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魏）·吳質《在元城與魏太子箋》

　　吳季重魏略曰：質遷元城令，之官，過鄴辭太子，到縣與太子箋。
　　臣質言：前蒙延納，侍宴終日，燿靈匿景，繼以華燈。雖虞卿適趙，平原入秦，受贈千金，浮觴旬日，無以過也。小器易盈，先取沈頓，醒寤之後，不識所言。即以五日到官。

　　初至承前，未知深淺。然觀地形，察土宜。西帶常山，連岡平代；北鄰柏人，乃高帝之所忌也。重以泜水，漸漬疆宇，喟然歎息：思淮陰之奇譎，亮成安之失策；南望邯鄲，想廉藺之風；東接钜鹿，存李齊之流。都人士女，服習禮教，皆懷慷慨之節，包左車之計。而質闇弱，無以蒞之。若乃邁德種恩，樹之風聲，使農夫逸豫於疆畔，女工吟詠於機杼，固非質之所能也。至於奉遵科教，班揚明令，下無威福之吏，邑無豪俠之傑，賦事行刑，資於故實，抑亦懍懍有庶幾之心。

　　往者嚴助釋承明之懽，受會稽之位；壽王去侍從之娛，統東郡之任。其後皆克復舊職，追尋前軌。今獨不然，不亦異乎？張敞在外，自謂無奇；陳鹹憤積，思入京城。彼豈虛談誇論，誑燿世俗哉？斯實薄郡守之榮，顯左右之勤也。古今一揆，先後不貿，焉知來者之不如今？聊以當覲，不敢多雲。質死罪死罪。

　　◎《在元城與魏太子箋》註釋

　　吳季重魏略曰：質遷元城令，之官，過鄴辭太子，到縣與太子箋。
　　臣質言：前蒙延納，侍宴終日，鄭玄禮記注曰：延，進也。燿靈匿景，繼以華燈。楚辭曰：角宿未旦，耀靈焉藏？廣雅曰：耀靈，日也。楚辭曰：蘭膏明燭華燈錯。雖虞卿適趙，平原入秦，受贈千金，浮觴旬日，無以過也。史記曰：虞卿者，遊說之士也。說趙孝成王，一見賜金百鎰，再見為上卿，故號為虞卿。又曰：秦昭王為書遺平原君曰：寡人聞君之高義，原與君為布衣之交。君幸過寡人，原與為十日之飲。平原君遂入秦見昭王。小器易盈，先取沈頓，醒寤之後，不識所言。孔安國尚書傳曰：沈，謂醉冥也。頓，猶弊也。即以五日到官。

　　初至承前，未知深淺。言每事承前，無所改易也。深淺，猶善惡也。然觀地形，察土宜。左氏傳，賓媚人曰：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西帶常山，連岡平代；漢書有恒山郡。張晏曰：恒山在西。漢書，代郡有平邑及代二縣。北鄰柏人，乃高帝之所忌也。漢書，上東擊韓信，餘寇東垣，還過趙。趙相貫高等恥上不禮其王，陰謀欲殺上。上欲宿，心動，問縣名何？曰：柏人。上曰：柏人者，迫於人也。去弗宿。重以泜水，漸漬疆宇，漢書，恒山郡元氏縣有泜水，首受中丘西山，窮泉穀，入黃河。泜音脂。喟然歎息：思淮陰之奇譎，亮成安之失策；漢書，成安君陳餘背漢之趙。遣張耳與韓信擊破趙井陘，斬陳餘泜水上。奇譎，謂拔趙幟立漢幟。失策，謂不用李左車之言也。南望邯鄲，想廉藺之風；廉頗、藺相如，趙國之賢將也，故想其風。邯鄲，趙所都也。東接钜鹿，存李齊之流。漢書，文帝問馮唐曰：吾居代時，吾尚食監高袪，數為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於钜鹿下。吾每飲食，意未嘗不在钜鹿也。都人士女，服習禮教，西都賦曰：都人士女，殊異乎五方。皆懷慷慨之節，包左車之計。漢書，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聞漢將韓信議欲以下趙，原假臣奇兵三萬人，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堅壁勿與戰。吾奇兵絕其後，兩將之首，可致戲下。成安君不聽也。而質闇弱，無以蒞之。毛萇詩傳曰：蒞，臨也。若乃邁德種恩，樹之風聲，尚書，咎繇邁種德。風聲，已見上。使農夫逸豫於疆畔，女工吟詠於機杼，固非質之所能也。詩曰：爾公爾侯，逸豫無期。漢書，酈食其曰：農夫釋耒，紅女下機。工與紅同。毛詩序曰：吟詠情性。至於奉遵科教，班揚明令，爾雅曰：科，條也。下無威福之吏，邑無豪俠之傑，尚書曰：臣無有作福作威。賦事行刑，資於故實，國語，樊穆仲曰：魯侯賦事行刑，必問於遺訓而咨於故實。抑亦懍懍有庶幾之心。孔安國尚書傳曰：懍懍，危懼貌。

