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斯·鲍德尔中士随马歇尔将军去过马赛、马耳他、雅尔塔，无论将军到哪里，鲍德尔无不在鞍前马后。在马歇尔的随从中，只有鲍德尔是不可或缺的人物。

　　马歇尔当初选中鲍德尔，是因为他曾当过潘兴将军的勤务兵兼司机，精明强干，办事效率高并颇有军人风度。鲍德尔身高6英尺多，体壮如牛，大脑袋上总是斜扣一顶宽檐战斗帽，透着几分俏皮。

　　自然，经常有人向马歇尔建议，他的副官应该是个军官，但马歇尔觉得自己外出视察时由一位军士陪同更方便些。他说：“我可不想听凭什么人的摆布。”

　　当马歇尔当上参谋长后，又有人对他说，他身边的确需要一个军官；既然他那么喜欢鲍德尔，何不提拔他呢？问题在于鲍德尔本人不想当军官，先后四次谢绝了将军的美意。最后，马歇尔只好求助于妻子凯瑟琳了。一天，凯瑟琳坐在鲍德尔驾驶的汽车上，问道：“中士，你为什么不想当军官呢？是不是嫌上尉军衔太低？那么当少校怎么样？”

　　鲍德尔断然地摇头说：“不，夫人，我完全是因为自己没有念过多少书才不愿当军官的，我连中学都没上过。12岁那年，我就离开家了。”

　　“好吧，”凯瑟琳说，“既然你不愿当军官，我们当然不会强迫你。不过，我认为当军官要好得多。”

　　授衔委员会的马林·克雷格将军听到这件事后，怒气冲冲地来找鲍德尔。“你到底怎么回事？”他大声吼道，“你他妈的那么了不起，连当个军官都委屈你了。”

　　“不，将军，”鲍德尔说，“我可不是那么想的，我只不过觉得自己不配当军官。”

　　“怎么不配？”克雷格厉声说，“眼下有的卖鞋的都当了上校啦。”

　　马歇尔也拿定主意不放鲍德尔走。既然他不愿当军官，就随他便好了。马歇尔决不肯拿他去换任何一个军官，欧洲战争达到高潮时，鲍德尔已是集贴身随从、司机、心腹和顾问于一身了。他负责马歇尔的制服、行李、机密文件，以及安排将军出差期间的约会。无论白天还是晚上，鲍德尔是随叫随到。

　　鲍德尔总是给马歇尔将军准备好一副眼镜，以备将军审阅文件时用。眼镜是他从廉价商店买来的，一买就是一打，经常随身带着一副备用。只要参谋长说一声“鲍德尔，我没有眼镜了”，他便应声答道：“我这准备着一副呢。”随手就把眼镜从口袋里掏出来。

　　凯瑟琳和鲍德尔最担心的是，马歇尔的工作过于繁重，一些难题常常使他彻夜难眠。

　　“我们外出的时候，我就得帮他催眠了，”鲍德尔后来说，“我总带着一个按摩震颤器。他总是躺在床上看书，以便催眠入睡，我们通常带着一箱子陆军出版发行的那种平装书。他有时会说：‘军士，我睡不着，’我就说：‘将军，别着急！’说完，我就走进他的卧室，在使用震颤器之前，我先用手替他按摩，从脖子开始按摩，然后是腰部，最后是双腿。等我按摩到腿时，他一般就睡着了。我关了灯，再轻轻地用震颤器按摩一会儿，这将使他全身得到完全放松。但是，两三个小时后我夜里醒来，总是看到他卧室的灯亮着，他又在看书了。”

　　其他人若是把鲍德尔中士当做普通士兵对待，肯定会惹参谋长生气。在马赛，分配住房的军官没有把鲍德尔安排住在将军隔壁，而是打发他和其他勤务兵去住顶楼。马歇尔发现后，把那位军官叫来，语气平和地告诉他，鲍德尔和别人不一样。说完，马歇尔就等在那里，直到那位军官亲自把鲍德尔中士的行李从顶楼上搬下来，安排他住进将军隔壁的房间，把已住在那里的一位上校请了出去。马歇尔对鲍德尔说：“小伙子，我找了你整整一下午，快进来吧。”

