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7期
诗歌批评中的哲理与鸦片
作者：曾 园
哲学体系作为它的后盾。”
莎士比亚写道：
我们对于天神就像苍蝇对于顽童
他们以杀死我们为消遣
艾略特极其明智地认为“这也是同等伟大的诗歌，尽管作它后盾的哲学并不伟大。”这也就是说，所谓“哲学”、“思想”在文学中出现，只是因为作者想要达到的某种效果而已，这些从外面来的“哲理”本身与作品本身的“深度”关系并不大。我们不妨假设，一个作家在其作品中反复提到黑格尔——或者就是一个黑格尔研究者去写文学作品，这并不能保证该作品的深度天然地就高于其他作家的作品。时至今日，多种艺术作品都愿意和哲学挂上钩，比如说电影《黑客帝国》的制作人更是请来了哲学家当电影的“思想顾问”，而很多电影评论文字也从电影中的各个细节里去读解哲学信息，但是无论是读者、观众和写作者都知道，这仅仅是八卦——一种较成熟的娱乐方式而已。是的，哲学也能变成“八卦”。就这样的文章和女演员的绯闻放在同一版而言，就不值得认真对待。
在诗歌中寻求哲理的冲动要分为两种情况。在读者一方面，由于阅读经验的限制，无法理解到这一点：诗歌中的哲学无非是诗人为了突出戏剧效果而加入的。一个喜爱哲学的读者在诗歌中读到了哲学，或者说一个对哲学毫无概念的读者在阅读诗歌的某一刻突然感觉被“照亮了”。这只是短暂现象，随着一个读者知识面和阅读量加大．他会更乐意在哲学书中读到更为醇厚的哲学思考，如果他还喜欢诗歌，他会发现他更喜欢在诗歌中读到……诗意。
另一方面，不成熟的诗歌批评者总有一种为未来的杰作开药方的冲动(海涅)。他们总认为“目前”的诗歌总写的不好，其实，一段时间诗歌的艺术水平高低其实是个社会现象，而不是诗歌写作者个人的问题。再说，好与不好也是个相对的问题。想为诗歌写作者提供一套所向披靡的诗歌态度、世界观这种粗放批评应该受到抑制。作为批评者，应该诚实，我们必须承认，正如埃德蒙森所说：“艺术作品就其广度、复杂性以及情感力量而言，其实都超越了现存的系统模式。”而文学批评从外部来看，其实是“人们在生产和操纵历史语境，以使这部作品看上去似乎仅仅是其瞬间的一个假象。”社会学家雷蒙·阿隆在《知识分子的鸦片》一书中也从社会学的角度讲到“在理解一件作品时，距离或远或近的观察者要么抽取出创作者的灵感，要么抽取出创作的意义。一如人的好奇心的取向或现实的纬度是多种多样的，意义也是多方面的。说实话，真正的问题针对的是独特性。”这个“独特性”是很多有效的批评一直在致力于探求的。最近的例子是布鲁姆的《西方正典》。要是过于执着并醉心于那些“意义”，这一举动是否可以也被称为沉迷于“知识分子的鸦片”呢?鸦片，我们知道，它通常能给人带来虚假的快感，生命的快感必定是有利于生命本身的，一种危害生命的快感在定义上是站不住脚的。这种批评的虚假的快感总是围绕着虚幻的想象：它认为诗歌是个群体性事件、诗歌总在前进、一面在朝霞中招展的大旗是必不可少的、诗人一不小心就会“脱离”某面大旗甚至一真实的“生活”。
为了向哲学表示敬意，我在此模仿德里达的文风结束这篇文章：诗歌的意义，如果诗歌有意义的话，也只是我们每个个人阅读诗歌时所召唤出来的“他者”。我们个人和全体都无法发明出一个他者，他者只在多种声音中现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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