　　往者嚴助釋承明之懽，受會稽之位；壽王去侍從之娛，統東郡之任。其後皆克復舊職，追尋前軌。今獨不然，不亦異乎？漢書曰：嚴助為中大夫，上問所欲，對曰：原為會稽太守。數年，賜書制詔會稽太守：君厭承明之廬，出為郡吏，久不聞問。助恐，上書謝，原奉三年計最。詔許，因留侍中。又曰：吾丘壽王善格五，召待詔，拜侍中，後為東郡尉。複徵入為光祿大夫侍中。張敞在外，自謂無奇；陳鹹憤積，思入京城。漢書曰：張敞為膠東相，與朱邑書曰：值敞遠守劇郡，馭於繩墨，胸臆約結，固無奇矣。又曰：陳咸，字子康，為南陽守。鹹數賂遺陳湯，與書曰：即蒙子公力，得入帝城，死不恨矣。後竟入為少府。又曰：陳湯，字子公。彼豈虛談誇論，誑燿世俗哉？斯實薄郡守之榮，顯左右之勤也。古今一揆，先後不■，爾雅曰：■，易也。焉知來者之不如今？論語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聊以當覲，不敢多雲。質死罪死罪。

　　落落校録编辑

　　◎吳質《答魏太子箋》箋說
　　汪春泓
　　『內容提要』：一般文學史、文學批評史比較重視曹丕的《與吳質書》，而關於吳質的囬信則不夠重視。其實結合曹丕的《與吳質書》和吳質的《答魏太子箋》，大有助於認識曹丕其人，亦有助於真切地瞭解曹氏與建安時期士人之間的關係。
　　一
　　曹丕寫給吳質的信保留至今的共有三封，其中建安二十三年，太子又與質書曰:“……昔年疾疫，親故多罹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痛何可言邪!昔日遊處，行則連輿，止則接席，何曾須臾相失。每至觴酌流行，絲竹並奏，酒酣耳熱，仰而賦詩。當此之時，忽然不自知樂也。謂百年已分，可長共相保。何圖數年之間，零落略盡，言之傷心。頃撰其遺文，都為一集。觀其姓名，已為鬼錄，追思昔遊，猶在心目，而此諸子，化為糞壤，可複道哉!觀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鮮能以名節自立。而偉長獨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謂彬彬君子矣。著《中論》二十余篇，成一家之業，辭義典雅，足傳於後，此子為不朽矣。德璉常斐然有述作意，才學足以著書，美志不遂，良可痛惜。閑者曆覽諸子之文，對之淚，既痛逝者，行自念也。孔璋章表殊健，微為繁富。公幹有逸氣，但未遒耳，至其五言詩，妙絕當時。元瑜書記翩翩，致足樂也。仲宣獨自善於辭賦，惜其體弱，不足起其文，至於所善，古人無以遠過也。” ①若要理解此信的真實意思，可以聯繫曹丕《典論·論文》相對看。

　　《典論·論文》的產生與其時代的士人精神相背離，其內容大約三分論文，七分論政，所謂醉翁之意不在酒。它寫作于建安末年甚或黃初年間，其文說:“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殊不知此話是曹丕對士人們的誘導兼警告，其意指文章之外，從現實情形來看，士人若置身於政治漩渦中，豈但追逐榮樂而不得，且會惹禍上身死於非命。士人崛起於亂世，雖或有其高尚的政治理念，同時也意在充分發揮個體生命之能量，攫取身值亂世之“要路津”；作為最實際的訴求，立功可以有助於個體、家族甚至宗族免遭亂世凍餒之患。但以進取謀利祿，實在隱患無窮，想大享榮樂而延年益壽，最後連老死戶牖也做不到，這樣為博取“年壽”、“榮樂”而妄下賭注，與安于“文章”之人生相比，有點兒得不償失，意指文章等於“經國之大業”，警告士人不必涉足於政治的實際運作，“立功”為強權如我者所專，而士人只能僅止于“立言”，才是唯一的既全命避禍、又留名後世的生存方式。按《魏志·文帝紀》裴注引《魏書》載曹丕《與王朗書》自稱:“生有七尺之形，死唯一棺之土，唯立德揚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篇籍。疫癘數起，士人凋落，余獨何人，能全其壽。故論撰所著《典論》詩賦，蓋百餘篇。”這裏就“三不朽”而言，恰恰省去了“立功”這一最具現實性的內容，正可以與《典論·論文》相印證。蓋立德幾乎是迂闊之念，立言只是為了留名後世，而立功卻會影響到現實，能在實際政治中發揮作用。這說明《典論》之中蘊涵著豐富的政治潛臺詞，而非僅僅是文人雅趣。以準備登基的帝王的身份，曹丕要引導士人不是通過“殺身以成仁”方式，而是以學術文化建樹來企求垂名不朽，士人減低了實際行動的能力，可與己相安於今世，自己偷樑換柱等勾當，士人便視而不見、置若罔聞，曹氏則可以避開士人當下之鋒芒，從而轉移士風。曹丕明確指出，士人最佳處世方式是像古之作者那樣“寄身於翰墨，見意於篇籍”，于士人非但可以全身遠禍，而且還可以“不假良史之辭，不托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於後”。

