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好兵帅克在警察局里
  萨拉热窝的暗杀事件使得警察局里挤满了替罪羊。他们一个个被带了进来,传讯室的老警官用和善的口吻说:

  “这个斐迪南可实在让你们不上算啊!”

  当帅克被关进二楼一间牢房时,在那儿见到了六个伙伴。五个围桌而坐,另外一个中年人独自坐在屋角里的一张草垫上,象是故意避开大家似的。帅克开始一个一个地打听起他们被捕的缘由来。

  从五个围桌而坐的人那儿得到的回答几乎一模一样:

  “为了萨拉热窝那档子事”。“为了斐迪南那回事”。“为了大公被刺的事”。“因为斐迪南事件”。“因为大公在萨拉热窝被刺”。  

  第六位,那个避开大家的人回答说,他不愿同他们搅合在一块儿,免得惹起嫌疑;说他被关进来,只是由于企图对霍利茨的老板行凶抢劫罢了。

  于是帅克便同桌边那伙谋叛犯坐到一起了。他们各自把被捕的经过相互唠叨了十来遍。

  除了一个人以外,其余的人都是在饭铺。酒店或咖啡馆被捕的。这位例外的先生长得十分肥胖,戴副眼镜,泪水满眶,他是在自己家里被捕的,因为在萨拉热窝暗杀事件发生前两天,他在“布莱依什卡”酒店请两名塞尔维亚工科大学生喝过酒,随后又被密探布里克斯瞅见他们一起在链条街的“蒙玛特”酒家喝醉过,他自己在报告上签字供认:这一次的酒钱也是他付的。

  他对警察所预审的所有问题都千篇一律地哭诉着说:

  “我是开纸张文具店的!”

  他所得到的回答也同样千篇一律:

  “这也没法为你开脱。”

  那位在酒店里被抓起来的小个子先生,是位史学教授,他在酒店里给人讲述各种暗杀的历史事件。逮捕他时,他正在用一句话给每桩暗杀案的心理分析做结论:“暗杀的心理活动就象‘哥伦布竖立鸡蛋,(传说哥伦布曾与人打赌说鸡蛋可以竖立,对方不信,他便将鸡蛋敲破,竖立起来,轻而易举地赢了对方。)一样的简单。”

  “同样简单的是:庞克拉茨监狱在等着你。”一个密探听了他的演讲,对他的高论作了这么一句补充。  

  第三名谋叛犯是霍特科维奇基地区的慈善会会长。在发生暗杀事件的那天,他的慈善会凑巧在花园里举办了一个隆重的音乐演奏会。这时,宪兵队长来了,说是奥地利有丧事,要求取缔音乐会。会长先生却好心肠地说:

  “请稍等一会儿吧!让他们把《嗨!斯拉夫弟兄们》(此歌为斯洛伐克人萨莫。托马希克所作(1834),在各斯拉夫民族中流传甚广,曾被认作全斯拉夫民族的颂歌。)这支曲子演奏完。”

  而今,他垂头丧气地坐在这儿埋怨道:“八月份我们要选举新的理事会。到时候我要是回不去就可能落选。我已经连任十届会长了,丢这么大的丑,我可受不了啊!”

  被死者斐迪南奇特地捉弄的第四名被捕者,是一位老成持重的厚道人。关于斐迪南的事,他曾整整两天守口如瓶,避而不谈,可是晚上在咖啡馆玩扑克牌的时候,他用一张王牌红桃’7,干掉了梅花王,嘴里还嘟噜了一句:“用红桃‘7,干掉你,和在萨拉热窝一样。”

  招认“因为大公在萨拉热窝被刺”而被抓到这儿来的第五位大人,至今还怒发冲冠,怨气满腹。他那发须竖立的脑袋,就象牲口栏里的扎毛狗。

  此人在他被捕的那个饭铺里,一句话也没说过,甚至连登载有关斐迪南事件的报纸也没有读过。他一个人坐在桌子边,后来也不知来了个什么人在他对面坐下,飞快地问道:

  “您读了报吗?”

  “没读。”

  “您知道这件事吗?”

  “不知道。”

  “您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不知道。也不关心是怎么回事。”

  “可您应该感兴趣啊!”

