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生人民委员部颁布在科尔图什建立生物站的命令之后，4年过去了。

　　建站的原因相当简单。还在1923年便在科尔图什村建立了一个养狗场。有一次，巴甫洛夫乘火车走过那里。他快步走到离铁路10公里的地方，发现这里真是一个好地方。他在这里住了3天——游泳，在田野散步，做打棒游戏。

　　那时他脑子里就萌生了要在科尔图什建一个郊区的实验室的想法。环境非常安静，一点干扰也没有。从那时起，每到夏天他就把全家带去。他们住在一个2层的木结构房子里，租的是2层楼。在他办公室外是一个阳台。他喜欢清晨在阳台上工作。

　　就在这个阳台上，涅斯捷罗夫给巴甫洛夫画了第一张肖像。虽然所有的人，包括谢拉菲玛，儿子们和女儿，都很喜欢这张画像，但是画家本人却不太满意，因为他对巴甫洛夫进一步了解之后，已经不是从一般的角度看他了，所以他决心画第二张。

　　为此目的他于1934年又来到科尔图什，那时巴甫洛夫已经85岁了。这个村子已经变得认不出来了，已经变成一个舒适的小城。巴甫洛夫一家住在一座新的2层楼房中，楼顶有一个平台，每天晚上巴甫洛夫在这里用望远镜观察星空，这是他一生中最后的爱好。

　　现在，巴甫洛夫已经不游泳了，也很少做木棒游戏。但依然热爱体力劳动：莳弄花草，清扫道路——他都要花上两个小时。

　　巴甫洛夫家住的房子周围有果园，浆果地，花圃和菜园。花园中还有几只蜂箱。

　　有一天吃早饭的时候，巴甫洛夫兴致勃勃地谈起蜜蜂。他急切地断言说，蜜蜂是一种聪明的动物。它们在他身边飞来飞去，可是不螫他，因为它们知道，他不是养蜂人，不是剥削者，并不想图谋它们的花蜜。

　　“每一只蜜蜂都有自己的职责，从不侵占别人的劳动。这是一种多奇妙的动物！”巴甫洛夫激动地说，用拳头敲了一下桌子，最后几年来这已成为他特有的一种手势了。

　　一起吃早饭的有3个人——巴甫洛夫，谢拉菲玛和涅斯捷罗夫。无论谢拉菲玛还是涅斯捷罗夫对他那番激昂的演说怎么也不敢赞同。

　　第二天巴甫洛夫的右眼旁起了一个难看的肿包。在吃早饭的时候他一直沉默不语，好像在想什么心事。到大家都散去之后，他说早上在花园干活时一只蜜蜂螫了他。

　　“这只蜜蜂显然是个蠢货，”他立即作解释。“它分不清谁是不伤害它的朋友，谁是真正的敌人——养蜂人。这次当然不能算是典型事例，而只是一次例外。”说完之后他就完全心安理得了，情绪也好了。

　　对这件事，无论是谢拉菲玛，还是涅斯捷罗夫也还是不置可否。

　　但是过了一天，巴甫洛夫的左眼旁又冒出了一个肿包，比头一个还大。

　　他的脸都歪了，不由得让人看了发笑。而他自己则郁闷地坐在那里，思考着什么，快吃完早饭时他宣告说：

　　“今天蜜蜂又螫了我一下。显然，我以前的推断是错误的。现在弄清楚了，对于蜜蜂来说，和平的劳动和它们的敌人——养蜂剥削者的劳动之间毫无区别。”

　　他停了一会，又议论起狗来：

　　“狗是一种不寻常的动物，也许，是一种最聪明的动物，是动物世界的贵族。有些狗离开人便活不下去，它们对人有一种不可遏制的依恋。怪不得到处都传闻一些荒诞不经的故事。譬如说有这么一本瑞典医生蒙捷写的回忆录，还不如说是一本小说，叫《圣·米克利轶事》。瞧他是怎么写的：狗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本能，能预感到主人面临的生命危险，并力图排除这种危险……这种现象你叫什么也可以：预感，生物嗅觉……”巴甫洛夫沉思地皱了皱眉，做了一个手指并拢的习惯手势。“即使是杜撰，其中也有值得思考的东西。但是对生理学家来说更重要的是：狗的反射能力和人很相像。难道不是这样吗？狗在驯化动物之中简直就是动物之王。没有任何一种活物如此了解我们。瞧，我们说得过久了，该干活啦……”

　　为了庆祝巴甫洛夫的85岁寿辰，苏联人民委员会决议拨100万卢布给科尔图什生物站作活动费用。

　　巴甫洛夫有些忐忑不安了：是不是太奢侈了，我们能对得起这笔钱吗？

　　“不，巴甫洛夫，你的顾虑是不必要的，”生物站副主任里克曼这样安慰他。“看我们开创的是什么样的事业！”