　　雅尔塔会议之前，参谋长已先一步抵达，鲍德尔搭乘另一架飞机到达距雅尔塔180里的索契。鲍德尔携带着马歇尔、阿诺德和布尔三位将军的行李及所有机密文件，他必须迅速赶到会址。中士费了不少周折，终于搭车按时赶到雅尔塔。只见马歇尔将军踱来踱去，正在等他，心情不佳。马歇尔被安排和金海军上将同住一单元，因此感到不快。他们住在沙皇皇后的行宫里，房间虽然宽敞豪华，但昔日的陈设已荡然无存，连床都是苏联军用品。

　　“将军和金海军上将住在两个相邻的房间里，”鲍德尔回忆说，“金海军上将的那个房间似乎是皇后的卧室，将军们就拿这个互相打趣。”

　　鲍德尔住在另一个小房间里，实际上是一间储藏室，里面有一些抽屉，放两位将军的制服。他可以听到两位将军在各自的房间里提高嗓门聊天。金称马歇尔“乔治，”这使马歇尔感到惊奇，而参谋长也报以同样亲热的称呼。

　　“嗨，乔治”，头天晚上鲍德尔听到金大声说，“要是拉斯浦丁（俄国宫廷修士，深受沙皇二世和皇后宠幸，后被刺身亡）一下子从那扇窗户钻进来，你他妈的怎么办？”

　　“见鬼，欧尼，”马歇尔答道，“那我就喊鲍德尔。”

　　鲍德尔叫道，“要是拉斯浦丁从那扇窗户钻进来，我就从这扇门溜出去。”

　　皇后行宫里只有一套可供使用的抽水马桶。马歇尔和鲍德尔不无苦恼地发现，欧尼·金有蹲厕看书的毛病，哪怕马歇尔把厕所门敲得山响，摆出上司的权威命令他“让位”，他也闭门不出。再加上其他美国代表团成员也要用这个厕所，麦卡锡后来不得不制订了上厕所的时间表。苏联政府热情款待美国代表团，宴会接连不断，喝不完的伏特加和克里米亚香槟，吃不尽的鱼子酱、黑海大菱鲆、鲈鱼、河虾、鱿鱼、小龙虾。然而，苏联的这套抽水马桶装置却不足以应付如此丰盛的酒食。

　　对马歇尔来说，这些美味佳肴实在无法消受，他能喝一些伏特加，但不喜欢吃鱼，尤其讨厌河虾和其他贝壳类食物，一见这些东西就反胃。好在鲍德尔带来了许多巧克力，每天马歇尔赴晚宴回来之前，鲍德尔都在他的床头桌上放一些大块巧克力。“他在雅尔塔是靠吃‘赫尔希’牌巧克力过日子的，”鲍德尔后来说。

　　雅尔塔会议实际上是一次政治会议，或者说是一次密谋的和不光彩的分赃会议。从表现上看，此次会议达成的协议旨在美苏联合，促成“肩并肩地”对日作战。但其实质却是划分战后势力范围。雅尔塔密约有关中国的部分，主要是承认外蒙独立；大连开放为国际商港，苏联有优惠权利；苏联租借旅顺为海军基地；中、东、南满铁路由中苏共管。实际上，这是美国以出卖中国权益换取苏联出兵中国东北，以减少其对日作战的兵力损失。这使中国蒙受了不应有的莫大耻辱和重大损失。

　　关于欧洲部分，美英承认东欧为苏联势力范围。朝鲜和印度支那部分则先行托管，而后独立。

　　这样一种性质的会议，显然决定了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在会上几乎起不了什么作用。德国投降指日可待，而英国人在盟国内分配德国领土的想法却落了空。他们在马耳他输掉了，最终同意把这方面的决定权全部交给盟军司令官艾森豪威尔将军。苏联人对此并不表示反对，他们似乎知道艾森豪威尔对所有带政治色彩的事，比如占领柏林，都会敬而远之。他们不信任的只是英国的决策人物。

　　罗斯福总统和他的政治顾问们寻求苏联对日宣战，他们很清楚，为此必须付出报酬。什么报酬呢？总统没有找马歇尔商量。马歇尔后来说：

　　“我没有和总统谈起向苏联人作出让步以便使他们对日宣战的必要性。只要我们给斯大林时间，他对自己能够做的事态度会很明确。他和我讨论过把苏联军队开过西伯利亚同我们协同作战需要多少时间的问题。”

