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渡败绩



  官渡之战是袁绍领导能力的总表演,他的领导行为的诸种缺陷在此得到了集中体现。
  第一,关于出兵时机。曹操东击刘备时许昌空虚,袁绍以幼子之病相推托不肯出兵。曹操一举击败刘备,回师京都,刘备投奔袁绍。这时,绍对备讲: “吾欲进兵赴许都久矣,方今春暖,正好兴兵。”(第二十五回)出兵进攻敌人,所要选择的是战机,哪能舍掉战机单纯考虑季节冷暖?袁绍的决定受到田丰的反对,田丰主张等待战机再次出兵,袁绍答应考虑田丰的意见,官 渡 之 战
  又去询问刘备,备回答说: “曹操欺君之贼,明公若不讨之,恐失大义于天下。”(第二十五回)袁绍表示赞同,遂进军白马以攻曹。事实上,刘备对他所讲的只是出兵的理由问题,袁绍却用出兵理由代替出兵时机,且以“春暖”为出兵借口而不择战机,这就潜伏下了失败的祸根。
  白马战役失利后,他退兵武阳,按兵不动,等听到曹操封孙权为将军,曹吴关系密切时,凭感情冲动就起兵七十万攻曹,发起官渡战役。官渡之战溃败后,他急于复仇,聚得二三十万人马,仓皇迎战,复有仓亭之败。实际上,曹操封孙权为大将军,用心是要拉拢孙权,壮大自己的力量,以对抗袁绍。袁绍在敌方力量未壮大之前按兵不动,敌方力量一壮大,反倒出兵攻击,高明的领导人是绝不会干这种蠢事的。仓亭之役,兵势衰弱,士气不高,又准备不足,出兵的形势里就包含了可能失败的全部因素。郭嘉评价袁绍,说他“好为虚势,不知兵要”。看来其评价是正确的。
  第二,关于战役中的用人。袁绍手下的谋士武将很多,连荀彧都能说出各人的特点,在一次与孔融的论辩时,他说: “田丰刚而犯上,许攸贪而不智,审配专而无谋,逢纪果而自用,此二人留知后事,若攸家犯其法,必不能纵也,不纵,攸必为变。颜良,文丑,一夫之勇可,可一战而禽(擒)也。”(《三国志·魏书·荀彧传》)但袁绍本人根本没有想到对手下的人作一基本的估计,以避其所短,用其所长。白马之役分别派颜良、文丑单独领兵敌操,结果兵败身亡。在官渡之役的决战前夕,田丰被囚于狱中,许攸被逼投曹,沮授被锁禁军中……
  曹操在战前曾派兵劫袁绍之粮,这已引起了袁绍对屯粮重地乌巢的注意,他派大将淳于琼等领兵驻守乌巢。淳于琼性刚好酒,到了乌巢,整天与诸将聚饮,操兵攻陷乌巢时,他正醉卧帐中,不及御敌,结果粮草被操军尽行烧绝。看来,袁绍对自己部将的性格是不了解的,他不知道避人之短是调兵遣将时应特别加以注意的。
  第三,军事上消极防御,受敌调遣。在战役的关键时刻,许攸捕获了曹操的催粮信使,知操粮草已尽,建议袁绍分兵袭击许昌,乘操回兵救应时两路首尾相攻,击溃操军,这真是主动出击、出奇制胜的妙计,但袁绍却认为书信所言是操的诱敌之计,拒绝主动出击,这样,袁绍把自己的军队放在了消极被动的地位。
  乌巢粮草被烧时,袁绍召集文武各官商议救援,张郃主张立即援救乌巢,郭图主张乘虚劫曹操军营。这时,袁绍派张郃领兵五千劫营,派蒋奇领兵一万往救乌巢。他这一军事步骤不能出奇制胜,又有诸多失误: 其一是两个拳头打人,不能集中使用兵力;其二是两路军马甚少,无异以卵击石;其三是力主援救乌巢的张郃却被派往劫营,这样,劫营主将的信心必然不足。结果,袁绍两路军马失利,军心动摇,加之乌巢粮草被烧,败局已几乎不可挽回。
  曹兵得胜后,故意扬言要分兵两路攻邺郡、黎恫,切断袁兵归路,袁绍急忙各派兵五万救应两地,曹操乘袁绍兵动时分大军八路齐出,袁军四散奔走,不可收拾,彻底溃败。这里,袁绍判断失误,被敌人所调遣,迅速失败已在所难免。
