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8期
在“思索”中展开诗的世界
作者：张立群
如果说上述内容已经可以证明叶延滨诗歌一度呈现的现实性，那么，从现实中透露出某种历史意识或许正是一种诗歌写作的必然逻辑。在《囚徒与白鸽》式的发生于久远历史但却真实的“抒情叙事诗”中，在《黄河与我同在》这样可以穿越历史的“大文化”背景下，“浪漫”与“豪放”，“朴素”与“乡愁”，还有夯实凝重的黄土地，都是诗人可以通过现实自由的进入历史、徜徉历史，从而厚重现实的必要途径之一。
也许是弥漫于80年代中期的文化寻根热成为影响当时创作的一种潜在制约因素，大致在1985年以后的创作中，叶延滨诗歌中的文化意识发生了陡然的提升。完成于这一时期的诗篇比如《天府巴蜀长赋》《北方》《南方啊，南方》等均是通过一种历史的书写方式，展现个人的情感体验。其中，大型组诗《天府巴蜀长赋》更是以游历的方式书写出一种俯仰追昔式的感叹和文化寻根式的本质化追求——
那些曾被抹黑的名字
种进黑土，在人心扎根
黑土是衣食父母
黑土是乡情故土
只要你本是一粒种子
黑土就是你生命史书
说这块黑色的土地是人间天府
怎不让我走笔作赋
千古风流源于黑土风骨
百代枭雄来自黑土血乳
读这黑土，生于斯，长于斯
变这黑土，春之寓，春长驻…… 《黑土——序歌》
正如叶延滨所言的“1986年至1989年在创作上有一次较大转变”那样，以《天府巴蜀长赋》为代表的抒情组诗，“企图以四川人文、自然、社会为背景，表现这个多变的时代”[7]，而作为抒情主人公，叶延滨也正是通过这种融合历史的现实，展示着“诗歌与现实生活的关系如何将决定着诗歌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8]，以及对民族命运和民族文化的深层思考。因此，在叶延滨的笔下，那些立于现实返观历史的诗篇，就在一个个具体物象的描述中，透视出广阔而丰富的文化精神内涵。而文学史意义上的评价——“一种潜入‘历史’的取材倾向，一种将‘自我’与民族命运融合的抒情方式，一种从历史的关联上去观察、比照，以加强现实体验深度的思维感受线索，以及一种偏于雄浑、追慕厚重的情感基调。”[9]正是一种总结之后的经验化、历史化的理论提升。
三、幽默感与戏剧性
一般来说，诗人兼编辑身份的写作者总会因为自己的“便利条件”迅速跟上、至少是介入先锋诗歌的潮头，但这种逻辑在叶延滨那里或许并没有得到一种文本的认同。纵观叶延滨新时期一来20余年的写作历程，他一直以自我的方式进行着自我理解意义上的诗意书写，并不断延续着所谓“诗歌的叶延滨方式”。而在此过程中，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则是，叶延滨的自我方式并没有因为走入先锋甚至怪诞而被诗歌史乃至读者忘记——虽然，早年的经历以及个体“思索”的独特性，已经使诗人形成了厚重、深沉的诗歌情感底蕴，但无论就诗人创作道路的发展和变化，还是现实的追求，都充分说明了叶延滨自身已然拥有了独特之处，至于如何揭示这种“独特”，或许正是把握叶延滨诗歌始终保持“现代性意识”（当然，这里的“现代性”也可以以“当代性”来进行替代）的关键。 正如邹建军在《叶延滨90年代抒情诗创作综论》一文中指出：叶延滨诗歌本身具有“自由而机智的心理表现和性格抒写”、“特有的机智嘲弄与幽默讽刺格调”等[10]特征那样，通过一种机智、幽默的格调进行书写，无疑是叶延滨诗歌较为突出的艺术特征之一。应当说，进入新时期特别是90年代之后，诗歌位置乃至诗人位置的“迁移”已经使诗的本身发生了相应的变化，而促使这种局面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则是现代生活以及阅读旨趣的变化。当然，在文化旨趣变化特别是躲避崇高式的“个人性”可以“大道其行”之后，文学价值取向的转移也充分证明了现代人生活的真实一面乃至无奈的困境。是以，在这样的前提下，如何表达这种变化及其隐含的心理和情感，正是写真这个时代现实的重要途径。
进入幽默，进入幽默中的荒诞与嘲讽！在一篇谈论“幽默诗”的文章中，叶延滨曾毫不吝惜笔墨的方式，谈论他对“幽默”的理解与认同：
我以为幽默首先是一种人生态度。关于幽默的许多定义，这个定义应该说是基本的；幽默给人带来快乐，使人从现实的痛苦和困顿中解脱出来。它是幽默的作者以自己乐观人生态度通过作品感染读者，使读者在会心一笑中体会得到的‘乐观力量’。……诗人的幽默还有一个值得强调的方面，那就是它是从生活的艺术转化为语言的艺术。语言的魅力在这里得到最充分的展现，在短短的诗行中，营造出一个喜剧舞台，引你进入一种心神快怡的语境，让你在期望中产生逆转之喜，在双义演进中体会语言与现象的冲突，在审美过程中释放情感。[11]
