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魏）·曹丕《典論自序》

　　初平之元，董卓殺主鴆後，蕩覆王室。是時四海既困中平之政，兼惡卓之凶逆。家家思亂，人人自危。山東牧守，鹹以《春秋》之義，衛人討州籲於濮，言人人皆得討賊，於是大興義兵。名豪大俠，富室強族，飄揚雲會，萬里相赴。兗豫之師，戰于滎陽。河內之甲，軍于孟津，卓遂遷大駕，西都長安。而山東大者連郡國，中者嬰城邑，小者聚阡陌，以還相吞併。會黃巾盛于海嶽，山寇暴于並冀。乘勝轉攻，席捲而南。鄉邑望煙而奔，城郭睹塵而潰。百姓死亡，暴骨如莽。余時年五歲。上以四方擾亂，教餘學射，六歲而知射。又教餘騎馬，八歲而知騎射矣。以時之多難，故每征，余常從。建安初，上南征荊州，至宛，張繡降，旬日而反。亡兄孝廉子修、從兄安民遇害。時餘年十歲，乘馬得脫。夫文武之道，各隨時而用。生於中平之季，長於戎旅之間，是以少好弓馬，於今不衰，逐禽輒十裏，馳射常百步。日多體健，心每不厭。建安十年，始定冀州，（氵歲）貊貢良弓，燕代獻名馬。時歲之暮春，句芒司節，和風扇物，弓燥手柔，草淺獸肥，與族兄子丹，獵於鄴西終日，手獲獐鹿九，雉兔三十。後軍南征，次曲蠡，尚書令苟彧奉使犒軍，見餘，談論之末，彧言：“聞君善左右射，此實難能。”余言執事未睹夫項發口縱，俯馬蹄而仰月支也。彧喜笑曰：“乃爾。”餘曰：“將有常徑，的有常所，雖每發輒中，非至妙也。若夫馳平原，赴豐草，要狡獸，截輕禽，使弓不虛彎，所中必洞，斯則妙矣。”時軍祭酒張京在坐，顧彧拊手曰：“善。”予又學擊劍，閱師多矣。四方之法各異，唯京師為善。桓靈之間，有虎賁王越，善斯術，稱于京師。河南史阿，言昔與越遊具得其法。余從阿學之，精熟。嘗與平虜將軍劉勳、奮威將軍鄧展等共飲。宿聞展善有手臂，曉五兵；又稱其能空手入白刃。餘與論劍良久，謂言將軍法非也，余顧嘗好之，又得善術。固求與餘對。時酒酣耳熱．方食芋蔗，便以為杖，下殿數交，三中其臂。左右大笑。展意不平，求更為之。餘言吾法急屬，難相中面，故齊臂耳。展言願複一交。餘知其欲突以取交中也，因偽深進，展果尋前，餘卻腳剿，正截其顙。坐中驚視。餘還坐，笑曰：“昔陽慶使淳於意去其故方，更授以秘術。今余亦願鄧將軍捐棄故伎，更受要道也，一坐盡歡。夫事不可自謂己長。餘少曉持複，自謂無對。俗名雙戟為坐鐵室，鑲楯為蔽木戶。後從陳國袁敏學，以單攻複，每為若神。對家不知所出。先日，若逢敏于狹路，直決耳。余於他戲弄之事少所喜，唯彈棋略盡其巧，少為之賦。昔京師先工有馬合鄉侯、東方安世、張公子，常恨不得與彼數子者對。上雅好詩書文籍，雖在軍旅，手不釋卷。每定省從容，常言：“人少好學則思專，長則善忘。長大而能勤學者，難吾與袁伯業耳。餘是以少湧詩論。及長而備曆五經四部、史漢、諸子百家之言，靡不畢覽。所著書論詩賦，凡六十篇。至若智而能愚，勇而能怯，仁以接物，恕以及下，以付後之良史。

　　◎作者簡註：

　　曹丕，公元一八七年至公元二二六年，字子桓，沛國譙（今亳州）人。曹操的第二個兒子。建安十六年（公元二一一年）為五官中郎將，兼副丞相。建安二十二年（公元二一七年）被曹操立為魏太子。建安二十五年（公元二二零年）正月，曹操死，他繼承曹操的官職和爵位，為丞相、魏王。這年冬天，他廢掉漢獻帝，自立為大魏皇帝。歷史上稱魏文帝。

　　曹丕是三國時魏國的建立者，又是文學家。曹丕即位後，頒佈了“九品官人法”，這是對過去曹操選拔官吏辦法的一種改變。這種方法的內容是：各州郡由有聲望的士族出任“中正”。“中正”將當地的士人按才能分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品，朝廷對官吏的選用就根據“中正”的評定來決定。實行“九品官人法”本來是為了更好地為朝廷選拔官吏，但是，由於“中正”都是各地士族大地主，他們互相聯絡、包庇，選人並不看才能，而看重門第、出身。從此，官吏的升降，不是憑才能，看政績，而單純以家世高低為准。出身微賤的人不能入品，低級士族只能列在下品，這就確立和鞏固了士族門閥的政治上的特權。這在歷史上是一種倒退。

　　曹丕在位時實行的某些政治措施，在當時還是有一定進步作用的。如對宦官、對外戚在政治上實行限制，規定“群臣不得奏事太后，後族之家不得當輔政之任”。他主張輕刑罰、薄賦稅，反對厚葬和墓祭，比較重視興修水利和發展農業生產等等。

　　曹丕愛好文學，在文學創作和理論研究上都有成就。現存詩歌四十首，形式多樣。其中《燕歌行》二首是代表作，也是我國現存最早的完整七言詩，對七言詩的形成有貢獻。他的《典論·論文》是我國最早的文藝理論批評專著。他闡明了文學的價值和作用，強調了作家的氣質才性和作品的關係，對我國文學批評的發展有較大的貢獻。著作現存《魏文帝集》和《魏文帝詩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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