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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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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第二天，为了准备葬礼，母亲又忙活了一整天。
　　傍晚，母亲和尼古拉姐弟俩正在喝茶的时候，莎馨卡忽然来了，她神情兴奋，不停地嘻嘻哈哈。她的两颊绯红，眼睛里闪烁着愉快的水亮。
　　母亲觉得，好像她全身都充满了某种快乐的希望。她的这种情绪，猛烈地闯进了缅怀死者的那种悲伤的情调和氛围中，两者不能融和，就像在漫漫黑夜里突然发出一团火似的，使大家手足无错、眼花缭乱，不知如何是好。
　　尼古拉沉思似的用指头敲着桌子说：
　　“您今天有点不同，莎夏……”
　　“是吗？大概是的！”她回答着，幸福地笑了起来。
　　母亲拿责备的目光看了她一眼，没说什么话。
　　索菲亚用提醒的口吻对她说：
　　“我们正在谈叶戈尔·伊凡诺维奇……”
　　“他真是一个好人，是吗？”莎馨卡高声说。“我没有一次不是看见他微笑，说着笑话。而且他的工作又是干得那么出色！他是革命的艺术家，他像巨匠一样具备着革命的思想。不论什么时候，他总是朴素地、有力地描绘着揭露虚伪、暴行和奸邪的图画。”
　　她低声说着，眼睛里带着沉思似的微笑，但这种沉思并不能使她目光中那些谁都不了解、可是谁都一目了然的喜悦的火花熄灭消减。
　　他们不愿使他们追念朋友的悲哀的心情屈服于莎馨卡带来的喜悦的情绪。他们纯粹是无意识地维护着这种把自己浸沉于哀伤里面的权力，一面努力把莎夏引进他们的情绪里……
　　“可是现在他死了！”索菲亚凝视着她，执拗地说。
　　莎馨卡用她的怀着疑问似的目光很快地对大家看了一遍，她的眉头皱起来了。她低下了头，慢慢地整理着头发，不开口了。
　　“死了？”过了一刻她高声说，用挑战似的目光又向大家看了一遍。“所谓死了，这是什么意思？究竟是什么死了？我对叶戈尔的尊敬，我对他，对一个同志的爱，对他的思想所做的工作的纪念，难道都死了吗？这种工作难道死了吗？他在我心里唤起的感情，难道消失了吗？我一向把他看作是一个勇敢的、诚实的人，难道我对他这种看法动摇了吗？难道这一切都死了吗？我想，这对于我是永远不会死的。我以为，我们常说一个人死了，这种说法未免太急了。‘他的嘴巴死了，可是他的言语将要永远活在生者的心里！’”
　　莎馨卡兴奋起来，重新在桌旁坐下，将臂肘撑在桌上，带着微笑，用一件十分恍惚的眼光望着大家，比较镇静地说：
　　“或许，我的话有些傻气。可是，同志们，我深信，诚实的人是不死的；那些给了我幸福，使我能过上像我现在所过的这种美好生活的人，是永远不死的。这种生活的复杂性、形形色色的现象，以及对我说来好像我的心灵一样可贵的理想的成长，使我感到陶醉。我们的感情，也许太不肯流露，我们想得太多，这使我们的性格变得有些怪，我们只是用脑子去理解，从来不去用感情……”
　　“您是碰到了什么好事了吗？”索菲亚笑着问。
　　“是啊！”莎馨卡点了点头，说道。“我觉得是一件很好的事！我和维索夫希诃夫谈了一个通宵。从前，我讨厌他，以为他是一个粗鲁无知的家伙。而且，他过去的确是这样的。无论对于什么人，他总是暗暗地怀着恶意的愤怒，无论什么时候，总是把自己放在一切的中心上，嘴里凶狠地、粗鲁地嚷着——我，我，我！叫人讨厌得要死。其中啊，带着一种小市民的、叫人生气的东西……”
　　她微微笑了笑，又用发亮的眼睛把每个人都看了一遍。
　　“现在呢，他把别人叫作同志了！应该亲自听一听，他是怎样说的。他是怀着一种怕羞似的、温柔的爱，——这是不能用言语表达出来的！他现在变得非常单纯、非常真诚，心里充满了要工作的渴望。他找到了自己，看见了自己的力量，知道了自己缺少的是什么；最重要的，就是从他心里发出了真正的同志感情……”
　　符拉索娃听莎馨卡说着，她看见这个严肃的姑娘变得这么温柔而愉快，心里便觉得非常高兴。同时在她内心深处又产生了那么一种嫉妒的想法。
　　“那么巴少呢？……”
　　“他呀，”莎馨卡继续说，“一心只想着同志们，你们知道不，他劝我干什么？他劝我一定要设法帮助同志们出狱，嗳，是的！他说这是非常简单、非常容易的事情……”
　　索菲亚抬起头来，精神振奋地说：
　　“您以为怎么样？莎夏？这个主意我看很不错！”
　　母亲听了，手里的茶碗颤动了起来。
　　莎夏抑制住自己的欢喜，蹙着眉毛沉思了一会儿，然后口气严肃地，但却愉快地微笑着回答说：
　　“假使一切都真像他所说的那样，——风们应该试一下！
　　这是我的责任！……”
　　她的脸忽然涨红了，于是她不自然地在椅子上坐下来，沉默了。
　　“可爱的姑娘！”母亲带着微笑想道。
　　索菲亚也笑了一笑，尼古拉却温柔地望着莎夏，轻声地笑出了声。
　　这时，莎夏抬起了头，严厉而认真地对大家看了一看，她的脸色发白，眼睛炯炯发光，冷冷地、语气里带着怒意说：
　　“你们在笑，我明白你们的意思……你们以为我只是考虑我个人的事吗？”
　　“为什么？莎夏？”索菲亚站起身来朝她走过去，同时，很狡猾地问着。
　　母亲觉得，这句话问得是多余，会使莎夏生气，因而，她叹了口气，耸了耸眉毛，好像责备似的望着索菲亚。“可是，我不赞成！”莎夏喊着。“如果你们要研究这个问题，我是不预备来参加并解决这个问题的……”
　　“莎夏，不要这样说！”尼古拉非常平静地说。
　　母亲走到莎夏面前，俯着身子，小心地摸抚着她的头发。
　　莎夏抓住了母亲的手，抬起涨红了的脸，困惑地望了望她。
　　母亲微笑了一下，不知该对莎夏说些什么才好，只是悲伤地叹了口气。
　　索菲亚在莎夏旁边坐下来，抱住她的肩膀，面带微笑望着莎夏的眼睛说：
　　“你这个人真怪！……”
　　“对，我这个人好像太傻了……”
　　“您怎能想……”索菲亚接下去想说自己的意思。