　　曹植在《與楊德祖書》中說:“辭賦小道，固未足以揄揚大義，彰示來世也。”建安七子大都凋零于建安二十二年，而楊修于建安二十四年被殺，此信雖早成於《典論·論文》一年左右② ，但是兄弟間的矛盾癥結卻早就形成，而且日益激烈。不過曹丕“南面之術”在此前已經彰顯無遺，根本不是秘密，曹植此信是作出囬應，揭穿了其兄之謊言，針鋒相對提出，人應在“三不朽”的各個領域均有所馳騁，最無奈時，才寫寫文章，他說:“吾雖德薄，位為藩侯，猶庶幾戮力上國，流惠下民，建永世之業，流金石之功，豈徒以翰墨為勳績，辭賦為君子哉?”此段文字中，“豈徒以翰墨為勳績，辭賦為君子哉”，直接與曹丕“寄身於翰墨，見意於篇籍”分庭抗禮，這也可以看出兄弟倆矛盾之深，曹植威脅到曹丕的政治意圖，曹丕不得不時時防範曹植，曹植一生坎坷，“常汲汲無歡”，此確實是兄弟積怨難解的緣故。

　　二
　　建安二十二年曹丕確立了其魏太子的地位，曹丕與吳質通信的時間與曹丕寫作《典論·論文》的時間相去不會太遠，其思想的流露應與“魏太子”和“魏文帝”的心態相一致，所以只有弄清楚了曹氏兄弟這般不同的居心，才能夠對吳質的信作出切近真實的解讀。現存吳質與曹丕箋三篇（其中一篇為殘篇）、書一篇（亦屬殘篇）。其《答魏太子箋》說:“二月八日庚寅，臣質言:奉讀手命，追亡慮存，恩哀之隆，形于文墨。日月冉冉，歲不我與。

　　昔侍左右，廁坐眾賢，出有微行之遊，入有管弦之歡。置酒樂飲，賦詩稱壽，自謂可終始相保，並騁材力，效節明主，何意數年之間，死喪略盡。臣獨何德，以堪久長。陳、徐、劉、應，才學所著，誠如來命，惜其不遂，可為痛切。凡此數子，于雍容侍從，實其人也。若乃邊境有虞，群下鼎沸，軍書輻至，羽檄交馳，於彼諸賢，非其任也。往者孝武之世，文章為盛，若東方朔、枚皋之徒，不能持論，即阮、陳之儔也。其唯嚴助、壽王，與聞政事，然皆不慎其身，善謀於國，卒以敗亡，臣竊恥之。至於司馬長卿稱疾避事，以著書為務，則徐生庶幾焉。而今各逝，已為異物矣。後來君子，實可畏也。伏惟所天優遊典籍之場，休息篇章之囿，發言抗論，窮理盡微，藻下筆，鸞龍之文奮矣。雖年齊蕭王，才實百之，此眾議所以歸高，遠近所以同聲。然年歲若墜，今質已四十二矣，白髮生鬢，所慮日深，實不復若平日之時也。但欲保身敕行，不蹈有過之地，以為知己之累耳。遊宴之歡，難可再遇，盛年一過，實不可追，臣幸得下愚之才，值風雲之會，時邁齒，猶欲觸胸奮首，展其割裂之用也。不勝，以來命備悉，故略陳至情，質死罪死罪。”

