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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初版序言①
（１８３７）
①在一八三七年版“外省生活场景”第四卷（《十九世纪风俗研究》第八卷）中，此序言列于《幻灭》第一部之首。一八三七年时，这第一部并无小标题。到了一八四三年才有了《两诗人》的标题。
自一八三三年十二月至一八三六年十二月，三年之内，本书作者发表了十二本书，构成了《十九世纪风俗研究》的前三组。在本书初版脱稿之际，请诸位允许他指出：各部作品，无论是重印的还是以前未曾出版的，都花费了同样的劳动，因为重印的作品中，大部分都重写过了。有的作品，无论是主题还是文风，全部都更新了。另外三组，“政治生活场景”，“军事生活场景”和“乡村生活场景”，很可能需要的时间不会比这更长。这样，对这部巨着感兴趣的人不久就可见到它的各个部分，而且只通过背景的陈列就可以了解这部巨着包含着怎样浩繁的细部了。
作者之所以要再次阐述一下自己作品的总体思想，是因为这部作品的结构方式在某种程度上迫使他不得不这样做，这种结构方式正在受到不恰当的批评。
一个作家从这样一个原则出发：社会状况使人那样适应社会本身的需要，把人异化得那样厉害，以致在任何地方人都不象人了。有多少种职业，就有多少人的类别。一言以蔽之，人类社会与动物界一样五花八门。当他从这样一个原则出发，打算从社会的各个方面，捕捉社会的各个阶段去对社会进行完整的描绘时，对这样一位勇气十足的作家，人们难道不应该给予一些关切和耐心么？科学家撰写自己的专着时，人们应允给他与其著作的宏大规模相应的时间。给予科学家的这种照顾，上述这位作家难道不能得到么？难道他不能一步一步向前走，完成他的作品，而别人并不要求他每走一步都解释一下，说这部新作品是大厦的一块石头，所有的石头应该聚集在一起，在某一天会造成一座宏伟的大厦么？总而言之，待整体相当高大时再来介绍这部作品，难道不更好么？
确实，这里的每一部小说都只是社会这部大小说的一章。每一故事中的人物活动于其中的范围，无非是社会领域本身。其中的某一个人物，例如《高老头》中的德·拉斯蒂涅先生，之所以正在他生涯的中途就停了下来，作者没有交待下去，那是因为诸位在《侯爵夫人剪影》（《妇女研究》），《禁治产》，《大银行》（《纽沁根银行》）及《驴皮记》中还会见到他，在他所处的时代里，根据他在社会上所处地位行事，触及那些身分很高的人实际参与的各种大事。对于在这部长篇社会史中出现的几乎每一个人物，这种见解都适用。一个时代中出类拔萃的人物，并没有人们设想的那么多，而在这部作品中将不少于一千个。粗略估计，这部作品最富描写性的部分，大概也有二十五卷。所以，从这方面来说，作品将是忠实的。
因此，本文作者很乐于承认：一部作品应该在什么地方刹住，他很难知晓。从作品发表的方式来说，根本不可能从一开始就将整部作品固定下来。这一说明在《幻灭》之首十分必要，因为本卷只包括《幻灭》的引子。最初的计划并不太复杂。而一旦提笔，情况就有了变化。只是卷码铁面无情，已经定了下来，发行又不能等待。作者只好在他本人原来给作品划定的界限上停下来。开始时，只不过想将外省风习与巴黎风习加以对照。在外省，由于缺乏比较，人们内心产生的一个个幻想，本会给他们带来真正的灾难，作者所抨击的，正是这些幻想。幸而外省人对他们生活的氛围和那些本是幸事的不幸，已经如此习以为常，以致不论他们到外面什么地方，他们都会感到难受，巴黎尤其让他们讨厌。反过来，作者经常赞美他们的真诚：这些外省人往往真诚地将一个相当愚蠢的女人当作很有头脑的女性介绍给你，将一个丑八怪当作叫人神魂颠倒的美人儿介绍给你……可是，当作者津津有味地描绘外省一个家庭的内部和外省一家寒酸印刷厂的演变时，当他让这幅图景在描述中以尽可能广的广度展开时，很明显，其画面就不顾作者的初衷而扩大了。