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看”，巴甫洛夫对阿斯拉强说，“我已经在报上声明了，说我不是医生，不治病，可是还不断有人写信来要求帮助。医生的职业是多么高尚呀！

　　一个人对另一个人寄以无限的信任。你怎么啦！坐吧，请坐下来谈。”

　　阿斯拉强腼腆地微笑了一下，望着巴甫洛夫。

　　“是这么回事。别赫捷列夫脑研究所管理处聘请我组织一个中枢神经系统生理学部并领导这个部的工作。他们答应给我提供进行大规模试验的良好条件。”

　　巴甫洛夫把眼镜摘下来，擦拭后戴上，又摘下来，突然激动地说了起来：

　　“是呀，什么事都有到头的时候。以前我也曾离开奥夫夏尼科夫，为了在博特金诊所附属的实验室进行独立的科学研究……我也曾和别赫捷列夫进行过激烈的争论，而结果呢，我们都在从事同一的事业……是的，一切都过去了，但一切并没有消失。当然，当时的条件和现在无法相比。你们这一代科学家生活在一个幸福的时代。我当时还自己用罐头盒做变阻器呢……但是，尽管这个阶段艰难困苦，但是我认为这是形成我学术研究活动特点的决定性阶段，而对我个人来说，这也许是我整个一生中最有趣味和最有丰富内容的阶段……”他亲切但又不无感伤地瞧了阿斯拉强一眼。“我的学生们，你们一个一个走了，到别的地方去发展你们的事业了。我也习惯和你们告别了……我是不想放你走的，但是我没有看到另外的、比这更适合于你的机会，所以只好同意。但是有一个条件，就是你要继续同时在我领导下的一个研究所里工作。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就是这样做的，当我在军医学院工作时，同时又在实验医学研究所和科学院的生理实验室里兼职。你是个一丝不苟的科研人员。祝你在新的岗位上成功地组织和领导科研工作。对一切的失败要有耐心，永远记住，我们要善于从失败中学习，如果一个人一切都十分顺利，那倒不是一件好事……我最好的课题，最深刻的问题都是在做试验的过程中，也就是在工作中产生的。如果你没有思想，就看不到事实。为了判明事实，必须善于观察。不过，关于这一点我对你和其他的人都不止一次提到过。

　　虽然，如常言所说，重复是学习之母……不久以前我和卫生人民委员部部长卡明斯基谈过一次话，我竭力说服他要在所有医学院校开设遗传学课程。对此卡明斯基是这样回答的： ‘我们不应该有一个不懂遗传学的医生！’我请 你记住这一点，亲爱的阿斯拉强。好吧，那我们就再见啦！”

　　他从来不采取什么措施来预防感冒。他认为自己的身体是经得住考验的——他一年四季都游泳，经常长时间地步行。他认为步行也是锻炼。但是有一点他没有考虑到：在长时间的体力活动后身体变热了，可是他还常常长久地迎风站着，有时是等马车，有时等电车，已经患过3次肺炎了。但他体质比较好，病后很快就恢复了健康。但是，突然——那时已是85岁的高龄——

　　他又患了肺炎，这次发病非常严重，已经到了致命的程度。为了抢救他的生命，政府采取了一切措施：尽量提供必须的药物，精心地护理和舒适的环境。

　　巴甫洛夫不想住医院，况且病情这样严重要移动也很危险。所以医生和病人的最小愿望总是立即得到满足。电话铃声太吵人，刚一说起，马上就把电话挪到另一个房间。为他治疗的都是一些最高明的教授。奥布霍夫医院的医生们一天三班轮流护理。两个副药剂师也参加他们的工作。家人探视病人的时间规定也很严格，只有几分钟。

　　危险终于过去了。他痊愈了。著名的医生们会诊决定他必须进行3个月的巩固治疗，必须在郊区休养，保证严格的生活制度和脑子的充分休息。

　　“当然，这一切都是必要的，但是工作还是在那儿等着，而时间却白白地浪费，”巴甫洛夫对他们说。“不过，这不是你们的工作范围。总之，我非常感谢你们治好了我的病，使我有可能活下去并进行工作。”

　　他在家里呆了几天，当然，没有离开电话一步。后来他去了自己的生理学研究所，还去了实验医学院。然后他以双倍的精力投入第15届列宁格勒国际生理学会议的筹备工作。需要准备的不仅有列宁格勒的实验室，而且有科尔图什的实验室。他想把苏联生理科学方面的所有成就都向外国客人展示出来。

　　1935年5月底，巴甫洛夫坐汽车来到了科尔图什。他望着绿色的白桦树幼林，茂密的红柳，漾着青绿的冬麦田，蔚蓝色的晴空，一切都使他心旷神怡。

　　“请你说说，巴甫洛夫，为什么看起来你比你的同事们显得年轻？而实际上你比他们大。”长年给他开车的司机波将金这样问他。

　　“这又有什么奇怪的！”巴甫洛夫回答。“别喝酒，也别抽烟，抽烟会使你的心脏受罪。这样你就会活到100岁！”

　　汽车突然停住了。

　　“发动机好像出了点问题。”波将金说着下了车，打开车盖。

　　“要很久吗？”

　　“谁知道，也许得费点时间。”

　　“那怎么办？我不能迟到，大家等着我呢。”

　　公路上出现一辆公共汽车。巴甫洛夫扬起手，公共汽车停下来，让他上了车，继续急驶。一个售票员来到他面前。巴甫洛夫在大袋里掏摸了一阵。

　　其实他不掏也知道，他出门从来不带钱，这早已成习惯了。

　　“对不起，我没有钱。”他说。

　　“怎么能没有钱？这我管不着。必须买票。”

　　“瞧，我的确没有钱！我从来身上不带钱。都是由我妻子管。”

　　“你的妻子跟我有什么相干！买票！”

　　巴甫洛夫转过身。乘客们——两个老太太和一些小学生，都好奇地看着他。

　　“这算什么事啊！就是把他送民警局也不为过。这么大年纪了，还这么干，”售票员气愤地说。

　　到了科尔图什，巴甫洛夫的儿子沃洛佳来接他。公共汽车一停，巴甫洛夫就在车门口气冲冲地说：

　　“沃洛佳，快替我付票钱，我没钱买票。”

　　一次，全家人在露台上喝茶。沃洛佳的妻子叶夫根尼娅从茶炊里给大家倒茶。巴甫洛夫透过露台的大窗户眺望小城的新楼群。

　　“我老了就搬到这里来长住。坐在这里就可以看到生物站的活动……难道真的会有一天我就不能工作了吗？衰老——多么讨厌的东西，不该长毛发的地方长了毛发，而该长毛发的地方都脱落了……是啊，老了。过去我回忆什么现象的时候，脑子里总能出现整个实验的生动画面，包括一切细节。现在不行了，脑子里只留下了感兴趣的东西，而整个的画面却没有了……不过，我的记忆力还是不错的，就是现在我还记得所有同事的名字、父称和姓。我一生中共过事的有好几百人。我也记得我们作重要试验的狗的名字。我还记得在哪个会议上提出和解决了哪些问题。所以到现在为止我还用不着做任何笔记。一切都在这儿！”巴甫洛夫弯曲着手指敲了敲脑门，然后笑了。

　　“其实用不着这么费脑筋，”沃洛佳说，“这样总有些东西要忘掉，那就永远失去了。我当你的秘书吧，我可以全替你记下来……”

　　“不，这还不忙。到这一步还远着呢。眼前的事是要去英国，要在第十一届神经学会议上作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