　　此顯然是對上述曹丕來書的囬覆，這亦符合“箋”這一文體的特點，《文心雕龍·書記》篇說:“迄至後漢，稍有名品，公府奏記，而郡將奉箋。記之言志，進己志也。箋者，表也，表識其情也。”吳質奉箋，主要要向曹丕表其忠心，表明其順從主人、步趨一致的感情。對此首先要理解“伏惟所天優遊典籍之場，休息篇章之囿，發言抗論，窮理盡微，藻下筆，鸞龍之文奮矣。雖年齊蕭王，才實百之，此眾議所以歸高，遠近所以同聲”這番話。“所天”是指對自己最為重要的人，譬如父之于子、夫之于妻或君之於臣。《後漢書·梁統列傳》說貴人姊南陽樊調妻上書自訟曰:“妾同產女弟貴人，前充後宮，蒙先帝厚恩，得見寵倖。皇天授命，誕生聖明。而為竇憲兄弟所見譖訴，使妾父竦冤死牢獄，骸骨不掩。老母孤弟，遠徙萬裏。獨妾遺脫，逸伏草野，常恐沒命，無由自達。今遭值陛下神聖之運，親統萬機，群物得所。憲兄弟奸惡，既伏辜誅，海內曠然，各獲其宜。妾得蘇息，拭目更視，乃敢昧死自陳所天……”其注曰:“臣以君為天，故雲‘所天’。”③因此吳質之“所天”即指曹丕；而“蕭王”何指？按《魏志》有《任城陳蕭王傳》，說：“蕭懷王熊，早薨。”陳壽為之立傳，然文字極其簡略，不知何故，或許其中有所隱情？再按《武文世王公傳》說曹操卞皇后生曹丕、曹植之外，還生了任城威王彰和蕭懷王熊。建安後期，曹丕與曹植圍繞奪取太子地位，展開了激烈的鬥爭。而吳質，按《魏志·吳質傳》裴注引《魏略》曰:“質字季重，以才學通博，為五官將及諸侯所禮愛;質亦善處其兄弟之間。”吳質熟知曹氏兄弟，左右逢源于其間，而且在曹丕和曹植奪嫡過程中，他左袒曹丕一邊，曹操出征，當告別時，他示意曹丕“泣而拜”，其真誠的效果勝過了曹植的“稱述功德，發言有章”，他為曹丕最終確立為太子出力甚多，是曹丕賞識的親信④ ，故而他是十分瞭解曹丕內心世界的人，尤其認識到曹丕作為政治動物的殘忍之心。至建安二十三年，曹丕太子的地位已經牢固，曹植亦已無力囬天，所以吳質敢於不加隱諱地奉獻其阿諛之詞，稱頌曹丕文才高妙。曹植雖然失勢，但是作為諸侯，還是不容輕詆，所以吳質假借已逝世的蕭王曹熊為參照，其實隱指曹植，直言曹丕“才實百之”，以表揚曹丕在諸子之中是最傑出者，並且讓曹丕確信自己順利奪嫡，乃眾望所歸。

　　其次，關於此囬覆中論文的部分，極其機敏的吳質滴水不漏地囬應了曹丕所關注的政治前景問題，篡奪是否會遇到士人們的阻力，這是曹丕尤為擔憂的難題。因為曹操死于建安二十五年，此前曹氏父子已經擘畫篡奪漢劉的天下，所以曹丕凝志不分者正在於此。他與吳質所談論的建安七子，惟獨標舉徐幹，其他只不過是陪襯而已，實際上是深有用意的。曹丕說偉長“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著《中論》二十餘篇”，“此子為不朽矣”。《典論·論文》說:“唯幹著論成一家言。”在曹丕意識中，徐幹作為文人的典範，其關鍵字就是“箕山之志”，所謂“箕山之志”，指堯時許由“終身無經天下之色”⑤；按《世說新語·言語》第十八條說:“嵇中散既被誅，向子期舉郡計入洛，文王引進，問曰:‘聞君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對曰:‘巢、許狷介之士，不足多慕!’王大咨嗟。”曹丕讚揚徐幹“有箕山之志”，是希望士人明哲保身而言，而晉文王諷刺向秀“有箕山之志”，則是就惟恐士人持不合作態度而論的，帝王在與臣民互動關係中總要保持其主導的地位，要令臣下徹底就範，這是君權權勢使然。曹丕論文，其重點在於文人的德行和名節，“觀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鮮能以名節自立”，曹丕深切地體察到文人的性格特點。譬如北朝顏之推《顏氏家訓·文章》說:“每嘗思之，原其所積，文章之體，標舉興會，發引性靈，使人矜伐，故忽於持操，果於進取。”這幾乎就是古今文人的本質特徵，秉持這樣的個性，文人容易“犯上作亂”，令主上難堪。故曹丕所謂的德行、名節，主要以徐幹為例，推崇一種與世無爭的處世觀，體現幾分隱逸的色彩，這可以使人處世避免種種的尷尬，至少可以做到全身避禍。漢末士人起而挽救漢劉政權的命運，大肆講論政治道德和原則，自然就潛伏著衝突的危機，正因為考慮到會出現危殆的局面，曹丕獨表徐幹“有箕山之志”，推崇徐幹式以文章“經國”，他衷心希望士人們“終身無經天下之色”，其意在引導士風，當他推行改朝換代的重大舉措時，亦令士人無意幹預時政。

