蒋介石用眼睛的余光扫了在座的人一下，接着说：“鉴于非常时期，党政军中央机构分散不便集中决策，我提议特设‘国民党非常委员会’作为党国最高决策权力机构。中正以国民党总裁身份兼任主席，德邻任副主席。”
李宗仁一听按捺不住了，当场顶撞蒋介石：“蒋先生，你这个非常委员会有设立的必要吗？”
蒋介石不容置疑地说：“我刚才已经讲了，值此非常时期，只有设立非常委员会才能担负戡乱救国之使命。”
李宗仁气更不打一处来：“蒋先生，既然如此，那我这个代总统还干什么呢？”
“你该干什么就干什么，我会一如既往地支持你。”蒋介石说。
李宗仁继续据理力争：“这样一国三公，政出多门的情形，叫我如何为国效力？”
蒋介石望着天花板，不耐烦地说：“德邻老弟，你首先是党员，然后才是代总统！”
李宗仁还想说什么，蒋介石却宣布散会，并先走出会场。
李宗仁感到莫大的耻辱和悲哀。
1949年10月1日，北京30万人聚集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开国庆典。
毛泽东一改过去不修边幅的习惯，把蓬松的头发梳理得十分光亮，露出宽阔的脑门，神采奕奕地登上天安门城楼，俯视着人头涌动的广场，用他那高昂的湖南乡音，向全世界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厂’
偏居台北的蒋介石从收音机里听毛泽东的声音，瘫软在沙发上。
毛泽东在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同时，继续指挥和驾驭着中国各战场上的战局。
10月14日，广州解放。国民党政府迁至重庆。
陈立夫知道大势已去，便在西南各省进行了一些布置，他派内调局副局长张益民急飞重庆，尽快筹建内调局大西南指挥中心。
张益民到重庆后，经过很大努力，工作却不见成效，内调局大西南指挥中心始终没有建立起来。
后来，张益民又搞了个“西南游击区”的计划，委派一些中小特务到各县去发动当地恶霸势力和中统外围组织，建立反共游击军和游击根据地。
但这一计划还未付诸实施，人民解放军已经兵临重庆了，重庆一片混乱。
季源溥、陈立夫先后飞到重庆，以求稳定人心。
季源溥先到重庆，他是按计划到各个办事处了解情况。指挥工作的。
他住在范庄，并在此办公，批阅公文，接见部属，并主持内调局局务会议，决定发布应变计划并通告地方单位。
季源博到重庆后，渝调处处长王难三在重庆皇后餐厅举行近200人参加的欢迎会，其中有内调局副局长张益民及处科级人员，有重庆市党部及重庆市参加会中的中统分子。
在宴会前，季源博发表了讲话。
他首先表明抗战期间在重庆住了8年，又曾是重庆市党部委员，重庆可以说是他的第二故乡，对重庆有深厚的感情。
接着，他又说明时局维艰，抗战8年，是靠重庆取得最后胜利的，希望大家团结一致，以四川为民族复兴根据地，共赴时难，争取最后胜利等等。
季源博的演讲好像信心十足，但在会后与亲信甘青山私下谈话中，却表示对台湾没有信心，说他虽然把家眷都送到台湾去了，但是台湾仍靠常败将军陈诚来防守是靠不住的。
季源博很动情地说：“将来走投无路，我就只有跳海殉国。”
言语间流露出悲观失望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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