　　马歇尔非常明白苏联是要索取报酬的。金海军上将也赞成和苏联共同进攻日军，但认为可能为此付出的代价太大，所以不能考虑。“海军方面认为，”金后来说道，“我们能够而且应当在日本本土之外打败它。我们认为，通过封锁和轰炸就能迫使日本投降，假如苏联人在中国东北向日军开战，则能加速这一进程。”

　　当时，谁也不指望原子弹会起作用，连马歇尔将军也不例外。在雅尔塔，或许只有他对原子弹略有所知。原子弹试验还没有成功，人们甚至不敢肯定这种特殊炸弹是否真能爆炸。此时，美国航空队的首脑们正在草拟轰炸日本的计划。航空队副司令瑟尔斯将军向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介绍了情况，说已有五个对日作战方案正在酝酿之中。

　　瑟尔斯说，陆军主张直捣日本列岛，拿下东京；航空队打算把日本主要城市全部夷为平地，迫使日本投降；海军认为对日本实行封锁便可取胜；国务院则确信，劝说苏联对日作战是惟一的速胜之道；科学家们预言“曼哈顿计划”可行，原子弹试验很快就能获得成功，主张对日本使用这种威力巨大的特种炸弹。

　　“我看过这个炸弹方案，”瑟尔斯说，“我们肯定它行不通。抓紧研究一下五个方案，然后拿出一个航空队可以支持、陆海军和国务院也会赞同的方案，至于科学家们是否反对，就不必管了。”

　　无论这个计划小组最终拿出什么方案，对政治家们在雅尔塔达成的协议都产生不了什么影响。在圈外的英、美军队首脑们眼巴巴地看着政治家们准备为苏联参与远东作战付出报酬。美国驻苏联大使哈里曼说：

　　“斯大林可能提出苏联参与太平洋战争的报酬问题，他们会要千岛群岛（位于北海道以北的日本岛屿）和萨哈林岛的南半部（库页岛）。”

　　罗斯福总统甘愿付出报酬。此时，他病势已重，顶不住任何压力，但事实上苏联人根本用不着施加什么压力。罗斯福和他的顾问们确信，只有同苏联联手，才能打败日本，所以对预付报酬很痛快，况且报酬是敌国领土。丘吉尔对苏联盟友的态度，却没有罗斯福那么热情，即使他对苏联人心怀疑虑，当时也没有表示异议。他在德黑兰会议上就已看出美国人愿意同苏联合作，甚至愿意在战后同苏联共同主宰世界。在马耳他，英、美双方不愉快的争吵也使丘吉尔感到英国这样的小弟兄如今已是微不足道了。

　　“我们在雅尔塔是准备作出让步的，”丘吉尔日后不无伤感地回顾当时的情形，然后又说：“但5个星期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他所说的变化是指罗斯福病逝和原子弹问世。

　　1945年4月12日晚，马歇尔将军和凯瑟琳正在迈尔堡住所的门廊休息，麦卡锡上校开车赶来了。他刚刚得到从佐治亚州温泉城传来的消息。

　　“总统去世了。”他说。

　　马歇尔刚刚在陆军部忙了一整天，心情很振奋，因为欧洲和太平洋战场传来捷报，但他立即乘车赶往白宫，向罗斯福夫人表示哀悼。夫人请他照料丧葬事宜，于是，马歇尔又像从前为哈丁总统和迪尔爵士操办丧礼那样，全力以赴地筹办这一位伟人的葬礼。一列专列和2000名士兵被调往温泉城；灵车北行的沿途组织了仪仗队；军队排列在联邦车站到白宫的道路两旁……

　　第二天，运送灵柩的专列出发了。与此同时，马歇尔和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其他成员，以及陆军部长史汀生、海军部长詹姆斯·福雷斯特尔，前去参加新兼总司令哈里·杜鲁门召开的第一次会议。还在杜鲁门当参议员时，马歇尔就与他相识，当时，他在参议院担任战争事务委员会主席。马歇尔知道他是个精明敏锐、生气勃勃的政客。此时，这位由副总统晋升总统的杜鲁门先生，对一些重要的战争机密了解不多。比如，仅在一小时前，杜鲁门才从史汀生那里得知美国正研制并计划使用一种原子弹。直到此时，他对已故总统在雅尔塔同苏联人达成协议的性质还不甚了解。