　　可这时，尼古拉忽然用一种认真的像事务式的口吻打断了她的话。
　　“关于营救的计划，如果可能，当然是没有人反对的。第一呢，我们应该知道，狱中的同志们究竟是不是愿意……”
　　莎夏又低下了头。
　　索菲亚听着香烟，朝弟弟瞥了一眼，然后把手一挥，将火柴丢到了角落里。
　　“大概不至于不愿意吧！”母亲叹着气说。“只是我不相信，越狱是这么简单的事……”
　　大家便都不作声了。
　　其实，母亲心里却很想再听一听是否有越狱的可能。
　　“我要见一见维索夫希诃夫。”索菲亚忽然说。
　　“明天我告诉您时间和地点吧！”莎夏小声回答。
　　“他要做些什么工作？”索菲亚一边踱步，一边询问。
　　“决定了叫他到新的印刷所去当排字工人。在印刷所没有成立之前，暂时就住在看从人那里。”
　　莎夏的眉毛皱了起来，脸上露出她一向惯有的严峻的表情，声音听起来也是冷冰冰的不一样了。
　　母亲正在洗碗，尼古拉走到她身边，对她说：
　　“后天你去看看巴妻尔，把一张字条交给他。要知道，我们应该了解……”
　　“我知道，我知道！”母亲连连回答他，“我一定交给他……”
　　“我要回去了！”莎夏说着，便迅速而无声地和每个人都握了手，迈开似乎特别坚定的步子，身体挺得笔直，冷漠超然地走了出去。
　　母亲坐在椅子上，索菲亚把手放在她肩上，一边摇着她，一边笑着说：
　　“尼洛夫娜，您喜欢有这样一个女儿吗？……”
　　“啊，天啊！我是多么希望看见他们在一起啊，哪怕就是一天也好！”母亲几乎是带着哭声喊了出来。
　　“对，一点点的幸福——这对每个人都是好的！……”尼古拉接着话音低声附和。“然而，没有人希望只有一点点的幸福。可是幸福多了——又会变得没有价值了……”
　　索菲亚坐在钢琴前面，弹起了一支忧伤的曲子。
　　12
　　第二天的早上。
　　数十个男女站在医院门口，等待着他的同志的棺材出来。
　　暗探们细心地包围住他们，耸起敏锐的耳朵想要听到只言片语，同时还努力记着他们的面貌长相和举止行为。街对面，一队腰里带着手枪的警察向着他们盯望。
　　暗探的傲慢的态度，警察的嘲笑的表情，以及他们要显显威风的那种神气，引起了群众的愤慨。有的人为了遮掩自己的愤怒，故意讲着笑话；有的则阴郁地瞅着地面，竭力不去看这种令人倍感被欺辱的情形；有的压不住怒火，就索性嘲笑当局，说他们对除了言语之外没有任何武器的群众，都要害怕。
　　秋日的淡青色的天空，晴朗朗地俯视着铺着黄色圆石的街道。秋风卷着落叶，把它们吹到人们脚下……
　　母亲涨在人群里面，注意着张张熟悉的面孔，悲哀地想：
　　“太少了，人数太少了！差不多没有一个工……”
　　门开了，一具棺材抬了出来，上面放着系有红丝带的花圈。
　　大家不约而同地摘下了帽子，——好像是一群黑鸟在他们头上飞舞。一个红脸、留着浓密的黑唇胡的高大警官，很快地跑到人群中间。一队兵士跟在他后面，把笨重的皮靴在石子路上踏得叮当响，他们蛮横地推开群众。
　　警官用沙哑的声音像发布号令似地大声喊道：
　　“请把丝带解下来！”
　　话音刚落，这些男男女女便紧紧地把他围住了，他们纷纷挥动着手臂，非常激动地推搡着、吵嚷着，也不知都在说些什么，乱作一团，难以分清。
　　母亲只觉得，眼前闪动着一个又一嘴唇发抖的激动的脸庞，她弄不清楚谁是谁，其中好像有一个女人的脸颊上流着屈辱的眼泪……
　　“打倒暴力！”有个年轻人高喊了一声。然而，这喊声很显得孤零，在喧闹的声浪里立刻就被淹没了。
　　母亲心里顿感痛苦难捱，于是，她对她身旁的一个穿得很寒伧的年轻男子激愤地说：
　　“怎么竟连给一个人出丧都受看管，——简直太不像话！”
　　群众的反感情绪不断地增长着。棺盖在人们头上摆动，风吹拂着丝带，在人们的头上和肩上不停地缭绕飘动。每个人都可以清楚地听见红丝带那干燥的如同神经质般的碎嚓声。
　　母亲害怕可能发生冲突，急忙悄声对左右两旁的人说：
　　“算了，既然这样，就解了丝带吧！解了有个么要紧呢！
　　……”
　　一个高亢而洪亮的声音，压倒了所有的喧噪声。
　　“我们严正要求你们，不要妨碍我们给这个让你们折磨死的同志送葬！……”
　　不知是谁又用尖细激越的声音高唱起来。
　　你在战斗中牺牲了……
　　“把丝带解下来！雅柯夫列夫，把它给切断！”
　　听见了拔刀的声音。
　　母亲闭上了眼睛，等待人们的呐喊。
　　然而，此时声音却渐渐地静下来。过了片刻，人们像被在追逐的狼似的骤然咆哮起来。到后来，大家都一声不响地低下了头继续朝前走，街上只听见沙沙沙的脚步声。
　　前面抬着被洗动了的棺椁。棺盖上面放着被蹂躏了的花圈。
　　警察们骑在马上，身子左右摇颤着，仿佛一派洋洋得意。
　　母亲在人行道上，那具棺材已经被密集的人群围着，母亲已经看不见它了。
　　群众不知不觉地渐渐增多了，几乎要挤满了街道。群众后面，也高耸着骑马警察的灰色的身形；徒步的警察手按马刀，在两旁走着；四处都躲闪着母亲常常看见的暗探的狡猾眼睛，正在仔细而尖锐地观望人们的脸。
　　永别了，我们的同志，永别了……
　　——两个姣好的声音悲伤地唱着。
　　这时，突然发出了一声叫喊：
　　“不要唱！诸位，我们应该肃静！”
　　在这声叫喊里，有一种感人的威严气势。
　　悲哀的歌声停止了，谈话的声音也轻起来。只有踏在石子路上的坚定的脚步声，让大家之上充满了整齐而低沉的送别感。这种脚步声，渐渐地升高了，升到了透明的天空中，仿佛第一声春雷传来的沉痛而喜悦的余音，震动了空气。
　　冷风越来越硬了，恶意地把城里街道上的灰尘和脏东西朝人们迎面吹过来，吹动着衣服和头发，吹迷了人们的眼睛，拍打着人们的胸脯，在脚边乱窜……
　　在这种没有教士、没有令人心酸的歌声的肃穆的葬礼上，沉思的脸，紧蹙着的眉头，在母亲心里唤起了一种惊慌的感觉。她的思想慢慢地转动着，把她的感想用忧伤的话语表过出来。
　　为正义斗争的人还是不多……”
　　她低头走着，她觉得这里葬下的好像不是叶戈尔，而是另外一个她非常熟悉、非常亲近而又是她不能缺少的人。她觉得悲伤而且不自在不知如何是好。她还觉得有些不安——因为她不赞成为叶戈尔送丧的人们所采取的方法，于是，心中好像打了个疙瘩似的。