　　吳質對此了然於胸，他先敍舊抒情，吳質比曹丕年長十一歲，昔日南皮之遊，揮灑激情，任氣使才，當時之交遊，其功利的成分可能並不多，是其共同青春美好的記憶，令人難以忘懷。然而一旦進入到政治的語境，情形就徹底不同了。曹丕來書提到了建安七子中徐、陳、應、劉和阮、王之六子，惟獨缺一孔融，因孔融在建安十三年已被曹操殺掉，所以此書中就不願提及此人⑥；而且“徐、陳、應、劉”的排序，也體現了曹丕的喜好，與此四子文學才華的高下無涉，徐幹自然是其最中意者，故理應列名第一，而劉楨因有所觸犯，不太順從，所以就被置於最末了。吳質不得不順著曹丕的話題，有所評論。他說：“何意數年之間，死喪略盡。臣獨何德，以堪久長。”這些昔日的友人都死盡了，而自己倒還活著。“陳、徐、劉、應，才學所著，誠如來命，惜其不遂，可為痛切”，他亦免提孔融，認同惜乎此輩未能盡其才。“凡此數子，于雍容侍從，實其人也。若乃邊境有虞，群下鼎沸，軍書輻至，羽檄交馳，於彼諸賢，非其任也。往者孝武之世，文章為盛，若東方朔、枚皋之徒，不能持論，即阮、陳之儔也。其唯嚴助、壽王，與聞政事，然皆不慎其身，善謀於國，卒以敗亡，臣竊恥之。至於司馬長卿稱疾避事，以著書為務，則徐生庶幾焉。而今各逝，已為異物矣。後來君子，實可畏也”。《魏志》本傳中吳質“以文才為文帝所善”，吳質固然亦是一文士，同樣文才卓著的曹丕往往把文士視作其假想敵——這是曹丕時代文士的大不幸！原來曹丕對於手無寸鐵的文士存有如此戒心，吳質亦不能不有觳觫之感，所以他有意貶低建安七子作為文士的現實作用和影響，即否認此輩尚有“立功”的可能性，消減曹丕意念中此輩人物所擁有的現實影響力，指出此輩僅僅可以作為文學侍從，成為朝廷的點綴。同時以漢武時代的東方朔、枚皋之徒來比擬阮、陳之儔⑦，意指這些人不過滑稽俳優而已，實不足多慮。文士即便如嚴助和吾丘壽王，他們一旦超越了其文士的身份，不知深淺地涉足實際政治，由於立身不夠謹慎，所以招致殺身之慘禍，此須令天下文士引以為戒，吳質用“臣竊恥之”四字，便與這樣的人生方式劃清了界線，吳質表示對於政治如履薄冰，自己絕不會重蹈前人之覆轍，完全心領神會曹丕不許文士參政的意思。他以作了富家女婿的司馬相如為例，指出司馬相如“以著書為務，則徐生庶幾焉”，徐幹的人生觀和處世方式與司馬相如近似，這是深得曹丕讚賞的根本原因，吳質進一步表示自己深諳曹丕表彰徐幹的“微言大義”，點到了曹丕《與吳質書》和《典論·論文》的寫作主旨，可謂“心有靈犀一點通”，曹丕要傳遞給天下讀書人的資訊何嘗與此有別呢？

　　一場瘟疫帶走了性情各異的“七子”中的大部分⑧，曹丕來書稱“觀其姓名，已為鬼錄”，頗見曹丕既惋惜又釋然的複雜心情⑨；吳質所謂“而今各逝，已為異物矣”，性情張揚的人物往往可愛又可畏，他們被自然之手淘汰了，吳質也仿佛在提請曹丕盡可釋懷。而“後來君子，實可畏也”，又似乎是在提醒後來者，在應對帝王時，必須謹小慎微。自己作為政治角鬥場上的倖存者，仿佛是偷生的竊賊，當同儕均不敵政治和自然的風霜刀劍，紛紛謝世之際，自己竟然還能苟延殘喘，就如小偷得手未被抓獲一樣，慶倖之餘，更要向曹丕表白，自己野心全無，且來日不多，他說“然年歲若墜，今質已四十二矣，白髮生鬢，所慮日深，實不復若平日之時也。但欲保身敕行，不蹈有過之地，以為知己之累耳”，此“所慮日深”指不再像年輕人那樣血氣方剛草率從事，凡事會三思而後行，總之，要讓曹丕放心，吳質已經不是當年那個意氣風發的酒友，他已有家室的牽掛，遇事會冷靜處置，惟以身家性命為考慮事物的出發點，他戒除了青春時期魯莽滅裂的毛病，不會犯愚蠢的錯誤，以給您老人家增添任何麻煩！吳質再次追憶“遊宴之歡，難可再遇，盛年一過，實不可追”，青春猶如一場美麗的春夢，當夢醒之後，一同做夢的人都得面對現實的殘酷，吳質要誘導曹丕一起來追憶，追憶逝水般的年華，想讓他已變冷酷的心片刻囬復當年的浪漫和友情。當大權在握之後，曹丕性情中極其冷酷的一面就充分地表現出來了，比如《魏志·文帝紀》載：“（黃初四年）六月甲戌，任城王彰薨於京都。”按《世說新語·尤悔》第一條指出曹丕毒殺任城王曹彰，接著想對胞弟曹植再施毒手，是太后幹預，才不得不罷手⑩ 。曹植作《任城王誄並序》，在序文與誄文中均說:“如何奄忽，命不是與!”“如何奄忽，景命不遐”（11）！控訴曹丕的狠毒。然而曹丕亦不是完全泯滅了詩性情懷的人，他在與吳質的三封書信裏，均囬憶到往日的歡聚，說：“日既沒，繼以朗月。同乘並載，以遊後園，輿輪徐動，賓從無聲，清風夜起，悲笳微吟，樂往哀來，淒然傷懷。餘顧而言，茲樂難常，足下之徒，鹹以為然”，曹丕依舊具有藝術家的氣質，但是“節同時異，物是人非，我勞如何”！面對相同的良辰美景，物是人非，大家都清楚過去的就永遠過去了。吳質潛意識裏還是希望曹丕能夠念及舊情，這是一切伴君者所必然滋生的惶恐心理。而且他還得表示自己雖年紀老大卻並非廢物，仍然願意為主子赴湯蹈火。吳質僅有一首《思慕詩》留存至今，其辭曰:
　　愴愴懷殷憂，殷憂不可居，徙倚不能坐，出入步踟躕。
　　念蒙聖主恩，榮爵與眾殊，自謂永終身，志氣甫當舒。
　　何意中見棄，棄我就黃壚。煢煢靡所恃，淚下如連珠，
　　隨沒無所益，身死名不書，慷慨自俛仰，庶幾烈丈夫。
　　他對於曹丕的感情，完全出於一種投靠主子的心理，當黃初七年，曹丕以四十歲的年紀去世之時，吳質就萌發了失去靠山的悲慟，頓然有無所依賴的痛楚，所謂“隨沒無所益，身死名不書，慷慨自仰，庶幾烈丈夫”，則顯得其人格十分可笑和卑賤。吳質因為“怙威肆行”，死後“諡曰醜侯”，看來歷史還是客觀地評判了吳質其人。