人们描摹自然时，会出现好心犯下的错误：一处风景优美的地方，远远望去，一开始时常预料不到其真正的范畴：一条大路，起初似乎是一条小径；小小的河谷变成了大峡谷；乍看极易穿越的一座山，到真正翻越的时候，叫你走了整整一天。《幻灭》也是这样，它大概再也不仅仅是关系到一个小伙子和一个女人的故事：小伙子自认为是伟大的诗人；那个女人维系着他这种信心，将他身无分文又无后台保护地投进巴黎的中心。巴黎与外省之间的种种联系，巴黎那种致命的吸引力，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向作者揭示出十九世纪青年的面貌：作者忽然想到了本世纪的一大害——吞噬了多少生命、多少美好思想的新闻界，及其在简朴的外省生活领域中引起的可怕反响。他尤其想到这个时代那些最致命的幻想，即家庭对那些稍有才气却无坚强意志为之导向、也没有掌握防止走入歧途的正确原则的子女所抱的幻想。于是画幅扩大了。
原来只想写个人生活的一个方面，现在则涉及本世纪最光怪陆离的现象中的一面。这是即将消亡的一面，正如帝国已经消亡一样。必须赶紧将它描绘下来，以便使活着的东西不要在画家的眼前变成一具僵尸。作者认为这是一项伟大而艰难的任务。他揭示新闻界不为外人知悉的风习，将使不止一个人面红耳赤；但是，对于不止一个最初抱着美好的希望、最后却没有好下场的文坛人物这种无法解释的结局，说不定他会作出很好的解释。而且，某些十分平庸的人所获得的并不光彩的成功，也可以用他们的后台，说不定也可以用人的天性来加以解释。
作者何时能够完成他这幅油画呢？他不知道，但是他一定会完成。这种困难已经出现过好几次了，无论是《路易·朗贝尔》，《被诅咒的孩子》还是《玄妙的杰作》，都遇到过这样的难题。每次，作者并不缺乏耐心，倒是读者缺乏耐心。让我们打开天窗说亮话吧，读者对这些细节是无所谓的。他们就是要看书，而书是怎样产生出来的，他们才不管呢。
一八三七年一月十五日于巴黎
第二部《外省大人物在巴黎》初版序言①
（１８３９）
①这是一八三九年六月苏弗兰书屋版的序言，书名为《外省大人物在巴黎》。
《外省大人物在巴黎》是《幻灭》的续篇，在组成“风俗研究”的各个场景中，这一场景可能是最长的了，《幻灭》是这一场景的开场白。本书作者再次不愉快地向诸位宣布：这一幅图画还未完成。尚有《幻灭》第三部有待写作。主人公离开外省，在巴黎小住，在某种程度上是一首三部曲的前两日，必须写到返回外省才算齐全。这最后一部的书名将是《发明家的苦难》，而且要在这部悲剧的主人公能唤起的兴趣不曾冷却下来的情形下出版。主要演员要在结尾时聚集一堂，象古典戏剧中的惯例那样具有经典的准确性，所有的人都有不少幻想破灭，证明三部曲的总标题十分恰当。
作者是否履行了在《幻灭》卷首的《告读者》中许下的诺言呢？诸位将作出评断。新闻界也不比其他行业更能逃脱喜剧的裁判。对他们来说，也许需要的是阿里斯托芬再世，而不是一位不大善于讽刺的作家的笔杆。但是，他们使文学那样恐惧，以致不论是戏剧、讽刺诗、小说还是打油诗都不敢将他们拖到用笑声来ｃａｓｔｉｇａｔｒｉｄｅｎｄｏｍｏｒｅｓ①的法庭上去。只有一次，斯克里布先生在他一个小小的剧本《江湖郎中》里对这一任务进行了尝试。那出小戏与其说是一幅图画，不如说是一幅肖像。这幅俏皮的草图引起人们的兴趣，使本文作者想到，如果描绘出一幅更广阔的图景，定会获得成功。
①拉丁文：匡正世风。