　　“当然，”她心想，“叶戈鲁什卡是不相信上帝的，他们大家也和他怀样……”
　　可是，她不想再想下去，但为了驱散胸中的痛苦，她叹了口气。
　　“啊，神啊，耶酥基督啊！难道说我将来也这样？……”
　　他们到了墓地，又在坟墓中间的那条小路上左左右右地走了好久，最后才算走到一块满是矮矮的白色十字架的空地上。大家聚在坟墓旁边，沉默起来。
　　在许多坟墓之间，活着的人们的严肃的沉静唤起了一种恐怖的预感，叫母亲的心抖动了一下之后就好像停止了跳运似的，仿佛是在等着什么。
　　风，在十字架上唿哨着，怒号着。棺盖上那被蹂躏了的花朵令人伤心地颤动着……
　　警察们都竖起了耳朵听着动静，每个人的身体都挺得笔直，
　　眼睛训顺地望着警官。
　　有一个身材高大魁梧的年轻男子站到了坟了，他留着长长的头发，脸色苍白、黑黑的眉毛、头上没有戴帽子。
　　就在这时，警官猛地叫了一声：
　　“诸位……”
　　“同志们！”黑眉毛的男子开口说话了，声音洪亮悦耳。
　　“等一等！”警官喊道。“我宣布，这儿不准演讲……”
　　“我只讲几句话！”青年十分镇静地回驳后，接着又说：“同志们！我们应该在我们导师和友人的墓前宣誓，我们决不忘记他的遗训；对于造成祖国的一切不幸的根源，对于压迫祖国的暴力——专制政体，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终生不懈地替它们挖掘坟墓！”
　　“抓住他！”警官喊着。可是一阵嘈杂的叫喊声盖过了他的声音。
　　“打倒专制！”
　　警察拨开群众，闯到演说人的面前。那人虽然被紧紧地包围着，但还是高举起拳头在那高喊：
　　“自由万岁！”
　　母亲被挤到了一边，她恐惧地靠在了十字架上，索性闭上双眼等着挨打。
　　一阵猛烈的旋风般的噪音差不多要震聋了好怕耳朵，脚下的土地似乎也在抖动，恐怖和骤然的寒风叫她不能呼吸。
　　警笛的声音十分慎人地从空中飘过，有个粗暴的嗓音在发布命令，女人们在歇斯底里地叫喊，围墙的木材发出了断裂的响声，脚板重重的踏在干燥的土地上发出低沉的共鸣。这一切继续了许久。
　　母亲觉得，闭着眼睛听到这一切是非常可怕的。于是她睁开双眼。这一刹那间，她突然喊叫了一声，并伸着手朝前跑去。
　　离他不远的地方——在坟墓间的窄窄小路上，警察们围住了那个长头发的男子，同时，正拚命驱逐四周袭击过去的群众。只见出了鞘的马刀在空中闪着冷嗖嗖的白光，在人们头顶上忽起忽落着，而手杖和瓦砾了居上下飞舞着。扭打在一直怕人们发出了野蛮的叫喊声，叫喊声混乱地盘旋在墓地之上。
　　那个青年的苍白的脸庞在高处出现了，——就在那憎恶和愤怒的风暴上面，又响起了他坚决而洪亮的声音：
　　“同志们！别作无益的牺牲！……”
　　他的喊声生了效。
　　人们纷纷丢下了手杖，渐渐地退散开来。可是，母亲仍被那种不能抑制的力量所吸引着，还是继续向前挤。
　　这时，她忽然看见了尼古拉。尼古拉把帽子推到了后脑上，正在推着被气愤激怒了的群众；她听见了他的责备般的呼喊：
　　“你们别发疯啦！镇静一下吧！”
　　母亲恍惚看见，尼古拉的一只手上已经染上了鲜血。
　　“尼古拉·伊凡诺维奇，走吧！”母亲急久忽地冲到他身边，关心地喊着。
　　“您要到哪去？那边会打您的……”
　　索菲亚站在母亲旁边，伸手拢住了她的肩膀。她头上没有帽子了。头发散乱，扶着一个差不多还是孩子的青年。
　　这个小青年一手捂着被打破了的、流着血的脸，用抖动的嘴说：
　　“放手，不要紧……”
　　“照顾他一下儿，带他回去！这儿是手帕、给他把脸包上。”索菲亚迅速地说着，顺便将小青年的手塞给了母亲。然后一边跑，一边叫喊着：
　　“快走啊，在抓人了！……”
　　群众四散而逃，警察紧跟在后面，嘴里大骂着，手里挥舞着马刀，在坟墓中间笨重地跨着步子，两腿常被大衣的下摆缠裹住，很不灵便。
　　这个小青年用狼一般恶狠的目光盯着警察的背影。
　　“咱们快些走吧！”母亲用手帕擦着青年脸上的血，低严喊道。
　　他不停地吐着带血的唾沫，含含糊糊地说道：
　　“您不要担心！——我不疼。他用力把子打我……我也用手杖结结实实地揍了他几下！揍得他哭了出来！”
　　他挥动着带血的拳头，用已经沙哑了的声音喊：
　　“等着吧，不可能让你们这样就算完了！我们工人阶级全体都起来的时候，不用动手就足以制服你们！”
　　“快走吧！”母亲着邹地催他。
　　于是，他俩加快了脚步，朝坟场围墙的小门走去。母亲以为，围墙外面的空地上，一定有警察躲藏在那，等着他们，等他们一出去，马上就会冲过来打他们。可是，当她小心地推开小门，朝那满是秋天的灰雾的空地上张望的时候，外面静悄悄的，连个人影也没有，所以她立时就安下心来。
　　“让我替你把脸包起来！”她说。
　　“不，不必了，我一点也不觉得惭愧！他打了我，我也打了他，这是很公平的……”
　　母亲麻利地给他包扎好伤口。一看见血，她心里就不由得充满了怜惜之情；当她的手指触到温湿的血时，她突然害怕不已地战栗起来，但，她还是能控制自己的。
　　母亲默默地挽着那个小青年，飞快地穿过空地。
　　小青年这时的口齿清楚起来了，他友好地嘲笑说：
　　“您把我拖到哪里去，同志？我自己还能走……”
　　可是，母亲觉得，他的身子在摇晃，他的步子很不稳，他的手在发抖。
　　他有气无力地向她问开了话，但并不给她回答的空儿。
　　“我是洋铁工人伊凡，——您是谁？我们三个是在叶戈尔·伊凡诺维奇的小组里——三个洋铁工人，小组里一共十一个人。我们非常敬爱他——愿他到天国去吧！虽然我是不相信什么神的……”
　　母亲在一条街上雇了马车，让伊凡坐上车之后，她悄悄地对他咛嘱：
　　“现在别讲话！”她边说边用手帕仔细地裹住他的嘴巴。
　　伊凡将手举到嘴边，可是已经不能把手帕取掉了，于是，那只手无力地放在了膝盖上。但即使现在蒙着手帕，他还是含糊不清地嘟咕着。
　　“今天你们打了我，我是到死也不会忘记的……在他以前，有一个大学季托维奇……教我们政治经济学。……后来被抓去了……”