由以上论述可知，叶延滨眼中的“幽默”既是一种写作的艺术，同时，也无疑是一种写作的态度——它不但期待给读者以快乐，而且，还期待以一种“喜剧舞台”的书写方式揭示更为丰富的诗歌内涵。在诸如《突然笑不出声》《最后一课》等极具重新解读某种事物的叙述中，那近乎辛酸的微笑，那表面喜剧事实却是悲剧的讽刺，还有通过重释经典故事而表达自己生活体验以及现实体验的书写（如叶延滨在《偷空去当了两年教授》一文中曾叙写自己90年代一段大学教授生涯），都是诗人诗作常常可以在平中见奇并含有独特抒情性的重要原因。当然，作为一种结果，这种机智、幽默是诗人自由意志与时代生活结合的产物，而作为一种观念则为“从一定意义上讲，幽默是自由思想的产物，如果一个人不懂得什么是自由，他不会有幽默感，如果一个民族没有幽默感，那么这个民族一定是个保守封闭的民族。” [12]
然而，作为一种风格，“幽默”在叶延滨那里还常常体现为一种艺术上的自觉。由于“幽默”效应总是期待通过一种矛盾的、不和谐的甚至冲突的效应最终得以实现，所以，在叶延滨的诗歌写作中，引入一个关乎现代意义极强的词语“戏剧性”或曰“戏剧化”就成为了一种必然。早在80年代中期，为了表达诗歌艺术的幽默感与丰富性，叶延滨就曾在《观中国舞蹈家霓裳羽衣舞》《囚徒与白鸽》《西斯庭教堂启示录》等近乎小长诗式的作品中，营造一种戏剧化的结构，在这种结构中，一种历史与现实和勾连，一种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的纠葛与纷争，正以一种亦庄亦谐、现象与本质相连的方式，显现诗人观察历史和事物本身的空间和力度。当然，作为一种常常和现代主义诗学观念相连的艺术手法，戏剧化的出现以及戏剧性情境的设置，也往往体现诗人由外向到内敛的转变过程——或许对生命的沉思与现实反思的力度，并不仅仅在戏剧化的过程中彰显为一种冲突甚至激动人心，戏剧化应当是以一种更为沉稳、静态甚至是平淡无奇的书写，在穿透历史与现实的过程中，呈现诗人内在的定力。不但如此，戏剧化作为一种现代意识，也常常在观念的逐渐形成与丰富的过程中，呈现一种流变的特性。在经历90年代诗歌冷风景的洗礼之后，叶延滨的诗歌无论在结构冲突，还是在书写一种似断实连的寓意上，都达到了一种戏剧化的成熟。在《爱情是里尔克的豹》一诗中，所谓——
爱情是动作迅疾的事件
像风，迎面扑来的风
像鹰，发现目标敛翅的鹰
像闪电，你刚发现了又隐没的闪电
从此，一切
都不再和以前一样了
爱情是里尔克的豹
在铁栅那边走啊走啊
而你隔着铁栅
望着那豹发着绿光的眼睛说
等待，还是死亡……
正是诗人将“知识分子”和“现代意识”以戏剧化、多维度、多层面交织之后得到的一首佳作。“爱情是里尔克的豹”之后，爱情究竟何为？里尔克的豹究竟是什么样子？叶延滨营造的诗意空间或许正是读者可以思考并不断填充之后仍能产生歧义的一个“空白”，而从另一方面上讲，与以往的同类结构相比，这次的书写无疑更多添了几分奇思和玄想的成分。 总之，历经多年的写作与情感抒发之后，叶延滨的诗歌正以对应所谓“先锋”的方式，成为一种新的传统。这是一个中年的传统，同时，也是在旧有基础上不断融合传统和现代的结果。正如一个没有“根”的诗人无法超越自己，一个无法跟从现代的诗人永远不会发现前途那样，叶延滨的诗歌无疑是一种“思与诗”交织之后的结果——其间，既有一种个性意识，同时，也从不缺乏一种现代的格调，只不过，这种“思索”无论从历史还是从诗意的多义性角度而言，都是一个内涵丰富和空间开放的阐释结构——它的独特之处，也许正在于它可以反复言说并不断发出各式各样理解后的声音。
注释：
[1]海德格尔：《荷尔德林诗的阐释》“第二版前言”，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
[2]叶延滨：《叶延滨诗选》“后记部分”，山东：明天出版社，1990年版。
[3] [5] [6][7]叶延滨：《我与文学的几点说明》，《诗与思》，北京：华文出版社，2001年版，109、110页。
[4]叶延滨：《假如我不曾写诗》，《诗与思》，北京：华文出版社，2001年版，183～185页。
[8]叶延滨：《二十二条诗规》，《诗与思》，5页。
[9]张炯等：《中华文学通史》“第八卷”，北京：华艺出版社，1997年版。
[10]邹建军：《叶延滨90年代抒情诗创作综论》，《诗探索》，2001年1～2辑。
[11] [12]叶延滨：《面对诗人的幽默》，《诗与思》，1919～193页。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