还有一次，德·拉图什先生接触到文坛风气问题，但他抨击的主要不是新闻界，而是一系列利害关系形成的一种联盟，联盟持续的时间长短取决于参加这个联盟的才子们默默无闻的时间有多长：一旦成名，这些同盟者就再也不能同心同德了；战斗过程中纪律严明的珀伽索斯①们到争名夺利时就要相互厮杀起来。再说，这位聪明人只不过写了一篇俏皮文章。不过这也足够了。他享有给语言又造了一个新词的殊荣。这个词保留下来了，这就是哥们义气，而且后来又成了一出五场喜剧的剧名。这样，作者的功劳便是干了一件勇敢的事，吓坏的人越多，他就显得越勇敢。
①珀伽索斯为希腊神话中的飞马神，诗兴、诗才的象征，这里指文人才子们。
在每个人都在寻找新主题的时代，怎么没有一支笔敢于刺向报界那极为滑稽可笑的风气呢？此乃我们时代独一无二、最与众不同的风气呀！在为一本极为精彩的书《德·莫班小姐》所写的精彩序言中，泰奥菲尔·戈蒂耶先生手执皮鞭，腿戴马刺，脚穿高统靴，象路易十四走进他那著名的审判厅一般，冲进新闻界的腹地。本文作者如果忘记提及这篇序言，那他可就欠公道了。这部富于喜剧奇想的作品，不，让我们说得更正确一些，这一英勇行动，证明了这种事是多么危险！这部书是当代最富艺术性、色彩最斑斓、最优美、最强有力的一部作品，笔调那样生动，遣词造句那样不同凡俗，如此佳作，是否获得了全部成功呢？人们对它是否作出了足够的评论呢？
难得的一篇文章抨击这部书，其矛头与其说是针对年轻而无畏的作者，不如说是针对出版商的吝啬，他们拒绝向报纸提供书的样本。文学向商品转化过程中，有多少祸患压在文学头上，公众是一无所知的。自这一幕取材的那个时代以来，作者打算描绘的那些祸患有增无减。从前新闻界要书商缴纳实物税：他们向书商索要一定数量的样书，按照刊物的数目算，少于一百左右是不行的。用这个来支付书商渴求的新书评介，实际上书商经常看不见这些文章发表出来。这种赠书的书目，如果加上各种报纸的总数。便是一个很大的数字。如今，双重的捐税更重了：还要加上作广告的昂贵费用，几乎与印书一样贵，而这广告对比利时盗版极有好处。可是某些批评文章借机捞钱的惯技没有任何改变。虽然可能片面或者充满仇恨，但是并不考虑利害关系的批评文章，只会有两篇或三篇，绝不会更多。结果自然是，与比利时经常不断损害当代作家的利益犯下的盗版罪行相比，报纸对这些作家生存的损害也不小。诸位以为思想高尚的人、许许多多义愤填膺的心灵都为泰奥菲尔·戈蒂耶先生的序言叫好了么？这位诗人用讽刺诗描绘了这些诽谤者的极端腐败、寡廉鲜耻，而这些人还在为当权者的腐败、寡廉鲜耻叫苦不迭，上层社会难道能叫这讽刺诗得到荣誉和赞颂么？正人君子那种不冷不热的态度，是多么可怕的事情！他们护着自己的伤处，而将医生当敌人来对待！他们不怕将热拉尔的《丽达》和吉罗德的《酒神的女祭司》暴露在人们的目光下，实际上，这两幅画在绘画中正相当于上述书籍之于诗歌。
报界风气这种广阔的题材，单写一本书或一篇序言是远远不够的。作者在本书中描绘了这种流弊的开端，如今这病症已大大发展。与一八三九年的状况相比，一八二一年的报界还幼稚得很呢。虽然作者未能囊括这祸患的整个规模，他至少毫无恐惧地接触到了这个题目。他利用了自己所处地位的优越性。他属于丝毫不需要向报界致谢的极少数人之列：他从未向报界提过任何要求，他自己一步步走过了这条路，而没有依赖报界这条沾满鼠疫病菌的拐杖。他的优势之一，就是一向蔑视这个虚伪的暴君，从未求助于任何人笔下的任何文章，从未将不朽的作家献到无用广告的祭坛上去为一本书作成祭坛的底座。从当前的情形来说，一本书的寿命不超过六个星期。所以，他有权——当然这权利是付出了昂贵的代价得到的——正视这个癌症，有一天，这癌症也许会吞噬整个国家。
对于这一点，很可能不只一个人会说，本文作者装作遍体鳞伤的样子以引起人家对他的注意，实际上他全身都很舒坦。可是，就在昨天，人家还在对他进行攻击和诬蔑：本文作者的一个出版商在一家小报上看到一篇文章，攻击一项对当代文学有利的行动——法国出版业对抗比利时所作的努力。出版商诉之于法律，以致轻罪法庭对这家小报绳之以法。