　　母亲抱着伊凡，让他的头抵住自己的胸口，小青年的身体忽然沉重起来，也就不作声了。母亲几乎被吓呆了，她偷偷地望着马车的两边，她觉得马上会从什么地方的角落里跑出了几个警察，如果他们看见伊凡的头包扎着，立刻会抓住他，把他打死。
　　“他喝醉了？”车夫回转头来，善良地笑着问。
　　“甭提了，喝了不少烈酒！”母亲叹口气接应着话头。
　　“是您的儿子？”
　　“嗳，他是皮匠。我是替人家做饭……”
　　“你苦啊。原来这样0……”
　　车夫加了一鞭，又扭过头来接着问道：
　　“你听说了吗，方才墓地那边打得可厉害啦！……一个政治人物出丧，那人也是反对官府的……他们不赞成官府的做法。当然，送丧的也是这样的人，是他的朋友。他们在那里喊着什么‘打倒政府’，说什么政府使人民破产……于是警察就打他们！据说有的人被砍得差点没命喽。当然，警察之中也有的受了伤……”他停顿了一下，难受地摇着头，用异样的声音说：“死人都不得安宁，唉！把死人都给吵醒啦呀！”
　　马车吱吱咯咯地在石子路上颠动着，伊凡的头轻轻地撞着母亲的胸口。
　　车夫侧身坐着，仿佛是沉思了之后说：
　　“老百姓里面已经有了动摇，天下就要大乱了，对不对？昨天夜里，宪兵闯到我们邻居家，一直闹腾到天亮，今天早上抓走了一个铁匠。据说，夜里要把他带到河边，偷偷地把他推到河里淹死。可是，那个铁匠人倒不错……”
　　“他叫什么？”母亲问。
　　“那铁匠吗？他叫萨威尔，外号叫叶甫钦珂。年纪不不大，可是懂得事却很多。现在的时势，大概懂事是有罪的！他到我们这儿来的时候，总说：‘赶马的朋友们！你们的日子怎么样？’我们说，‘真的，还不如狗呢！’”
　　“停下！”母亲要求。
　　马车一停，把伊凡惊醒了，他低声呻吟起来。
　　“小伙子醉得可真不轻啊！”车夫说。“唉，伏特加，伏物加……”
　　伊凡全身无力地又摇又晃，踉踉跄跄地在院子里走着，嘴里说着：
　　“不要紧，——我能走。……”
　　13
　　而索菲亚早已经回家来了。
　　她一见母亲进来，急忙前来迎接，嘴里正叨着烟卷，满脸兴奋的神情。她轻手轻脚把受伤的人安放在沙发上，十分敏捷地给他解了绷带布，小心地照顾着他。她的眼睛被烟卷的烟雾熏得眯缝着。
　　“伊凡·达尼洛维奇，受伤的人被带回来了！尼洛夫娜，你累了吧？受惊了，对吗？好，您先休息一下吧。尼古拉，给尼洛夫娜拿一杯葡萄酒来！”
　　母亲被今天发生的一切弄得头昏眼花，她沉重地呼吸着，胸中感到有阵阵疼痛袭来，她含混地说：
　　“您不必照顾我……”
　　其实她整个身心都是在渴望着大家来注意她关怀她，给她安慰和爱抚。
　　一只手包着纱布的尼古拉，和衣着凌乱、头发像刺猬一般地直竖着的伊凡·达尼洛维奇医生从邻室走了出来。
　　医生快速走到伊凡面前，俯着身体说：
　　“拿水来，多拿些水来，还有干净的纱布和棉花！”
　　母亲听了准备去厨房里拿去，可是尼古拉用左手挽住她，把她带到餐室里去，并且亲切地说：
　　“他不是叫您去拿，是叫索菲亚去拿。今天，您可是激动得太厉害了吧？”
　　母亲看到他凝视的、同情的眼光，忽然不能抑制住感情了，便呜咽着大声说道：
　　“亲爱的，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居然用刀砍，用刀砍人啊！”
　　“我看见了！”尼古拉将葡萄酒递给母亲，点着头说。“双方都有些太激动，可是，您不用担心，——他们是用刀背砍的，所以重伤的恐怕就一个人。他们在我面前打了他一下子，我就把拖了出来……”
　　尼古拉的脸和他的声音、房间里的光明和温暖，使她安下心来。她感激地望了他一眼，问道：
　　“您也被打了？”
　　“这怪我自己不小心，手不知在什么地方碰了一下，割破了一点皮，没什么。喝茶吧，——今天很冷，您穿得又单薄……”
　　母亲伸手去接茶杯，忽然看见自己的手指上全是凝结了的血迹，于是，不由自主地把手放到膝上，结果把裙子也弄湿了。她睁大了眼睛，竖起了眉毛，斜过眼来瞅着自己的指头。
　　她的头忽然晕起来，有一个念头在心里撞击着。
　　“他们对巴沙也要那样，他们会那样的！”
　　伊凡·达尼洛维奇单穿着一件背心，衬衫袖子卷着，走了进来，用尖细的声音回答尼古拉无言的问询，说：
　　“脸上的伤并不怎么厉害，可是脑壳破了，不过这也并不太厉害，小伙子身体很好！只是流血太多。送他进医院吧？”
　　“为什么？让他在这儿吧！”尼古拉高声建议。
　　“今天可以，明天大概也行，可是以后他在医院里对我比较方便些。我没有工夫出来看病人！关于今天坟场上的事，你要发传单吗？”
　　“当然！”尼古拉回答说。
　　母亲悄悄地站起身来，要去厨房。
　　“您去哪儿，尼洛夫娜？”他担心地阻止了她。“索菲亚一个人能办得了！”
　　母亲对他瞥了一眼，异样地笑着，嘴唇抖动着说：
　　“我身上都是血……”
　　在自己房里换衣服的时候，母亲重新想起了这些人的镇静的态度，和他们能迅速应付可怕事变的能力。这种想法驱逐了心里的恐怖，使她清醒起来。她走进病人躺着的房间的时候，索菲亚正俯在伊凡身上，对他说：
　　“同志，您说的是傻话！”
　　“我会给你们添麻烦！”他声音微弱地说自己的想法。
　　“您不要说话了，这样对您更有好处……”
　　母亲站在索菲亚背后，把手放在她的肩上，笑眯眯地望着伊凡的脸，带着亲热的表情，讲述他怎样在马车里说胡话，他的不小心的言语使她非常害怕。
　　伊凡听她讲着，眼睛狂热地放着光。他将嘴唇咂了一下，狼狈地高声说：
　　“唉，我这个傻瓜1”
　　“好吧，我们要到那边去了！”索菲亚替他盖了被，这样说。“您休息吧！”
　　他们走到餐室里，久久地谈着这一天的经过。他们坚决地瞩望着将来，讨论着今后的工作方法，所以对今天的墓地的一幕，已经看作是很远的过去了。尽管大家脸上带着倦意，可是思想却很有精神，谈到自己的工作，一点也不掩饰对自身的不满。
　　医生坐在椅子上，身体紧张地动着，努力压低自己的又尖又细的声音：
　　“宣传，宣传！现在光是宣传是不够的，那个青年工人的话是对的！现在需要的是更广泛地鼓动，——我说，工人是对的……”
　　尼古拉阴郁地、学着他的口气说：