  第四,是非不分,逼反部将。上下一心、同仇敌忾是军事战役取得胜利的基本保证,但袁绍却在两军决战的关键时刻轻信挑拨,猜忌部下,把自己的部下逼到敌人一边去,削弱自己,壮大敌人。许攸向袁绍献计未被采纳,这时去后方催粮的审配来信反映许攸过去在冀州的“经济问题”,并汇报许攸之子侄已被收监。袁绍见信后大骂许: “滥行匹夫!尚有面目于吾前献计耶!汝与曹操有旧,想今亦受他财贿,为他作奸细,啜赚吾军耳!本当斩首,今权且寄头在项!可速退出,今后不许相见!”(第三十回)许攸觉得自己子侄被害,无颜复回冀州,准备拔剑自杀,被身边人劝住,投奔了曹操,向曹操献了乌巢断粮之计,后又献了决漳河灌冀州之计,均获成功。张郃、高览二将曾被袁绍派去劫曹军营寨,因为对方早有准备而失败。出兵前与张郃有意见分歧的郭图怕张郃回军后追究是非,就在袁绍面前诬陷说: 张郃、高览见主公兵败,心中必喜。原因是“二人素有降曹之意,今遣击寨,故意不肯用力,以致损折士卒”(第三十回)。袁绍即派人召二人回来问罪,而郭图却先让人告知二将说,回来将被袁绍杀头。二人只好去投曹操。袁绍兵败回冀州途中,对他出兵时未听田丰之谏表示后悔,而前来接应袁绍的谋士逢纪却诬陷说: “丰在狱中闻主公兵败,抚掌大笑曰: ‘果不出吾之料!’”(第三十一回)袁绍竟信以为真,派人持剑先往冀州狱中杀掉田丰。
  袁绍作为最高领导人,在这些事情上的直接失误,一是没有调查研究,听信一面之词,甚至不给被诬陷者以申辩的机会,二是对部下追究责任不选择适当的时机,因为即使是许攸果有经济问题,张郃卖阵为真,也应在战役结束后再作处理,绝不该在战役的关键时刻,尤其是在自己不能控制张郃的时候就要给予处理。袁绍对这些事件的间接责任,一是他平时不能用明确的奋斗目标统一部下的思想,致使他们各怀私心,互相拆台和诬陷,二是他对部下没有基本的信任。
  官渡之战集中暴露了袁绍低劣的领导水平。然而,袁绍一生的重大失误并非到此为止。他败退冀州后,准备选定接班人,由于集团内部的派系斗争错综复杂,几个谋士各为其主,因而他对此事一直踌躇不决,下不了决心。他既不愿按照传统的接班方法立长子袁谭为接班人,又不能在对三子袁尚有所心许的情况下逐步收缴袁谭的兵权,保证袁尚地位的稳固性,结果在他死后,两个儿子鏖兵相争,先前的派系斗争公开化,袁谭甚至勾结曹操为外援。这种内部纷争被曹操所利用,导致袁绍集团彻底覆灭。
  袁绍性格的一个最大弱点是对什么事情都优柔寡断,下不了决心。有时候似乎是下了决心,但行动起来又摇摆不定,这实际上还是信心不足,决心不大。但值得注意的是,袁绍当年在朝廷为司隶校尉,在何进手下干事时,却是表现得非常果断。灵帝死后,宦官准备作乱,他挺身而出,点御林兵五千斩关入宫,引大臣入内,扶立少帝。他曾向何进建议对宦官斩草除根,一再劝告何进乘军权在手时下手,认为“此天赞之时,不可失也”。(第二回)他为诛宦官也曾提出过召外兵入京的错误建议,但并未显出动摇不定的性格。当谋杀宦官的事情败露后,他劝何进不要冒险入宫,何进不听劝阻,决意入宫,他与曹操带剑护送。何进被杀后,他即时诛杀宦官,平定叛乱。董卓谋废少帝,大臣无人敢于反对,惟袁绍挺身抗争,拔剑相对。此时的袁绍英勇果断,敢做敢为,也许是当时“初生牛犊不怕虎”,他尚具有青年人的勃勃朝气,但人们各年龄段的性格变化不至于产生如此天壤差别。也许是有些人一当上主要领导,负起全面责任就顾虑重重,动摇不定,而袁绍就属于这类人物。
  袁绍曾经组织和领导了当时最大的军事集团,但在袁绍手下,谋士间勾心斗角,文官对武将相陷害,上下级之间互相猜忌,身后妻妾间相互残杀,子辈兄弟相互攻伐。这个集团存在的时间不长,但却引发和包含了多种矛盾。这是一个病态的政治集团,它越是膨胀,越是虚弱,探讨它的致病之因一定不无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