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尔比诺打算在罗马大学设立理论物理讲座的想法，一开始就遭到一些人的反对。当费米应聘，一批年轻的物理学家进入物理大厦，干得兴高采烈之时，这种反对就升级为仇怨了。一位高级物理学教授愤慨地说这是侵犯了他的领域，是认为他不会教他所担任的课程，是对他个人的侮辱。这位教授就是人称的“北先生”。
1928年发生的一件事，人们普遍认为是“北先生”的报复行动，而牺牲者是费米，尽管费米不介意这种恶作剧。
事情是这样的：意大利科学院一年一度的年会，可以提名新院士。
这年6月，科尔比诺准备推荐费米为院士。但因他自己要去一趟美国，不能出席会议，便准备了提名信，而“北先生”则答应在会上代为宣读。
当科尔比诺回来时，费米却并未成为院士。他问“北先生”为什么，“北先生”摸摸自己的前额说：“我的记忆力糟透了！我忘了你的信。 它还在我的口袋里呢。”
机会还是有的。
早在1926年1月，意大利内阁曾批准成立一个新的“意大利学院”。
在墨索里尼心目中，这将是一个最高的学术机构。它超乎现有的各种学术组织，以便使之为意大利在国际上争取荣誉，配合法西斯主义的集权需要。
首批30名院士定于1929年3月选派。根据条例，参议员不能任院士，科尔比诺也就未被列入。要是第一批院士中必须有一名物理学家，那就得另找他人。“北先生”认为自己大有希望了。“北先生”对于法西斯党的忠诚，是人所共知的，但其他许多有声望的物理学家并不如此。
然而，他的希望落空了。
有一天，一个青年直奔“北先生”的办事处方向，一面高声嚷嚷：
“第一批院士已经选定了！其中有一位物理学家……” “北先生”张大了镜片后面的眼睛，涨红了脸听着。
亚马尔第却兴高采烈地继续叫道：
“是费米！……”接着便跑开了。他瞥见“北先生”的脸变成了紫色。
费米对这意外来到的荣誉，当然感到欣慰和兴奋。他才刚满27岁。
然而他从来没有刻意追逐这种荣誉，他宁可回避。
新院士的地位，给他带来颇为可观的薪金，使他可以更好地从事研究和著述。这份薪水比大学所得还高50％，还可以兼职。金钱可以消除收支不抵之忧，可以带来安全感。这是非常实际的潜在价值。“金钱，总是自己跑到那些不去找他的人那里。我不曾去找它，它自己却来了。”
费米曾经对他的妻子这样说。
当上院士，必须缝制院士礼服。为这，花费了7000里拉，折合美金350元，等于他大学三个半月的薪水。学法兰西的样子，意大利新院士的礼服绣有银纹，裤子也镶银纹，粲然有光。此外还有一顶斜插羽毛的卷边礼帽、一柄短剑和一件黑色的长外套。
费米不喜欢招摇，对这套服装非常讨厌。他只是在10月28日学院宣布正式成立那天，也即是法西斯进军罗马七周年那天才穿戴起来。这一天，正好有漆匠在家里干活。费米觉得让人看见他穿着得那么古怪，有点难为情，他叫妻子把所有面向走廊的门都关起来，好让他出去。
接着的问题就是他该叫一辆街车呢还是自己开那部“小宝”轿车？
“小宝”轿车和这个庄严场合是不相称的。但他还是依自己的脾气，用 黑外套把羽毛和银绣掩盖起来，不自在地开着自己的汽车上路了。
另一件使费米感觉不习惯的，是院士的尊称——“大人阁下”。有一次去到一家曾经住过的旅馆，经理问他：“您是费米大人的亲戚吗？”
“远房亲戚。”费米说。
“费米大人时常到这里来。”经理郑重而自豪地说。
费米这样把自己开脱后，感到自在得多。
费米在科技学术界的声誉越来越大。1930年夏季，美国的密西根大学举行理论物理研讨会，邀请费米就“辐射量子论”发表演讲。这是他第一次接触美国。
密西根大学物理系主任朗道尔教授热情地接待了他。费米用他那不正确的美语发音和不准确的翻译术语讲他的量子理论。有两位来自荷兰的物理学家在每次听完讲以后，自告奋勇地把他说错和误用的词语列成一张表交给他。费米一经明白，他的错误就不会重犯。夏季将尽时，费米演讲中的用词和语法错误已明显减少。后来这两位朋友也认为没必要再给他列举错误了。
此后，从1933—1937年，每年的夏季，费米都要到美国去讲学或从事研究工作。初到美国，处处感觉到它与欧洲的许多不同。纽约，无论什么东西都体现出现代化都市的特色：到处是摩天大楼和高架桥，孩子手上的污垢，到处扔的是废纸、纸袋、纸巾和包装纸……他们相信金钱就是一切，包括象征公平与尊严的法律在内，都能够用金钱来收买。例如出巨资来悬赏捉拿犯罪的人或通风报信的人。这种带有原始残忍性的事情在意大利早已不复存在了。他认为美国人的生活中缺乏欧洲人的那种文雅，他们的自发精神和缺乏节制的行为是一种不成熟……
但是，随着接触的增多，他对美国的了解就更深入一层。他看到美国人因为接受了人人生而平等和人人有追求幸福的权利这种原则，他们已经放弃了旧世界的许多特权。他也有机会从外面来看意大利和法西斯主义。
此后每次回国，他在家里总要谈起要移居到美国的意向。要逃离独裁统治。但他的妻子这时还总不以为然，她不相信这种变化会有什么好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