　　“各地都抱怨说印刷品不够用，可是我们一直不能成立一个像样的印刷所。柳德密拉的气力已经要用尽了，如果不派人去帮她，她会被累垮的。”
　　“维索夫希诃夫怎么样？”索菲亚问。
　　“他不能住在城里。他只能在新的印刷所里干，可是柳德密拉那里还少一个人手……”
　　“我去行不行？”母亲低声问。
　　他们三个人一同把目光转到母亲脸上，沉默了一会儿。
　　“好主意！”索菲亚高兴地说。
　　“不行，尼洛夫娜，这对您是很困难的！”尼古拉冷冷地说。“这样您就得住到城外去，不能再和巴威尔见面了，而且……”
　　母亲叹了口气，反驳道：
　　“这对巴沙并不是什么很大的损失；对于我来说吧，这样的见面也只是使我伤心！什么话都不能讲。像个傻子似的站在儿子对面，有3人盯着你的嘴巴，看你是不是会说出不该说的话来……”
　　最近几天的事件使她觉得疲倦。现在她听见有可能住到城外，远离城里的悲剧，就急不可耐的想抓住这种可能。
　　可是，尼古拉又转换了话题。
　　“您在想什么，伊凡？”他朝着医生问。
　　“医生抬起了低垂在桌上的头，阴郁地回答说：
　　“我在想，我们人太少！必须更有劲地工作……而且，一定要说服巴威尔和安德烈，叫他们逃出来，他们俩什么都不大干整天坐在牢里未免太可惜了……”
　　尼古拉皱着眉头疑惑地摇了摇头，又很快地对母亲看了一眼。
　　母亲明白，在她面前，他们不便谈论她儿子的事，于是就回到自己的房里去了；对于他们这样忽视她的愿望，心中感到有些生气了。她睁着眼睛躺在床上，听着他们的低语声，不禁被不安的情绪控制了。
　　过去的一天，充满了阴郁的疑惑和不吉利的暗示；想起这些，母亲觉得难受。为了推开这些阴郁的印象，她就想起巴威尔。她希望他能够自由，同时这又使她觉得恐怖。她觉得她周围的一切都在不断地尖锐化起来，都有发生剧烈冲突的危险。人们沉默的忍耐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紧张的等待，激怒也显著地增强起来了，言语激昂起来，到处都感到一种令人兴奋的气氛……
　　每一次散发的传单都在市场上、小铺子里、仆人和手艺匠中间引起热烈的争论。城里每一次抓了人这宾，大家谈论起逮捕的原因的时候，总是引起惴惴不安的、疑惑的、有时是不自觉地同情的反响。从前使她害怕的那些字眼：像暴动、社会主义者、政治等等，现在听到它们从普通人口中说出来的时候愈来愈多了。
　　这些字眼，有人用嘲弄的口吻说着，可是在嘲弄的背后流露出掩藏不住的探究的心意；有人怀着恶意说着，可是在恶意之中听出了恐怖；有人沉思地说着，带着希望和害怕。这种激动像波纹似的慢慢地、然而圈子很大地在那停滞了的黑暗生活上面散播开来。昏昏欲睡的思想渐渐醒来，对于正常生活的那种惯常的平静的看法动摇了。
　　这一切，母亲看得比别人更明白。因为对于生活的忧郁的面貌，她比别人知道得更清楚。现在，当她看到这张脸上的疑虑和愤怒的皱纹时，她觉得既是欢喜又是害怕。欢喜的是，——因为她认为这是她儿子的工作；害怕的是，——因为她知道，如果巴沙真的出了狱，他一定要站在大家的面前，站在最危险的地方。而且很可能牺牲……
　　有时候，儿子的形象在她眼里，长得像童话里的英雄那样大；他把她所听到的一切诚实的、大胆的话，她所喜欢的所有的人们的优秀品质，她所知道的一切光明勇敢的高尚行为，都集合到他身上去。每当这时，她感到又是感动、又是骄傲，心里充满说不出的欢喜，她满着着无限的喜悦望着儿子的影象，心里充盈着真诚的希望，默默地想：
　　“一切都会好起来，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她的爱——母爱——燃烧起来，压住了她的心，几乎让她感到了隐隐的疼痛。后来，这种母性妨碍了人性的成长，而且把人性烧光了，在这种伟大的感情的原来的地位上产生了不安与怕惑，在它的灰白色的灰烬里，有一种忧愁的思绪在胆怯地颤动着：
　　“他会死的……会没命的！……”
　　14
　　正午时分。
　　母亲在监狱事务室里和巴威尔面对面地坐着。
　　透过迷朦的泪水，她仔细端详着儿子那长了胡子的脸庞，找机会将那紧紧捏在手中的字条交给他。
　　“我身体很好，大家也都很好！”他低声说。“你近来怎样？”
　　“我还好！叶戈尔·伊凡诺维奇死了！”母亲机械地回答。
　　“真的？”巴威尔惊叫了一声，然后悄悄地低下了头。
　　“出丧的时候，警察们闯来打架了，还抓去了一个人！”她直截了当地说明着事实。
　　副监狱长咂了一声他那薄嘴唇，忽的一下跳起来，含糊不清地命令道：
　　“这是不准讲的，你是应该知道的！不准谈政治！……”
　　母亲也从椅子上站了起来，装作什么也不知道的样子，抱歉地说：
　　“我不是在讲政治，我是在讲打架的事！他们打架了，那是事实。有一个人的头都打开了……”
　　“反正都一样！我请您住嘴！就是说，凡是跟你个人——
　　跟你的家庭和家里没有关系的事情，都不准说！”
　　他觉得自己说得很没有顺序，便就重新在桌旁坐下，一面翻着案卷，一面无精打采地、似乎很疲倦的补充道：
　　“我是要负责的，不错，……”
　　母亲向周围看了一下，飞快地将手里的纸团塞在巴威尔的手里，好像放下重担般地透了口气。
　　“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才好……”
　　巴威尔笑了出来。
　　“我也不知道呀……”
　　“那么就不必来！”副监狱长生气地说。“没有话好说，还尽跑到这儿来添麻烦！”
　　“快要审判了吗？”母亲沉默了一会，不得不找话说。
　　“两三天之前检察官来过，说快要……”
　　他们互相说着没有意义的、双方都觉得没有必要的话。
　　母亲能看出来，巴威尔的眼睛里温柔而亲切地在望着她的脸。他的那种镇定自若的态度和平常一模一样。只是胡子长得长了，使他看上去显得老了一些，他的手腕也好像比以前白了一些。
　　母亲由衷地想使儿子高兴，想对他讲尼古拉的事情。于是，她并不改变谈话的声调，还像刚才说那些没有趣的废话时一样，开口说道：
　　“我看见过你的学生……”