　　按曹植《與吳季重書》稱讚吳質“得所來訊，文采委曲，曄若春榮，瀏若清風。”可見吳質文才不俗；而且前日歡聚，吳質“鷹揚其體，鳳觀虎視，謂蕭曹不足儔，衛霍不足侔也。左顧右盼，謂若無人，豈非君子壯志哉”（12）！何等的氣勢磅礴！魏太和三年，曹植徙封東阿，吳質十分畏懼的魏文帝已經去世，面對一個失勢的諸侯王，吳質酒酣耳熱之際，不禁煥發出其性情中比較真實的一面。但是當囬覆書信時，觀吳質《答東阿王書》，吳質靜心思量之餘，前日的狂傲就消退了，表示希望“鑽仲父之遺訓，覽老氏之要言”，呈現出一個謙謙君子的風度。可見吳質人格分裂成不同的形態，他面臨不同的物件和場合，善於隨機說法，這是一種自我保護的手段。所以書信作為文章中的一種文體，未必文如其人，經過理性的思索之後，其文字恰恰掩蓋和隱藏了作者某些本質特性。然而文學史又是十分公允的，吳質未能進入“七子”的行列，正說明其虛假性限制了其文學的成就，他可以八面玲瓏於一世，卻難以在偉大文學家行列中佔據一席之地。

　　學界時常探討儒家文化的好處，以吳質等為例，當一個人處於政治的常態之中時，不知其儒家的學養能夠發揮出幾分？所以君臣政治體制對於儒家文化真精神的容納度究竟有多大，這是談論中國古代文化者必須要思考的問題。若一個具備了深厚的儒家素養的士人進入到政治體制之中，他只是疲於應對和自保，那麼儒家思想中關於社會責任的部分，他是否還能夠有暇顧及呢？如果一種文化只是停留在體制外人物的紙上談兵之層面，我們是否可以將此指稱為我們的主流文化？一個社會的年輕士子皓首窮經，當一旦明白自己所學僅僅是屠龍術，那麼無數代無數人的青春和生命是否在一定程度上都蒙受了欺騙？

　　三
　　通過閱讀吳質《答魏太子箋》，亦有助於治文學史者瞭解在曹氏文人集團中，“七子”中某些人的處世風貌。譬如從政治層面而論，曹操、曹丕均厭惡孔融其人的作派，所以吳質所謂“唯嚴助、壽王，與聞政事，然皆不慎其身，善謀於國，卒以敗亡，臣竊恥之”，此雖未曾以之與“七子”中的某人聯繫起來，卻似乎令人感覺到是在影射孔融的為人。《魏志》未曾專門為孔融列傳，端賴裴注，引述《續漢書》、司馬彪《九州春秋》、張《漢紀》、《魏氏春秋》及《世語》，大致勾勒出孔融“不識時務”的性格特點，他最終難逃被殺的命運，似乎亦在情理之中；而當時這些史料的撰寫是否受到曹魏政治慣性的影響，以致醜化了孔融，讓孔融蒙受誣衊之詞，則今人不得而知了。