法官们这才知道了报界是怎样的无能。出版商证明《乡村医生》有四种版本，全都印成了铅字，印厂各不相同。在任何一家报纸上，这部书都没有受到称赞。笔者现在正等待着《欧也妮·葛朗台》的第二版出版，批评界试图通过对作者这部作品过分的赞扬而使他的其他作品无声无息。那家小报对本文作者无所不用其极。笔者在一场大名鼎鼎的官司中，忍受了作家们对自己营垒中的一员所能干出的一切坏事。在对作者的人品、性格、好运以及厄运、生活习惯以及所谓的可笑之处进行了毫未奏效的攻击之后，此种作法不是又会给他添上什么新伤痕么？
不过，请诸位千万不要相信，是激情、报复的欲望或什么卑劣的情感促使他完成现在这部作品。他有权描绘一些肖像，但只限于泛泛而谈。何况报界在当代风俗史中起着那么巨大的作用，对于在法国上演的伟大戏剧，作者如果略过这一场，说不定人家以后要给他扣上胆小鬼的帽子。在许多读者看来，这幅图画可能显得过火。但要知道，这全是令人绝望的现实，而且在书中已经写得温和多了，何况主题的性质也使作品的范围受到了限制。本书只写了报界对青年富有诗意的心灵所产生的叫人堕落的极坏影响，等待着初出茅庐的人的种种困难。这些困难与其说是物质方面的，不如说更是精神方面的。报界不仅扼杀了许多青年和天才，而且他们善于将死者埋葬在深不可测的秘密之中。他们从来不往这些坟墓上抛掷鲜花，而只为死去的订户洒下泪水。
让我们再说一遍好么？本书的主题与时代本身一样广阔。
勒萨日笔下的杜卡莱，莫里哀笔下的菲兰特和答尔丢夫，博马舍笔下的费加罗以及古老戏剧中的司卡班，所有这些典型人物在这部书中大概都放大到了我们这个时代的规模。在这个时代，除了国王的宝座以外，到处是君主，每个人都以国王的名义办事，每个人都想在圆周的一点上自立为中心，或在一个阴暗的角落里自封为王。这些小人，靠背信弃义发福，靠喝人脑浆养身，对残疾人忘恩负义，对他们给别人造成的痛苦，用可怕的讥笑来回答，在他们那污泥筑成的城墙后面躲过一切攻击，随时准备向有足够的利齿、能够按节拍狂吠的看门狗扔过一根骨头。将这些人的肖像画下来，该是多么妙不可言的图画！本书作者不得不略过许多细节，放弃好几个人物，否则作品就要越界，何况作者所处的地位又令他必须避开知名人士。下到巴黎地狱的这些人，拿墨水瓶开战，将自己流产的作品扔到对方头上去，抢夺长柄叉子任意糟踏对方最娇嫩的花朵。那个身处偏僻的外省，生活在温情的家庭之中的年轻诗人，那个美好的灵魂，本书如能阻止他去增加那些下地狱者的数目，便算是完成一件善举了。如今书籍诞生、活着、死去犹如蜉蝣，——好象正是这种昆虫的生活给哪个希腊人提供了报纸第一篇文章的素材——本书能如此，难道不是很了不起吗？本书对一些幸运儿会保留什么幻想吗？
作者很怀疑：青年人的年轻本身就与他们自己作对；外省的才子则有外省的生活与他们作对。外省生活的单调就叫每一个富有想象力的人向往危险的巴黎生活。巴黎之于他们，正如战斗之于士兵。每天早晨，所有的人都以为自己到晚上还能活着，第二天才统计死亡人数。吕西安这种人，就象那些烟瘾极大、不顾禁令在有碳酸气的矿坑中点燃烟斗的人。深渊有其特有的吸引力。至少人们从本书中可以学到这个道理：
要得到高贵而纯洁的名声，坚韧不拔和正直可能比才气更为必不可少。
一八三九年四月于巴黎
第三部《大卫·赛夏》杜蒙版序言①
（１８４３）
①《幻灭》第三部分曾数次更改标题。长篇连载时题为《大卫·赛夏或发明家的苦难》，收入菲讷版《人间喜剧》第八卷（１８４３）时题为《夏娃和大卫》。本序言载于一八四四年杜蒙出版的两卷本《大卫·赛夏》之首。最后题目定为《发明家的苦难》，是根据尚蒂伊菲讷校订版改动的。
