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7期

诗歌批评中的哲理与鸦片

作者：曾　园

　　每年的6、7月份对学术界来说就是个“论文季”，在这个“论文季”里，媒体找不到学术明星，刊物约不到作者——因为研究生都在写论文，教授都在看论文。多半是那些写论文的人病急乱投医，我才在这段时间看了几篇论文。其中我看到一篇博士论文的题目是《冯至诗歌中的存在主义倾向》。我于是无礼地(这是事后才感觉到的)问道：“什么叫存在主义?”作者不是很高兴地简单回答了这个问题，我又问道：“那什么诗人没有存在主义倾向?”他说了几个中国老诗人的名字。我又问：“那外国诗人呢?”作者思索片刻，抗议了：“现在的论文都是这么写的；导师就是要你下这样有思想的结论。”作者是个非常勤奋的研究生，有非常扎实知识储备，懂三国外语。我为他不得不把精力花在这样的论文上感到难过。
　　的确，就诗歌的研究来讲，没有哪一种方法是错的。用哲学方法来研究诗歌也并没有什么不好。海穗格尔对里尔克、荷尔德林的解读，列维一斯特劳斯对波特莱尔《猫》的解读，德里达对蓬热的解读：都是令人折服的经典之作。艾略特在《莎士比亚和塞内加斯多葛派哲学》中对莎士比亚的塞内加倾向的解读更是发人深省。
　　我不明白的只是为什么这二十多年来在中国，哲学就是要高高地凌驾于其他的学科之上，所有的社会科学都必须与哲学保持一致，否则就是落伍。这里面深奥的学术职业秘密我们可以暂且不管，但是，越来越猛的风气几乎要把社会科学都变成哲学的分支，这就让人疑惑并有些反感。
　　众所周知，我们目前的哲学源泉总是最新的(或我们认为是最新的)西方哲学思想的变形中文版。这一基础和来源是可靠的吗?可以拿日本作个比较，在日本，光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就有7个版本。我国的情况就不用多说了。在相对薄弱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汉译西方哲学”崇拜究竟是否可靠呢?我不禁想起了南太平洋的某些岛屿上盛行过一种“货机崇拜”。具体情形如下：土人看到美军飞机降落在地面，卸下来一包包的好东西，其中一些是送给他们的。二战结束美军撤走后他们仍然希望能发生同样的事，于是他们在同样的地点铺飞机跑道，两旁还点上了火，盖了间小茅屋，派人坐在那里，头上绑了两块木头(假装是耳机)、插了根竹子(假装是天线)，以为这就等于控制塔里的领航员了——然后他们等待、等待飞机降落。一切都非常神似。而货机终于没有来。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
　　忙于在诗歌中提取这些二手的“观点”有何价值?是证明诗人也浮光掠影地读过《存在与时间》，并留下了似是而非的印象，还是证明论文的写作者的确是下了功夫?我认为可能有两个原因造成了目前的这种情况，一是这些年兴盛的海德格尔美学著作和德里达美学著作让人误以为文学研究就应该那么写，第二，这种写作方式尽管在我国的文科论文的评价机制中是有效的，但这里其实存在着一个最大的风险——对艺术作品的哲学方式读解未必能得到作家或哲学家的认可。德国《明镜》报道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一建筑家给人家盖出来房子，地板是斜的；他呢，还是德里达的朋友，于是引用哲学家为这个地板辩护：我这是解构派的建筑!德里达听说了这回事，冷笑说：斜地板是吧?这种房子应该就地“解构”——您这地板跟哲学没关系。
　　哲学与诗歌的古老纠葛起始于柏拉图。据柏拉图所说，这个论争在他那个时代就已是古老的论争了。埃德蒙森所著《文学对抗哲学》中提到“尽管论争在一些重要方面发生了变化，但它至今仍在继续。然而，力量对比有了明显转变，那时候，柏拉图俨然一个地位骤升的人物，突然站出来抗议荷马那上帝般的地位。如今，文学的哲学批评占居优势。在文学批评的领地，柏拉图的后裔显然获胜了。”柏拉图关于诗歌的看法有很多，其中他讲道“诗歌煽动起难以驾驭的情感，向理性原则挑战，使男人像个女人。”“诗人发送出许多精美的言辞，可是，如果你问他们到底在说些什么，他们只会给你一个幼稚的回答：不知道。”这些都是有一定道理的表述。然而，“诗歌对创造健全的灵魂或合理的国度没有丝毫用武之地”这个结论未免过于自信了。就建立一个合理(合理的目的一般人可能认为是强大)的国度而言，几千年的人类历史告诉我们，哲学和诗歌一样是帮不了多大忙的。
　　诗歌努力要保持住自己的本真精神就得长时间在历史中向各种发问者撒谎，就是说它总要用晦涩的语言回应柏拉图及柏拉图的后裔，证明自己“有意义”，甚至“有用”。近代以来，当大批训练有素的诗人摆脱了君主和贵族的豢养，从各种地方找到了新的赞助者，他们中的一些人便开始明白地告诉人们，诗歌就是诗歌。正如诺斯罗普．弗莱所言，作品在某种意义上是沉默无言的。现代诗人阿奇波德．麦克利什(ArchibaldNcleish)在《诗艺》中更是把这层意思挑明了：
　　A poem 5hould not mean
　　But be
　　赵毅衡的翻译是：
　　诗不应当隐有所指，
　　诗应当直接就是。
　　王东亮、王晨阳的翻译我以为意思更为显豁：
　　诗不该意指
　　诗就是诗
　　任何一个像麦克利什那样敏感的诗人，都无法容忍哲学对艺术权力肆无忌惮地剥夺。托多洛夫认为，麦克利什把“内在性的倾向推到了极端：意义本身也该看成是相当外在的了。”诗人的这一呼吁无非是想让人们更多地来领悟“诗艺”(原诗并非偶然地使用了这个题目)，应该把注意力“转向作品本身的结构，转向它的情节，主题及形象的内在交错。”(托多洛夫)我们总以为这种形式方面的要求似乎过于风雅，应属晚近富裕的资产阶级读者的要求。但其实，只要把写诗、读诗稍微当真，或当作一个有责任感的成年人的事情，诗歌的形式主义要求就会在诗歌读者的肺腑间被召唤出来。须知最早的诗歌理论——亚里斯多德的《诗学》现在看来就是一本形式主义著作，而说亚里斯多德是最早的形式主义批评家其实也不过分。
　　但诗歌并不拒绝哲学!诗歌也不拒绝哲学读解。当宇文所安从唐诗中读出“明确无误的哲学信息”，他的读者也是喜悦的而不是反感的。事实上诗歌并不拒绝任何方式的读解，欧阳江河在《另一种阅读》那篇文章结尾时说：“我认为没有一种阅读方法能够单独奏效，而一种综合了各种阅读方法的方法大概永远也不可能发明出来，因此，怎么阅读都行：只要不把对中国诗的阅读看作一种惩罚。”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某次欧阳江河在非正式场合对陈东东的一首诗《形式主义者爱情》的色情读解尽管让人意外，但陈东东并不觉得这种“阅读的意外”令人难堪，他只是补充说“别因为一种误读就忽略了另外的读法。”
　　就拿诗歌批评中被最容易提取出来的“哲学内涵”来说，艾略特在《莎士比亚和塞内加斯多葛派哲学》一文中举过两个例子来比较但丁与莎士比亚的诗艺。但丁诗中写道：
　　在他(上帝)的意志中存在着我们的安宁艾略特认为“这是伟大的诗歌，而且还有伟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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