　　巴威尔凝视着母亲，两眼中充满无声的提问。
　　为了使儿子记起维索夫希诃夫的麻脸，她灵机一动，用手指头在脸上点了几下……
　　“那孩子很好，身体也很健康。不久就可以找到事情做了。”
　　巴威尔明白了她的意思，会意地向她点了点头，眼睛里带着微笑地回答说：
　　“那真是好极了！”
　　“是啊，你瞧！”她很快意地说，儿子的喜悦之情更感动了她，她便更高高兴了。
　　分手的时候，他紧紧地握着母亲的双手，真心地说：
　　“谢谢你，妈妈！”
　　因为和儿子心灵上的交流而产生的喜悦，使她深深陶醉了。她甚至没有和气用话语来回答他，只是默默地握着他的手。
　　回到家里，莎夏已在等她了。
　　每逢母亲去看望巴威尔的日子，这个姑娘总要来的。但她从来不主动问巴威尔的情况；若是母亲自己也不讲的话，她只是静静地凝视着母亲的脸，也就感到满足了。然而，今天她一看见母亲就担忧地开口问道：
　　“他怎么样？”
　　“没什么，身体很好！”
　　“字条交给他了？”
　　“交给了，我很秘密地塞给了他……”
　　“他看过了吗？”
　　“哪会看过呢？那里怎能看？”
　　“对对，我忘了这一点了！”姑娘慢慢地说。“还要等一星期，一个星期！您想结果怎么样——他会同意吗？”
　　她皱着眉头，目不转睛地望着母亲的脸，很认真。
　　“啊，我可不知道。”母亲一边考虑，一边回答。“假如没有什么危险，那为什么不出来呢？”
　　莎夏用劲摇了摇头，冷冷地问：
　　“您知不知道，病人可以吃点什么东西？他想吃东西。”
　　“什么都可以吃！我马上去……”
　　她快步进了厨房，莎夏慢慢地跟在她的身后。
　　“要我帮您的忙吗？”
　　“多谢，不要。”
　　母亲弯下腰来，从炉子里取出一个钵头。
　　姑娘轻声地说：
　　“请您等一下……”
　　她的脸色发白了，眼睛悲哀地大睁着，用抖动着的嘴费力而迅速地低声说：
　　“我有件事要拜托您。我知道，他是不会同意的！请您务必得劝劝他！他这个人是不能缺少的，您对他说，为了工作是少不了他的。我一直在担心，怕他生病。您看，审判的日期老是定不下来……”
　　她好像每说一句都很困难。她的身子站得笔直，眼睛望着别处，声音忽高忽低。说完后她疲乏地垂下眼皮，咬往嘴唇，紧紧地捏着自己的手指，发出了咯咯的响声。
　　母亲被她的激情与真诚弄得不知如何是好，但毕竟她很了解这种心情，她的心中充满了惆怅的感情，激动不已地抱住莎夏后，悄声地说道：
　　“亲爱的！他是除了自己的话之外，什么人的话都不会听的，不管是谁的……”
　　她俩紧紧地拥抱在一起，沉默不语。
　　到后来，莎夏小心地从肩上拿了母亲的手，颤抖着说：
　　“是的。您的话是对的！刚才这都是傻话，太神经质了……”
　　忽然，她变得严肃起来，简单地说：
　　“我们快把这东西给病人吃吧……”
　　她坐在伊凡床边，关心地、亲切地问道：
　　“头疼得厉害吗？”
　　“不很厉害，只是脑子里非常模糊！而且觉得浑身没劲儿。”伊凡好像怕羞似地把被头拉到下巴底下，像是怕光似的不断地眯缝着眼睛。
　　莎夏知道病人不好意思在她面前吃东西，便就站起身来，走了出去。
　　伊凡坐在床上，望有她的背影，眨着眼睛说：
　　“真漂亮！……”
　　他生就的一双快活的浅色的眼睛，小小的牙齿排列得很整齐，声音好像还未脱去孩子的声调。
　　“您几岁？”母亲沉思般地问道。
　　“十七岁……”
　　“父母亲在哪里？”
　　“在乡下。我十岁就到了这里，——从学校毕业之后就来了。同志！您叫什么？”
　　被人家用这个字称呼的时候，母亲总是觉得又是好笑，又是感动。
　　这一次她也是面带微笑地问他道：
　　“您想要知道我的名字做什么？”
　　少年狼狈地沉默了一会儿，后来说：
　　“我们小组里的那个大学生，就是我们一起看书的那一个，经常和我们讲起工人巴威尔·符拉索夫的母亲。——五一示威的事，您知道吗？”
　　她点了点头，觉得紧张起来。
　　“他第一个公开举起了我们党的旗帜！”少年自豪地说。
　　他的自豪感和母亲心里的感情呼应了起来。
　　“那次我没有参加，那个时候我们在这儿计划自己的示威运动，但是没能成功！那时候我们的人很还少。可是到明年——嘿！您等着瞧吧！”
　　他体味着未来胜利的喜悦，兴奋得说不出话来了。接着，他用汤匙在空中挥动着，继续讲：
　　“刚才说过的母亲符拉索娃，在这个示威之后也加入了党。他们说，这简直是个奇迹！”
　　母亲咧开嘴笑了笑，她听到这个孩子的充满兴奋的称赞，觉得很是欢喜。欢喜的同时她又觉得有几分不好意思。她甚至想对他说：“我就是符拉索娃！……”然而她忍住了，含着一丝的嘲笑和惆怅对自己说：“唉，你这个老傻子呀！……”
　　“好，您多吃些吧！赶快好起来，好去干有用的事！”母亲俯身对着他，突然激动地说。
　　房门开了，吹进来秋天阴湿的寒气。索菲亚两颊红润，愉快地走了进来。
　　“暗探跟在铁后面，就像求婚的人追求富家小姐一样，真的！我得离开此地了。……喂，凡尼亚，你怎么样了？舒服了吗？尼洛夫娜，巴威尔怎样？莎夏也在这儿？”
　　她吸着烟，一样样地问着，并不等待答复。还一面用她那灰色的眼睛温柔地望着母亲和少年。
　　母亲望着她，心里暗自微笑着想道：
　　“我也成了一个好人了！”
　　她又俯身对伊凡说：
　　“快点儿好起来吧，孩子！”
　　说着她走进了餐室。
　　这里索菲亚正在和莎夏谈话：
　　“她那里已经准备了三百本！她这样拚命地工作，差不多把自己累死了！这真是英雄主义！嗳，莎夏，生活在这样的人们中间，做他们的同志，和他们一起工作，这真是莫大的幸福……”
　　“是啊！”姑娘低声回答说。
　　傍晚喝茶的时候，索菲亚对母亲说：
　　“尼洛夫娜，您又得到乡下去一趟。”
　　“要去就去吧！什么时候去？”
　　“两三天之后，可以吗？”
　　“好……”
　　“您坐车去！”尼古拉低声劝她。“雇了驿马，最好走另外一条路，经过尼柯尔斯柯耶乡……”
　　他停顿了一会儿，脸上皱起了眉头。这种样子和他的脸不相称，使他平日镇静的表情变成一种很难看、很奇怪的样子。
　　“经过尼柯尔斯耶太远！”母亲说。“而且雇马很贵……”