  “我不明白,有啥好使我感兴趣的。我只管抽雪茄,喝上几杯,吃我的晚饭。我不读报。报上净说谎,我一看就生气。”

  “连萨拉热窝暗杀案您也不感兴趣?”

  “我对什么暗杀案都没兴趣。管它发生在布拉格还是在维也纳,在萨拉热窝还是在伦敦。管这些事,只会招惹衙门。法院和警察。要是某地某时有某人被刺,活该!谁叫他那个傻瓜不当心,让人家给宰了的!”

  这就是他在这场对话中说的最后几句话。从此,他每隔五分钟就拉开嗓门嚷一遍:

  “我没罪,我没罪!”

  他进警察局的大门时嚷的是这句话,到布拉格刑事法庭时喊的也是这句话,跨进牢房还是带着这么一句话。

  帅克听完所有这些人的可怕的谋叛案情之后,认为该是指明他们的处境毫无希望的时候了。

  “我们的情况都遭透了,”这就是他开篇的安慰之词。“表面上看,你们,我们大伙儿好象都不会有什么事,这可不见得。要不是为了惩办我们这些多嘴饶舌的人,干吗要警察局?连大公都遭了暗杀,在这种非常时刻,把你我揪到警察局来,是没啥好大惊小怪的。这一切,也是为了让斐迪南的丧事办得热闹些。有气派些嘛。依我看,被抓到这儿来的人越多越好,这样咱们就会过得更开心些。想当初,在我服役的那时节,有时咱们连队的半数人都被关了起来。不光是军队里,在法院里也是,不知有多少无罪的遭到判决。记得有一次,一个妇女被控告杀害了刚出世的双胞胎。尽管她赌咒发誓,说她扼死的绝不可能是一对双生子,因为她只生了一个小女孩,还说那孩子没什么痛苦就被她掐死了,可还是判她为双重谋杀罪。还有一个住在萨别赫利采的吉普赛人,他没犯罪,硬说他夜间闯进杂货铺,抢走了圣诞节敬献上帝的美味佳肴,他对天发誓说只是进去暖和了一下身子,可也无济于事。只要落到法院的判官手里,你就倒了大楣。不过倒楣事总得有。尽管这些人并不象他们想象的那样,都是无赖。可是今天,尤其是在斐迪南被刺杀的这么个严重关头,你又有什么法子去分清好人和坏蛋呢?想当初,我在布杰约维策服役的那时节,有人在靶场后面的森林里,把大尉的狗给打死了。大尉知道这事后,马上叫全体紧急集合,让我们排队报数:’逢十者站出来。,我当然也是逢十的一个罗。我们排好队,笔挺挺地站着,连眼睛都不眨一下。大尉在我们面前踱来踱去,嚷道:‘你们这帮无赖。贱货。歹徒。畜生!为了这条狗,我恨不得把你们全都关禁闭,剁成肉酱,毙了你们,要不,把你们揍个鼻青脸肿。你们该放明白点,我是不会饶恕你们的!哼,每人关十四天禁闭。,你瞧,那会儿还只是为了一条小狗,今天可是为了一位大公啊。当然得张罗得吓人一点,把丧事办得体体面面。”

  “我没罪,我没罪!”那个蓬头竖发的人又嚷了一遍。

  “耶稣也是没有罪的,”帅克说,“还不一样钉在十字架上了。自古以来啥地方都一样,管你有罪没罪,就象军队里常对我们说的:’Maul halten und Weiter dienen,,(德语:“住嘴!当你的差!”)这才算是尽善尽美哩!“

  帅克往草垫上一躺,心平气和地睡着了。

  这时,又带进来两个新犯人。其中一个是波斯尼亚人,他在牢房里来回跺脚,牙齿咬得咯咯响,每句话都带上一个”Jebenti duu.“(南部斯拉夫语,类似”他妈的“之意。)他最担心的是在自己被关在警察局会丢掉他的流动售货篓。  

  第二名新犯人是巴里维茨掌柜,他一见到老相识帅克,就把他叫醒,满腹忧愁地对他说:

  “我也到这儿来了!”

  帅克和他亲切地握了握手说:“非常欢迎。我早就料到,既然那位先生对你说过他要去接你,那他的话就一定会算数的。这么守信用可真不赖啊!”