摆在诸位面前的作品是《幻灭》第三部分：第一部发表也以此为题，第二部叫《外省大人物在巴黎》，这最后一部分，是这部相当长的作品的结尾，在整个作品中，外省生活与巴黎生活交织在一起，对比鲜明。正是这一点使这部书成为“外省生活场景”中的最后一景。
在一贯起作用的因素中，有三点原因将外省与巴黎联结在一起：贵族的雄心，商人暴发户的雄心和诗人的雄心。才智、金钱和门第都来寻找它们的用武之地。《古物陈列室》和《幻灭》分别叙述一个年轻贵族和一个年轻诗人寻求实现其宏图壮志的故事。一个商人暴发户的故事尚有待创作：这个暴发户讨厌外省，不愿待在眼见他发迹的那群人中间，指望到巴黎去充当大人物。
至于政治运动，议员的野心，那属于“政治生活场景”的一景，现已近乎完稿，书名为《议员在巴黎》①。
①即《阿尔西的议员》。
描绘在家乡无用武之地的外省商人的图画一旦写就，“外省生活场景”就完整而言，便所差无几了。从现在起，已不难看到待填补的空白是什么。首先是一个边防城市的图画，然后是一海港的图画，还有一个城市的图画，说的是巴黎的男女喜剧演员来到，大肆搜括钱财，戏剧掀起轩然大波。最后，如果不表现一下带着到外省来做好事的计划来这里安家落户的巴黎革新家在这里引起的反应，那外省生活就不能说已经写完了。
这四、五个场景只是一些细部，但这可以叫人描绘出几个已被人遗忘的典型形象。
在这耗费时日的大建筑中，忘了哪一处都会使已经完成的工程受到影响。作者打算描摹整个社会，再现整个社会，如果他将哪一个细部遗忘了，人家就会指责他只撷取了某些其他细部。这样，某些评论家就会对他说：“你就是专门爱写那些寡廉鲜耻、不讲道德的人或丑恶的图景，因为你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某某形象，而忘记了另外的某某良好形象可能会在人的心灵中产生对比鲜明的效果。”
如今，对《幻灭》是不能提出这种指责的，大卫·赛夏及其妻子在偏僻外省的生活与巴黎习俗形成强烈的对比。
《大卫·赛夏》虽是一部几达六卷的作品的压轴之作，其本身亦可自成一体。它与前面几部相联系，但也完全可以独立成篇。所以，要看这部书，并不是非了解前面的事件不可。
指出这一点，不是无益的。
为了能把巴黎生活中的文坛动态镶在外省生活的两幅图画——《幻灭》的开篇和压卷篇——当中，从文学创作上必定要花很大气力。不过，作品的社会意义可能很大，人们看到——至少作者希望如此——生活经验是怎么来的。外省生活与巴黎生活相联结确实应该是找到这伟大教诲的良好场所。这部作品是“风俗研究”中迄今为止规模最宏大的，其训诫及寓意从作品的整体中显示出来。只有遵循其形式将整部作品读完，才能对它作出完好的评价，正如它在《人间喜剧》中构成第七卷一样。
第一部分，《幻灭》，于一八三五年出版①。《外省大人物》发表于一八三九年。这最后一部于现在——一八四三年——发表。很少有人会相信，需要长达八年的时间来创作这部长篇巨着，现在我不说“创作这部作品”，而说安排其大量人物以及找到其情节。如今，在作者最花心血的作品中，这部书已成为某些人最喜欢的作品。现在，人们总可以承认这作品的难度了吧！
通过飞黄腾达的拉斯蒂涅与一败涂地的吕西安这两人性格的叠现，描绘我们当代一个重大事实的大幅图景展现在我们面前：功成名就的野心，垮台失败的野心，青年人的野心，入世之初的野心。
巴黎犹如一座具有魔力的城堡，一切外省青年都准备向它发动攻击。在这部我国风俗活生生的历史中，青年子爵波唐杜埃②，青年伯爵埃斯格里尼翁和吕西安这些人物，与爱弥尔·勃龙代，拉斯蒂涅，卢斯托，德·阿泰兹，毕安训等人物起十分必要的对照。通过比较他们采用的手段，他们的意志力和他们各自的成就，表现了三十年来年轻一代的悲剧。所以作者不断重申，就精神问题而言，局部胜过全体，个体胜过群体。
①应为一八三七年。
②《于絮尔·弥罗埃》中的人物。