　　根据史汀生的提议，两个主要军种的负责人向杜鲁门简要介绍了当时的战局情况。同以往一样，马歇尔认真负责地为总统介绍情况。他讲话逻辑清楚、说服力强，能打动人。新任总统对马歇尔如此细心介绍情况很是感激，向他表示衷心感谢。史汀生的印象是，杜鲁门发现从马歇尔那里可以得到自己所需要的有力帮助。听完介绍后，杜鲁门对几位下属表示谢意，说他打算遵循既定的战略方针，并希望他们像为前总统尽力那样协助他工作。

　　会后，马歇尔忙于罗斯福的丧事。罗斯福总统安葬在海德公园，一切都进展顺利。

　　“罗斯福夫人给马歇尔将军写了一封满是感谢之辞的信。”鲍德尔说，“将军把原信交给了我。”

　　马歇尔飞回华盛顿，发现一场危机正在德国酝酿着，事关盟国攻占柏林问题。罗斯福去世前不久，斯大林写给罗斯福一封紧急信函，抱怨英美企图同意大利境内的纳粹军队单独讲和，还指责总统的顾问们背着上司行事。于是，罗斯福便问马歇尔是怎么回事。

　　斯大林信中的暗示使马歇尔很气愤，他坚持给莫斯科一个强硬的回答。他说：“在胜利即将到来的时刻，如果听任这种猜忌、怀疑会损害我们为之付出巨大生命财产代价的整个事业，那将是历史上最大的悲剧。”

　　这是马歇尔起草的，罗斯福签发给斯大林的最后几封信件之一。发信日期是4月4日。

　　斯大林很快复信表示“我过去和现在都没有冒犯谁的意思。”杜鲁门读了斯大林的回信后，不解其意，还得由马歇尔把前因后果向他解释一番。

　　此时，苏联人显然把柏林视为独家战利品；英国人也另有打算，一心想让蒙哥马利的部队捷足先登攻克柏林，为英国增光；艾森豪威尔的计划和部署是：美、英联军对柏林形成包围态势，并没有提到攻克柏林。蒙哥马利怒火中烧，去向英军参谋长诉苦，参谋长又去找丘吉尔抱怨。然而，华盛顿接到英国方面的抗议后，马歇尔却告诉艾森豪威尔，自己将支持他作出的一切决定。

　　4月6日，蒙哥马利又不依不饶地要求派十个美军师协助自己对柏林发动猛攻，艾森豪威尔直截了当地拒绝了他：“你不能闭眼不看现实，在向莱比锡进军时，你的任务是保护北翼，而不是由他（布莱德雷）来保护你的南翼。在这一点上，我的指示是相当明确的。”

　　艾森豪威尔又说：“我也承认柏林在政治和心理上的意义，但更为重要的是柏林附近德军残部的配置情况，我要把注意力放在他们身上。当然，如果我能不费什么事就拿下柏林，那又何乐而不为？”

　　由威廉·辛普森指挥的美国第9军距柏林只有55英里，渴望着向前突进，夺取这次战争的最大战利品——第三帝国的首都。一群群德国士兵乱糟糟地渡过易北河向美军投降，看来，攻克柏林易如反掌，但他接到命令：“守在易北河岸，不要去柏林。”

　　后来有人提出疑问，为什么不准美军夺取柏林？答案众说纷纭。英国人对此更是难以理解。多年之后，马歇尔说道：“是的，我认为我们当时不应该攻占柏林，必须记住，我们那时正在和苏联人打交道。我们一直在同他们并肩作战。他们是我方武装部队的组成部分——非常坚定的一部分。他们在战争中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削弱了德军力量，对所有这些，我们都要好好加以考虑。在战争快要结束的时候，他们变得非常敏感，时刻都在注意是否有迹象表明英美打算背着他们决定战争的结局，因此，我们对这一点很注意，英国人比美国人更注意。丘吉尔先生的态度相当明确，而后来事态的发展证明，他的主张更可取。”

　　丘吉尔并非美国政治家，如果去征求他的意见或赞同他的观点，就意味着越过自己的上司行事。身为美国陆军参谋长，马歇尔认为自己不能这样干。在当时情况下，马歇尔只能让盟军司令艾森豪威尔相机行事，并提醒他关于欧洲战事的指示依然如故：打败德军，赢得战争，同友军保持良好关系。

　　这种考虑自然是从军事角度出发的。然而，马歇尔很快就必须学会不能单纯用军人方式思考问题了，这个时刻来得比他预料的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