  巴里维茨先生却说这种守信用顶个屁。随后他又悄悄向帅克打听这里的犯人是不是小偷,因为和小偷在一起是有损他这个买卖人的名誉的。

  帅克向他解释说,除了那个企图行凶抢劫霍利茨老板的人以外,其余的人和他一样,都是为了大公的事坐牢的。

  巴里维茨感到受了委屈,连忙说,他可不是为了一个什么饭桶大公,而是为了皇上的事才被带到这儿来的。因为其余的人都开始对他讲的这一点感到兴趣,于是他便给他们讲述了苍蝇在皇帝画像上拉屎的经过。

  “这些该死的东西把皇上的像给弄脏了,”他结束自己不幸遭遇的故事时说。“结果把我关进了监狱。我决饶不了这些苍蝇!”他用威胁的口吻补上一句。

  帅克又倒下去睡了。可是没睡多久,就有人来提他去过堂。

  于是,帅克沿着楼梯走到第三科去受审。他正背着他的十字架向各各地(耶稣被杀害的地方,在今耶路撒冷城北。)走去,压根儿就没考虑自己是去殉道。

  当他见到“走廊上禁止吐痰”的字条时,便请求警察允许他到痰盂那儿去吐痰,随后胸怀坦荡。满面春风地跨进传讯室,问候道:

  “诸位先生晚安!祝大人们万事如意!”

  没人答理他。有人朝他的背脊骨上捶了一下,把他推到一张桌子前。桌子对面坐着一位冷冰冰的官老爷,一脸凶神恶煞相,简直就象刚从伦布罗索(伦布罗索(1836—1909),意大利精神病学教授,曾从事罪犯类型问题的研究,但他的著作中并无称作《论罪犯类型》的作品)那本《论罪犯类型》的书中跳出来的。

  他恶狠狠地盯了帅克一眼,说:

  “别装出那副傻相!”

  “我没法子,”帅克郑重地回答。“在军队里就因为我的神经不健全,削了我的军籍。一个专门审查委员会正式宣布我是白痴,我是官定的白痴。”

  那个满脸凶相的官老爷咬牙切齿地说:

  “从你被控告和犯案的情况来看,你神经正常,一点儿也不傻。”

  接着,他一桩桩一件件罗列出帅克的罪名,从叛国罪到侮蔑万岁和皇室罪,一应俱全。在这一大串罪名中,尤以对暗杀斐迪南大公一事表示赞赏的罪名最为突出,从这里可以引伸出许多新的罪名,其中引人注目的是煽动叛乱,因为他的所有罪行都是在大庭广众的场合犯下的。

  “你对此有什么要说的吗?”那个满脸凶相的官老爷洋洋自得地问道。

  “这就够多的了,”帅克天真无邪地回答说。“凡事太多了反而不妥。”

  “喏,这就是说你全都招认了。”

  “我全招认。严格总是需要的。一个人不严格就什么事情也办不成。想当初,在我服役的那时节。。。。。。”

  “住嘴!”警察局长呵斥帅克道。“问你什么你再说什么,明白吗?”

  “干吗不明白,”帅克说。“报告长官,我全明白啦。大人,您说的每一个字,我都听得一清二楚。”

  “你平常跟谁有来往?”

  “跟我的女用人,大人。”

  “同本地政界团体你就没有来往吗?”

  “怎么没有?大人,我订了一份《民族政治报》(《民族政治报》创刊于一八八三年,是代表捷克大资产阶级。宗教集团和贵族利益的反动报纸,也迎合小市民读者的胃口,老百姓讽刺地称它为《小母狗报》。),就是大家叫它《小母狗报》的那份报纸。”

  “滚!”凶相毕露的官老爷咆哮如雷。

  当他们把帅克押出传讯室时,帅克道了声:“再见,大人。”

  回到牢房,帅克告诉其他犯人说,这儿的审讯真叫滑稽:“他们只不过是冲你乱嚷一阵,随后再把你撵出来。”