大卫·赛夏身上，有一股深沉的忧郁，作者有意不将它突出出来。阿塔纳兹·格朗松①投水自尽了，大卫·赛夏是不甘心这么干的；大卫·赛夏被性情纯朴而又高傲的妻子爱恋着，放弃了希望和致富的权杖，接受了外省平静而纯洁的生活。作者颇费踌躇地表现他蛰居十年之后，生活在他所渴望的幸福中仍然抱憾不已！聪明人将在自己的头脑中完成这个形象，其他人说不定会认为这是对夏娃·沙尔东忘恩负义。
①《老姑娘》中的人物。
通过“外省生活场景”中这两个形象的对比，有为家庭辩护的意思。再说，《幻灭》的总体意义就在这里。
只有智力出众的人，力大无穷的人，才被允许离开家庭这个保护伞到巴黎那个大角斗场上去角逐。
如果不是那么多荒谬绝伦的指责每天在变换花样，而且找到受教育很少、令人尊敬、品德高尚的市民将这些指责送上讲坛、面对全国，作者是很愿意免去麻烦写这篇序的。
在我国，抗议的巨大威力将永远与攻击的强烈相当。
法兰西拥有的四百名立法委员必须懂得：文学凌驾他们之上；恐怖制度，拿破仑，路易十四，提比略①，最暴虐的政权，也和最强大的机构一样，在代表时代声音的作家面前，都要消声匿迹。这一事实名叫塔西佗，名叫路德，名叫加尔文，名叫伏尔泰，名叫冉－雅克，多叫夏多布里昂，邦雅曼·贡斯当，斯塔尔，如今，它名叫“报纸”。伏尔泰和百科全书派将耶稣会士打得落花流水。那些耶稣会士重耍泽殿骑士那套把戏，是当代社会最大的寄生势力。在法国，如果有十五位天才人物团结在一起，有可与伏尔泰相匹敌的一位领袖，那么，以蠢货不断登台为基础、人们称之为“立宪政府”的那个玩意儿很快就会完蛋。
①提比略（公元前４２—公元３７），古罗马皇帝。
当代最大的错误之一，就是对报界的穷追猛打。你们可以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取消一家报纸，但是你们永远消灭不了一个作家。“作家”这个词在这里是取集合名词的意义来用的（请大家不要弄错）。你们迫害作品，作品还会再生，作家通过各种出版物将他的思想充溢人间。换句话说，一个政府只有两个办法供其选择：要么接受战斗，要么叫别人无法战斗。
路易－菲力浦宪章制造了战斗。
用这几句话回答立法者业已足够。这些人为了得到几枚一百个苏的金币，从讲坛高处肆意评论他们根本看不懂的书来寻开心，这就从立法者的身分变成了更加无比可笑的学究身分。为了叫我们开心，让他们继续说下去吧！
从前有一天，罗马议会讨论过一个重大问题，即：烧大菱鲆该放什么调料？让我们也来看看：一八四三年六月法国众议院的一次会议上，讨论了《巴黎的秘密》对于《论坛报》的订户来说是有益的食粮还是有害食粮这个问题。
每当查理五世犯了一个错误，他就给那个时代的伏尔泰阿雷蒂诺送去一条金链。有一天，阿雷蒂诺收到一条金链时说：“对于那么重的一个过错，这条链子太轻了！”设立参众西院，文学遭受很大损失：君主太多了。
对于那位为了二十万法郎的事而对文学大加指控的可尊敬的议员，让我们在这里再说一遍：他以为这二十万法郎给了文学，事实上，文学连两个里亚①（虽然有主张建立十进制的法律，这种小钱尚未取消）也没得到；如果文学能从这笔钱中得到一些，而又必须伴之以用奥弗涅方言发表的演说，它一定会觉得这种“鼓励”索价过高。让我们用一个简单的感想来结束我们这谦恭的进谏，目的是要引起那位当代文学严厉的检查官注意：如同他的四百位同僚一样，他是《社会契约论》和《爱弥儿》的直接产物。根据巴黎法院的一份判决书，这西部著作都由刽子手亲自焚毁了。
①一个里亚等于四分之一苏，稍多于一个生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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