　　“研究遗传学是一桩了不起的事业，”巴甫洛夫同意他的话，“只怕时间不够啦……从一个动物生下来时就开始观察，然后再观察它的后代有哪些一致，哪些不一致的地方，这需要耐心再耐心。需要好些年的时间……”

　　巴甫洛夫催促那些建站的人，他想尽快开始研究他的新课题，但他也明白，过于匆忙反而会给事业带来损害。在建设科学域的设计书中，一切都结合新课题的特点作了周密的考虑。

　　在设计书的序言部分强调说，研究神经系统类型学问题对“用客观科学的方法解决教育学的根本问题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生物站的任务是研究高级神经活动的遗传和教育条件对神经系统类型的影响。新的课题要求对那些作试验的动物予以特别的关心，因为在整个遗传构成中哪怕失去一只动物不但会严重降低研究的价值，而且也会使工作延误若干年”。因此所有的建筑在卫生方面应该是比较理想的。

　　生物站里养了大约100条狗。它们那优越的生活条件超过了世界上所有的实验室。

　　在主楼屋顶下的三角形墙壁上写着“高级神经活动遗传学、实验室”，在旁边的塔楼上写着“细心再细心”。在实验室前面立着三座雕像，一座是创立反射学说的杰卡尔特，另一座是谢切诺夫，第三座是遗传学的奠基人孟德尔。

　　苏联人民委员会和联共（布）中央在巴甫洛夫生日那天向他发来了贺电。

　　洛普欣大街被改名为巴甫洛夫院士大街。

　　《消息报》的记者前来采访。

　　“巴甫洛夫，在这个可纪念的日子，你是否能谈谈今后的打算？”

　　“打算？现在我在可爱的科尔图什休息。我非常非常想再活很多年，活到100岁。甚至活到100多岁！我想一定要亲自完成条件反射方面的研究，加固从生理学到临床学和心理学的桥梁，这座桥梁可说是已大致搭上了。虽然关心我健康的医生们反对，但我还是想在列宁格勒国际生理学会议之前去英国参加神经外科医师会议。我还想明年在马德里召开的生理学家会议上发言。

　　我想活得长久，是因为我的实验室以空前的规模在蓬勃发展。为了我的科学研究，为了修建实验室，苏维埃政权拨了几百万卢布，我相信这种对生理学工作者的奖励——我仍然是其中的一员——将会达到它预期的目的，而我从事的科学也会在祖国的土壤上结出硕果。

　　不论我做什么，我总是在想，我所做的一切首先是报效我的祖国。”

　　涅斯捷罗夫把他所画的第二幅巴甫洛夫肖像自己复制了一幅送给了他。

　　这就是那张以窗户为背景的巴甫洛夫侧面像，这张画像上他双手前伸，这个姿势表现了他的性格，他的精力。窗外是科尔图什的秀丽景色。桌上是盛开的花朵，象征着他那不断焕发青春的生活。

　　巴甫洛夫在给这个画家的信中写道：

　　亲爱的涅斯捷罗夫，衷心感谢你和叶卡捷琳娜·彼得罗夫娜在我85岁生日时给予我的热情问候和礼物。我在迟暮之年仍能使你对我产生如此感人的友好情感，我十分幸福。

　　愿你在你的艺术创作中，不断获得快乐。我在自己的科研工作中仍一直体验到一种永不枯竭的生活兴趣。祝你和叶卡捷琳娜·彼得罗夫娜万事如意。你们的巴甫洛夫。

　　列宁格勒市苏维埃执行委员会拨了一辆豪华的“林肯牌”汽车给他私人使用。开始巴甫洛夫不想要——他自己有一辆，虽然是旧了一些。但这辆车使他折服了。司机把车开进院子，做了一个漂亮的转弯，轻盈地向前滑动。

　　巴甫洛夫也不能不为其造型和性能的完美而倾倒。

　　几天以后，他来到全苏高尔基实验医学研究所的神经病诊所，当他和同事们走下台阶来到等在那里的“林肯牌”的时候，他打开车门。

　　“女士们，女士们，请上车！”他发出邀请。

　　妇女们，像在所有这类场合下一样，愉快地喧闹着向汽车奔去。巴甫洛夫关了车门，汽车徐徐地开动了。

　　“那你呢？你为什么不上车，巴甫洛夫同志！”

　　巴甫洛夫笑了笑，向她们挥了挥手，然后拄着拐杖，微跛着向涅瓦河方向走去。一小时以后他又坐在生理学研究所拆阅邮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