　　“您要知道，”尼古拉继续说：“在我看来，我是不赞成这次旅行的。那边很不安静——已经捉了人。有一个小学教员被带去了，得小心一些。应该等几天……”
　　索菲亚用指头在桌上敲着，接上去说：
　　“保证持续不断地散发印刷物，对我们是很重要的。尼洛夫娜，您不怕去吧？”她忽然问道。
　　母亲心里觉得很不高兴。
　　“我什么时候怕过？第一次做的时候都不怕……现在反倒会一下又……”她一句话没有讲完，就低下了头。每当有人问她怕不怕、方便不方便，或者问她是否能完成某件工作的时候，她总是从这些问话里听出向她请求的语气，她便觉得他们把她看作了外人，并不像他们彼此之间那样没有疑问和担心。
　　“您真不应该问我怕不怕，”母亲心事重重地说，“你们相互之间怎么从来不问害怕不害怕的话呢？”
　　尼古拉听了很急虑地摘下了眼镜，然后又把它戴上。他向索菲亚凝视了一会儿。
　　叫人难堪的沉默使母亲不安起来，她怀着歉意从椅子上站起来，想找些话说，可是这时索菲亚碰了碰她的手，轻轻地请求说：
　　“原谅我！以后再也不问了！”
　　这句话使母亲轻松起来，甚至还让她感到有点好笑了。几分钟之后，他们三个不约而同地谈起了他们共同关心的去乡下的问题了。
　　15
　　黎明时分。
　　母亲乘坐了驿站的马车。马车在那条被秋雨浇过的路上摇摇晃晃地行驶着。空气中吹送着潮湿的秋风，泥泞被车马践踏，水溅出许多泥点子。马车夫侧着身子对着她。像是沉思一般，忽然，他鼻音很重地开口说话了。
　　“我对他——对我哥说，怎么样，我们分开了吧！这样我们就分开了……”
　　突然，他扬手在左边的马身上抽了一鞭，生气地喝斥道：
　　“嘘！畜生，走呀！”
　　秋季之中的肥胖的乌鸦们，好像十分担心地在收割了的田里走着。寒风发出呜呜地吼声，吹在它们的身上。乌鸦侧着身体，想要抵挡风势。而风吹动了它们周身的羽毛，甚至吹得他们站不住脚；于是，它们只好让步了，懒洋洋慢腾腾地振着翅膀飞到别处去了。
　　“可是，他并不跟我平分，我一看，剩给我的就那么点了！”
　　马车夫叨咕着。
　　母亲仿佛做梦一般地听他说着话。回忆起自己最近几年来所经过的事情。当她把这些往事重温一遍的时候，到处都可以看见自己……
　　从前，生活和她离得很远，也不知道是由谁的原因造成的，也不知道究竟为了什么，可是现在，许多事情都是在她眼前发生的，而且有她自己参与过、出过力量。这些情景她心里引起一种错综复杂的感情，交织着对自己的怀疑、自满、犹豫和无法说出的惘然与惆怅……
　　周围的一切都缓慢而有节奏地摇动着。天上的灰色的云飘浮着，笨重地互相追逐。道路两旁，被打湿了的树木们摇荡着没有叶子的树枝树梢，从马车两边闪动过去了。田野扇形地展开，小山一会儿出现，一会儿又隐去。
　　车夫那鼻音很重的话语，驿马的铃铛声，风的唿哨声和咝咝声，好像汇合成一条抖动的、曲折的小溪，在田野的上空单调地流动着……
　　“有钱的人到了天堂也还是嫌不好，——真是这样的呢！……他们还是要压迫人，官府里的都是他们的朋友。”马车夫在座位上摇晃着，声音拖得老长。
　　到了驿站，马车夫解开了马缰绳，用一种不报希望的口吻对母亲说：
　　“给我五个戈比吧，让我喝一杯也是好的啊！”
　　母亲给了他一个铜币。
　　他将铜币在手堂上掂了一下，用同样的调子告诉母亲说：
　　“三个戈比喝烧酒，两个戈比吃面包……”
　　中午之后，母亲感到又冷又累，这时到了很大的尼柯尔斯柯耶村。
　　母亲走进了驿站，要了茶，便在窗前坐下来，又将沉重的箱子放在自己坐的凳子底下。
　　从窗口可以看见一块不大的广场，铺着踏平了的干草，还有乡政府那顶子歪斜的深灰色的屋子。屋子的台阶上，坐着一个秃顶，但却长着胡子的农民，他只穿一件衬衣，正在那儿抽烟。有一头猪在草地上走。它似乎有点不满，使劲摆着耳朵，鼻子在地上嗅着，摇着嘴巴和脑袋。
　　乌云一大堆一大堆地飘浮着，渐渐地集聚过来，四周都非常寂静，也非常阴暗。而生活好像躲得不知去向了，或者是藏在什么地方正偷看。
　　忽然，县里的一个纸级警官快速跑到广场上，将棕色大马停在乡政府的台阶旁边，挥了一下鞭子，对那个农民吆喝了起来，——吆喝声冲在玻璃窗上，可是却听不清楚吆喝的是什么。
　　那农民站起身来，伸出手来指了指远处。警官跳下马来，身子摆动了一下，又将鞭子交给了农民，然后抓住扶手，笨重地走上台阶，进到了乡政府的大门里面……
　　四处又恢复了寂静。
　　马掀起蹄子，在软软的地上踢了两下。
　　驿站里走进来一个十五六岁的姑娘，她脑后拖着一条黄色的短辫、圆圆的脸蛋上长着一对可爱的眼睛。她手里捧着一只边上有缺口的大托盘，盘子里放着餐具。她走近前来，咬着嘴唇，不住地点头，给母亲行礼。
　　“你好，姑娘！”母亲很亲热地打招呼。
　　“您好！”
　　姑娘在桌子上摆着盘子和茶具，忽然很活泼地说：
　　“方才抓了一个坏人，就要带走了！”
　　“什么样的坏人？”
　　“我不知道……”
　　“那人干了什么坏事？”
　　“我不知道！”姑娘重复了一遍。“我只听说——抓了人，乡政府的看门的跑去请警察局长去了。”
　　母亲朝窗外望了一望，——广场上来了许多农民。有的慢慢地、十分镇静地走着；有的一边走一边急急忙忙地扣着皮袄的纽扣。大家都在乡政府门前的台阶旁站住了，眼睛望着左边的地方。
　　姑娘也跟着向窗外看了一眼，然后从房间里跑了出去，砰的一声关上了房门。
　　母亲被颤动了一下，将凳子底下的箱子又朝里面塞了塞，把披由朝头上一披，很快地走到门口，一面压拦住一种突如其来的莫名其妙的企图赶快逃去的愿望……
　　当她走到台阶上的时候，突然打了一个寒噤。她觉得呼吸困难，腿也麻木了，——被反绑了两手的雷宾在广场中央走着。
　　两个乡警和他并排走着，手里的棍子有节奏地在地上敲着，乡政府的台阶旁边挤满了看热闹的人，都在静静地等待着。
　　此刻，母亲茫然若失了。
　　她目不转睛地望着，——雷宾在说话，她能听见他的声音，但是他的话却在她心里的一片黑暗的、战栗的空虚中消失了，没有回声。
　　母亲恢复了知觉，透了口气，——台阶旁边站着一个蓄着浅色大胡子的农民，他用蓝眼睛盯着她的脸望着。