　　而吳質所謂“若東方朔、枚皋之徒，不能持論，即阮、陳之儔也”，則透露出在曹氏和同儕眼裏，阮、陳幾乎有幾分“弄臣”的角色定位，《魏志·王粲傳》說：“（阮）踽少受學于蔡邕。建安中都護曹洪欲使掌書記，踽終不為屈。太祖並以琳、踽為司空軍謀祭酒，掌記室，軍國書檄，多琳、踽所作也。”裴注引《文士傳》曰：“太祖雅聞踽名，辟之，不應，連見偪促，乃逃入山中。太祖使人焚山，得踽，送至，召入。太祖時征長安，大延賓客，怒踽不與語，使就技人列。踽善解音，能鼓琴，遂撫弦而歌，因造歌曲曰:‘奕奕天門開，大魏應期運。青蓋巡九州，在東西人怨。士為知己死，女為悅者玩。恩義苟敷暢，他人焉能亂？’為曲既捷，音聲殊妙，當時冠坐，太祖大悅。”面臨強勢，阮踽的性格中有屈服和柔順的一面，這樣的性格使他在曹氏陣營中，成為可以狎侮戲弄的對象，此與劉楨的倔強尊嚴似迥然有別。當阮踽死後，曹丕作《寡婦詩》，其中有曰:“妾心感兮惆悵，白日急兮西頹，守長夜兮思君，魂一夕兮九乖，悵延佇兮仰視，星月隨兮天，徒引領兮入房，竊自憐兮孤棲，願從君兮終沒，愁何可兮久懷。”此幾乎有點兒南朝宮體詩的意味了，設若悼念一個尊敬的友人，絕不致於如此寫其未亡人的孤寂，正由於阮踽俳優式的處世風格，才可能讓曹丕等人在其身後，假借同情孤兒寡婦的題目，毫無顧忌地寫出自己所想像的空床獨守女子的內心世界。而作為阮踽的兒子，阮籍在政治高壓之下，所表現出來的佯狂姿態，其實與阮踽堪稱淵源有自。

　　曹丕《與吳質書》說徐幹“著《中論》二十余篇，成一家之業，辭義典雅，足傳於後，此子為不朽矣”。又在《典論·論文》中說到“融等已逝，唯幹著論，成一家言。”這也代表著曹丕關於著述價值的判斷，《典論》本身應列於子部，曹丕認為子部書的寫作，才是不朽之作，這樣的觀念，其實與漢代人的看法仍然是一致的。假如揭示了曹丕的政治意圖之後，再來看曹丕的“文學觀”，其實不宜將它過度拔高，譬如視之為在文學批評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作品，這樣的評價是否符合實際，尚需重新審視。即使其客觀的效果誠然是劃時代的，這也僅僅是郢書燕說而已。

　　然而曹丕推崇子部書寫作，亦畢竟與前人發生了重要的變化。首先其思想特徵已經與儒家漸行漸遠，漢代政治人物尚“緣飾”以經術，曹丕甚至於連這種偽裝亦不需要了。按《南齊書·禮志上》說:“魏氏藉漢末大亂，舊章殄滅，侍中王粲、尚書衛覬集創朝儀，而魚豢、王沈、陳壽、孫盛並未詳也。”《南齊書·樂志》說:“建安十八年，魏國初建，侍中王粲作登歌《安世詩》，說神靈鑒饗之意。”作為蔡邕的得意弟子，王粲在朝廷禮儀建設方面用力甚多，但是，這在曹丕的眼裏，已經算不上有任何意義的著述行為，曹丕僅僅稱道其辭賦寫作有超過前人之處。作為一個在亂世中崛起的軍事政權，曹氏不願意權力受到禮儀的纏繞和制約，所以儒家思想自然失去了其至尊的地位，降為諸子中無甚高論的一家。而為了突出其強權政治的強勢地位，曹魏十分鍾情于法家治國。《魏志·杜恕傳》記載杜恕曾感歎道：“今之學者，師商、韓而上法術，竟以儒家為迂闊不周世用，此最風俗之流弊，創業者之所致慎也。”今之學風主要是受曹氏的影響，上行則下效，這幾乎是曹操、曹丕和曹叡一以貫之的思想特徵和執政風格。吳質善於迎合曹丕的性情喜好，所以通過其《在元城與魏太子箋》，亦可以從另一側面，瞭解曹丕的學術和為人。其箋曰：“若乃邁德種恩，樹之風聲，使農夫逸豫於疆畔，女工吟詠于機杼，固非質之所能也；至於奉遵科教，班揚明令，下無威福之吏，邑無豪俠之傑，賦事行刑，資於故實，抑亦懍懍有庶幾之心。”吳質明確表示其施政將舍儒而尚法，此與曹魏的學術和政治理念是相吻合的，他要以此博取曹丕的賞識，這正說明曹氏政權採取了一條鮮明的法家路線。