  “从前哪,”帅克接着说,“可是糟多啦。我看过一本书,那上面说,被告为了证明自己没有罪,必须从烧红的烙铁上走过去,然后喝一些滚烫的铅水。谁要是不肯招认,就给他脚上穿一双西班牙靴子(中世纪的一种刑具。),把他吊在梯子上;或者用火烧他的腰部。比如对圣徒杨。内波穆茨基(耶稣派教会为抵销杨。胡斯的影响所编造的假圣徒。)就是这样干的。据说,他在受这种刑时,就象有人在锯他的腿那样惨叫着,直到把他装进不透水的大口袋里,从艾利什卡桥(帅克弄错了,该桥建于一八六五至一八六七年,杨。内波穆茨基据传说是生活在十四世纪的圣徒。)上扔下去之后,他才不叫唤了。这样的例子多着哩!有的刑罚把犯人劈成四块;还有的给被告戴上枷铐,让他站在民族博物馆(坐落在布拉格最繁华的瓦茨拉夫大街上。)前面示众,然后只要把他往水牢里一扔,他就觉得自己好象又脱胎换骨了。

  “可我们今天被关起来,日子过得就跟玩儿一样有趣,”帅克津津有味地接着说。“没有人把咱们劈成四块,也不给咱们‘穿西班牙靴子,。这儿有草垫。有桌子,还有凳子;住得也不象罐头里的沙丁鱼那样挤;这儿有汤喝,又有面包吃,到时候还给送来一壶水,厕所就在咱们眼皮子底下。从这一切可以看到文明世界的进步啊!不错,只是到传讯室去稍稍远了一点儿,要上三层楼。不过楼道里倒很干净,又热闹。被押送的犯人来来往往,男女老少一应俱全。你们还该高兴的是,这里不是你孤身一人。咱们可以心满意足地各走各的路,也用不着担心传讯室会对你说:’我们决定,根据你本人的意愿,明日将你劈成四块或者活活烧死,。真要是那么宣判的话,准够你们受的。我想,诸位,咱们中间好多人要是碰到那种情况,准会吓得连魂儿都没有的。喏,可不是吗?如今这个世道,什么情况都变得对咱们有利了。”

  帅克刚夸奖完现代监狱生活上的改善,看守便打开牢门喊道:

  “帅克,穿上衣服,出去过堂!”

  “我这就穿,”帅克回答说。“这没说的。我只是心里有点儿嘀咕,可能是弄错了吧。我已经从传讯室撵出来过一次了呀。我还担心和我一块儿坐牢的这些难友会生我的气,说我都过第二次堂了,他们一次还没捞着。他们兴许会妒忌我的。”

  “滚出来,别废话!”这是对于帅克的君子风度所做的回答。

  于是,帅克又站在那位满脸凶相的官老爷面前了。那人突如其来地对他粗暴凶狠地问道:

  “你什么都招供了?”

  帅克那对善良的蓝眼睛坦然地望着这个冷酷无情的人说:

  “大人,如果您要我招供,那我就招供。这对我不会有什么害处。假若您说:‘帅克,你什么也别招!,那我就死不认账。”

  严厉的官老爷在公文上写了些什么,然后把笔递给帅克,要他签字画押。

  帅克就在布雷特施奈德的告密书上签了字,并加上了这么一句:

  以上对我的控告,均属事实。

  约瑟夫。帅克

  签完字,帅克对那位严厉的官老爷说:

  “还有什么要我签字的吗?要不我明天早上再来一趟。”回答是:“明天早上带你上刑事法庭去。”

  “几点钟,大人?我的老天爷,我可别睡过头啦。”

  “滚!”这是从桌子对面发出的第二次吼叫。

  帅克走回到他的铁窗新居时,对押送他的狱警说:

  “一切进行得很利索嘛!”

  身后的牢门刚一关上,同牢的伙伴们就争先恐后向他提出各种问题。帅克毫不含糊地回答说:

  “刚才我已经招认:斐迪南大公兴许是我杀的。”

  六条汉子吓得在爬满虱子的破毯子里缩成一团。只有那个波斯尼亚人说了一句:

  “Dobro doLi!”(南部斯拉夫语:祝您一帆风顺!)

  帅克躺到草垫上时说:

  “这可麻烦啦,咱们这儿没个闹钟。”  

  第二天清早无需闹钟也有人把他叫醒了。六点整,一辆绿色囚车,把帅克送往省刑事法庭。当绿囚车驶出警察局的大门时,帅克对他的同车人说:“咱们是’早鸟觅食往远飞,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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