　　她不住地咳嗽起来，用她那吓得发软的两手摆着喉咙，费力地问：
　　“这是怎么回事？”
　　“唔，您看吧！”农民回答了，就转过身去。这时又来了一个农民，站在他的旁边。
　　乡警在群众面前站住。
　　群众的人数很快地增加了可是仍旧不作声。这时，人群的上空突然发出了雷宾那粗壮的声音。
　　“正教的信徒们！你们听说过写着我们农民生活的真理的那些可靠的书吗？我就是因为那些书受苦的，那些书是我散给大家的！信徒们！”
　　人们蜂拥而至地围住了雷宾。
　　他怕声音非常镇定，不快不慢，使母亲渐渐清醒过来。
　　“听见了吗？”另外一个农民用手在那蓝眼睛的农民腰上戳了一下，低声问道。
　　那人没有回答他，抬起头来又对母亲望了望。另外那个农民也朝母亲看了一眼。这个人比较年轻，蓄着稀稀落落的黑胡子，瘦削的脸上全是雀斑。接着，两个人都离开了台阶，走到一边去了。
　　“他们在害怕！”母亲直觉地判断。
　　她的注意力也更加敏锐了。
　　在高高的台阶上，她很清楚地看到了米哈依洛·伊凡诺维奇那被打伤了的黑脸，看到了他眼睛里放出的热烈的光。
　　她希望雷宾也能看见她，于是，她勇敢地踮起了脚跟儿，向他伸长了脖子。
　　人们阴郁地、将信将疑地望着他，沉默不语，只有在后排的人群中，可以听到声音压得很低的谈话。
　　“老乡们！”雷宾尽量提高着迟钝的声音说。“你们要相信那些书，为了这些书，我连死都不怕，他们打我，折磨我，想要我说出这些书的来源，他们还要打我，可是我都能忍得住！因为这些书里讲的是真理，这真理对我们来说应该比面包还重要，——就是这样！”
　　“他为什么要讲这些话？”站在台阶旁边的一个农民轻轻地问。
　　那个蓝眼睛的农民慢吞吞地回答他道：
　　“现在反正是这么一回事——一个人不会死两次，死一次总是免不了的……”
　　群众们默默地在那里站着，蹙着眉头阴郁万分，大家身上仿佛压着一种看不见却很重的东西。
　　那个警官在台阶上出现了，身子摇摇晃晃的，用喝醉了的声音怒吼道：
　　“谁他妈的在这儿讲话呢？”
　　他忽然跑下台阶，揪住了雷宾的头发，将他的头猛烈地推撞着。
　　“是你在胡说八道！狗东西！他妈的！”
　　群众蠕动起来，开始发出嗡嗡的谈论声。
　　母亲内心的痛苦没法表达出来，只得低下头。
　　这会儿忽然又听见了雷宾的声音：
　　“好，乡亲们，大家看啊……”
　　“住口！”警官打了他怀记耳光。
　　雷宾晃了一下身子，耸了耸肪膀。
　　“他们绑住了你的手，相怍发折磨你就怎么折磨你……”
　　“乡警！把他带下去！大家都走开！不准站在这儿！”那警官颇像一只被链索拴在一块肉前的狗，在雷宾身前乱蹦乱跳，用拳头在他脸上、胸上、肚子上用力地殴打着。
　　“别打了！”群众里面有人喊。
　　“为什么打人？”另外一个声音附和他。
　　“我们过去吧！”蓝眼眼的农民点点头说。
　　于是他们二人不慌不忙地朝乡政府走过去。
　　母亲用善良的目光看着他们的背影，轻松地吐了口气。
　　那个警官又笨重地走上台阶，在台阶上挥舞头拳头，发疯似地嚷着：
　　“我说，把他带到这儿来！”
　　“不行！”群众中不知是谁发出了一声有力的呼喊——母亲知道，这是那个蓝眼睛的农民的声音。“大家听着！不能让他带去！到了那里，一定会被打死的。打死了之后，又会推到我们头上，说是我们打死的！不准带去！不准！”
　　“老乡们！”
　　雷宾的声音嗡嗡地响起来。
　　“难道你们没有看见自己的生活吗？难道你们不明白，你们是怎样地遭人剥削，怎样地受人欺诈，怎样被坏蛋吸你们的血吗？不论什么事情，缺了你们，没有你们是不行的，只有你们才是天下最有力的人，最该得到财富的人，可是你们看看，你们的权利呢？你们只一种权利——就是饿死！活活饿死！”
　　农民们听了，立时就七嘴八舌地叫嚷喊闹开了。
　　“他说得对！”
　　“叫局长出来！局长跑哪去了？……”
　　“警官骑马去叫了……”
　　“那个醉鬼！……”
　　“叫局长不是我们的事……”
　　这声浪越来越大，越来越高，大有排山倒海之势。
　　“你讲下去呀！我们不让他们打你……”
　　“解开他的手！”
　　“小心啊，别闯祸！……”
　　“我的手特别疼！”雷宾那洪亮的声音盖过了一切声音。
　　“老乡们，我是不会逃的！我不会逃避我的真理，真理就在我心里……”
　　有几个人悄悄地交谈了几句之后，摇了摇头，然后态度十分庄重地离开了人群，走了。可是，从四面八方跑来的人都不断地增加着，他穿得很贫寒，好像刚刚披了衣服，满脸都是激动不已的表情。
　　他们围着雷宾，仿佛是一大片黑色的泡沫在热烈地沸腾着。雷宾站在群众之间，好像森林里面的教堂似的。他高举起双手向群众挥动着，真诚而感动地说：
　　“谢谢你们，诸位乡亲，谢谢你们！我们的手应该由我们自己互相帮着来解开！没有别人会帮助我们的！”
　　他摸了摸胡子，又举起了那只带血的的粗大的手掌。
　　“看！这是我的血，——这血是为真理流的！”
　　母亲走下台阶。可是，她站在平地上看不到被群众包围住的雷宾，所以，又重新走上台阶来。她的心窝里发热，有一种说不清楚的喜悦在她的全身血液颤动着。
　　“老乡们！你们去找那些个书来看吧。别相信官吏和教士的话，他们把那些带着我们真理的人，叫作暴徒，叫作逆党！真理偷偷地在地上行走，它要在人民中间找一个窠，——在官府方面看来，这是跟小刀和火一样的东西，他们不能接受它的。真理要把他们杀掉，把他们烧毁！而在我们看来，真理是我们善良友好的朋友。在雷宾看来，真理是该死的敌人！因为这个缘故，所以真理不得不躲藏着。乡亲们，你们听见没有？”
　　群众里面，又发出了几声动人的欢呼声，充满喜悦与激动。
　　“正教信徒们，大家听着！”
　　“喂，兄弟，你要完蛋啦……”
　　“是谁告的密？”
　　“教士！”一个乡警说。
　　两个农民便破口大骂起来。

　　“喂，大家小心！”群众里面发出了警告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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