　　注釋：
　　①《魏志·吳質傳》裴注引《魏略》與《魏志·王粲傳》引文文字略有出入。
　　②按曹道衡、沈玉成《中古文學史料叢考》之《曹丕〈典論〉最終成于黃初間》條，補正張可禮《三曹年譜》，認為張說“《典論》基本成書于建安二十二年冬大疫後不久，成書後不斷有所刪補，舉《典論》五條，證為作于建安二十四年以後之文”。並為補二證，贊同張說。中華書局二零零三年版。
　　③相傳丁所作《蔡伯喈女賦》描述了她的婚姻:“當三春之嘉月，時將歸於所天。”此“所天”指丈夫;《宋書·鄭鮮之傳》說:“……若有功不賞，有罪不誅，可致斯喻爾。無有名教翼其子弟，而子弟不致力於所天。不致力於所天，則王經忠不能救主，孝不顧其親，是家國之罪人爾，何所而稱乎？”此“所天”幾乎包括君父總而言之;作于宋嘉庚子（一零六零）的《廣清涼傳》卷下有“志遠之傳”曰:“釋志遠，俗姓宋氏，汝南人也。早喪所天，孤養於母，承順顏色，晨夕無違。”此“所天”即指其父，刊于《大正藏》第二零九九。
　　④《魏志》裴注引《質別傳》說“（文）帝初親萬機”之時，吳質便是“輔弼大臣”，可見吳質頗得文帝之器重。
　　⑤《呂氏春秋·求人篇》。
　　⑥《典論·論文》談論“七子”時之排序首先就是魯國孔融文舉，可能“七子”之稱號是當時士林的共識，而《典論》是一部公佈於世的著作，因此，談“七子”曹丕就不能忽略孔融。而《與吳質書》則是比較親密者私人之間的通信，更見其真實思想和情感，在此書中曹丕將曹氏父子比較討厭的孔融從“七子”名單中刪除了。
　　⑦《漢書·嚴朱吾丘主父徐嚴終王賈傳》說:“相如常稱疾避事。朔、皋不根持論，上頗俳優畜之。唯助與壽王見任用，而助最先進。”
　　⑧《魏志·王粲傳》說:“踽以十七年卒。幹、琳、瑒、楨二十二年卒。”
　　⑨《典論·論文》評價“七子”曰:“鹹以自騁驥於千里，仰齊足而並馳。以此相服，亦良難矣。”“七子”都是具有超強主體意識的文士，曹丕亦深感難以對付。
　　⑩徐震《世說新語校箋》，中華書局一九九一年版。一一一二趙幼文《曹植集校注》卷二、卷一，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版。
　　『原載』《文學評論》二零零五年第四期

　　◎作者簡註：
　　吳質，公元一七七年至公元二三零年。字季重，定陶人，三國時著名文學家，曹魏大臣。公元一九三年，曹操為發展力量，在鄄城招賢納士，吳質應召而至。因其才學通博，受到曹氏父子的賞識，成為曹丕的摯友，曹植的文友。公元二一七年，曹丕被立為太子，吳質出任朝歌（今河南淇縣）長，又遷元城（今河北大名東）令。曹丕為鞏固太子地位，常於吳質商量對策。一次，曹操率軍出征，曹丕、曹植前往送行。曹植出口成章，盛讚曹操之功德，而曹丕則相形見拙，悵然若失。吳質對曹丕耳語說：“與魏王辭別時，你什麼都不要說，只管哭泣就行了。”曹丕聽了吳質的話，哭的非常傷心。曹操及其左右很受感動。於是都認為曹植華而不實，不如曹丕誠實孝順。加上曹丕平時善於掩飾自己，言行檢點，而曹植則恃才傲物，恃寵嬌縱，引起許多人的反感，最終曹操打消了改立曹植為太子的念頭。

　　公元二二零年，曹丕做了皇帝，馬上派人把吳質接到洛陽，任命他為中郎將，又封他侯爵，讓他持節度幽、並諸州軍事。公元二二六年文帝崩，明帝曹叡繼位。公元二三零年，吳質被徵調入朝，擔任侍中，成為輔弼大臣。他向明帝陳述安危大計，指出：司空大臣陳群乃平庸之輩，非國相之才；稱讚驃騎將軍司馬懿，忠貞機智，是國家棟樑。明帝採納了他的意見，這對曹魏後期政局的變化產生了重大影響。

　　吳質一向喜歡結交權貴，從不跟鄉裏百姓往來，在家鄉名聲不佳。做官後，又倚仗曹氏父子權勢，作威作福，引起人們的反感。公元二三零年夏，吳質病故，被諡為“醜侯”。吳質的兒子吳應一再上書申辯，為父叫冤，直到吳質死後二十四年才改諡為“威侯”。

　　吳質同當時著名文人“建安七子”交往密切，一說他是建安七子之一，其詩文風格表現了“建安文學”的風骨。其存世作品很少，僅有答曹丕書兩篇，答曹植書一篇，收錄在《昭明文選》裏。還有《思慕詩》一首，存《三國志》本傳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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