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期
为了那“永久的无名”
作者：王家新
主持人语
冯至先生是“学贯中西”的一代宗师，他既有国学的扎实功度，又有西学的深厚造诣。他不但能用母语写出优美的诗哥、散言文，而且具有古文的过硬基础，故他对中国古典文学也相当谙热。作为诗人，他的以糅合中目。他的诗歌感情含蓄深沉，虽为自由体，但结构整齐，格律韵式进然有序。无论他的诗文或译作，从不生花妙笔，铺张辞藻，而是文如其人，朴实无华。给我们留下了宝贵遗产。
——兰坡
冯至《十四行集》在40年代初的出现，从多方面看，都是一个奇迹。袁可嘉曾用“仿佛目睹一颗彗星的突现”，来形容当年他在昆明西南联大那简陋的教室里读到它时的“振奋”之情。的确，那里面的许多诗，今天读来仍让人不能不惊异，如它的第一首《我们准备着深深地领受》，我们一读，就有一种“慧星的出现、狂风乍起”之感，就感到如果不是从地狱里，就是从天堂里为我们的诗人刮起了狂风：
我们的生命在这一瞬间，
仿佛在第——次的拥抱里
过去的悲欢忽然在眼前
凝结成屹然不动的形体。
一瞬与一生、动与静、有形与无形就这样相互作用，使某种东西穿越时空出现在我们面前，历历在目，而又无限深邃。这真是一个“出神入化”的时刻。一个经历过歌德意义上“死和变”的人才有可能进入这样的境遇，我甚至想说，一个受到神灵祝福的诗人才有可能写出这样的诗篇。
诗人的幸福就在这样的时刻。在这一刻，他体会到什么才是“诗的创造”，他还将领悟到什么才是一个诗人的“天职”。在这一刻，他仿佛凭借着不是他自己的而是某种神异的力量，一跃而进入到生命的光辉之中。
这样的“神来之笔”，即使在《十四行集》中，也只是在那么六、七首诗中跃动闪现。然而，这对这部作品的整体境界已是一种提升，这也足以使一个诗人对诗神感恩。因为一切正如里尔克所说：“离开奇迹是前景黯淡的，惟有通过奇迹，而不是通过我们，艺术才成其为艺术”。
冯至的《十四行集》，首先使我想到的，就是这些与诗的创造和创造力有关的问题。这里所说的“创造力”，其实并非那么神秘，它一定来自一个诗人长期的艺术准备和艰辛劳作，来自歌德意义上的对诗神的侍奉，或里尔克意义上的“工作而等待”。当然，它更是来自那使人意想不到的“死和变”。不经历这样天启般的时刻，一个诗人，正如歌德在《幸运的渴望》一诗中所说，不过是这“阴暗的尘寰”里一个“忧郁的旅客”。
在这种意义上，《十四行集》的作者是幸运的(虽然他这惊人的一跃又出自某种必然)。在中国现代新诗史上，几乎鲜有其他的诗人享有这样的幸运；
但是任何一个诗人都知道，诗的创造性又是变动不居的。我们都知道歌德的生物蜕变论对冯至的影响，在《十四行集》中，我们也时时见到这类诗思和隐喻，在第24首，就有这样动人的诗句： “看那小的飞虫，／在它的飞翔内／时时都是新生”。
但是人们也许没有想到，这生死蜕变的一瞬，是诗的诞生，但也可能是“诗人之死”。真正意义上的“创造”往往就是这样。也许一个散文家可以无休无止地写下去，只有诗人才经历创造的危机。
现在看来， 《十四行集》不仅是诗神给诗人自己、也是给中国新诗所能带来的最好礼物之一。这是令人惊异的一跃，但对诗人自己而言，也是一种“最终的完成”。
我们在今天纪念这种奉献，因为它对整个中国现代诗歌已是一种提升。
审美、伦理、信仰
一个诗人和一种语言的成熟都有赖干时间。很多年前，闻一多曾这样说过“我们的新诗女子像尽是些青年，也得有一些中年才好”。冯至的《十四行集》出来后，来自清称赞之余这样说“冯先生这一集大概可以算是中年了”。(朱自清《诗与哲理》，1943)
闻一多和朱自清的话都很耐人寻思。如果对照冯至的十四行诗和他自己早期的诗，我们就会体会到从“青年”到“中年”，一个诗人在这期间究竟经历了什么。这不能不是一种人们所说的那种最深刻意义上的“天路历程”。
因而这种从“青年”到“中年”的内在演变，就使我想到了基尔克郭尔关于人生分为审美、伦理和信仰这三个阶段的说法。实际上，这次重读冯至，我发现他几乎在写作《十四行集》的同时，就曾专门写过一篇文章，介绍这位来自丹麦的存在主义思想家，并特意阐述了他的这三个阶段说。在这篇文章中冯至这样说： “人生最高的阶段却是宗教的”。 (《一个对于时代的批评》，1941)
信仰问题自然是一个大的话题，这里不拟展开来谈，但有一点，冯至的“信仰”如同基尔克郭尔的，都是极其个人化的。重要的是我们应看到，正是这种对信仰的诉求给冯至的人生和艺术转变带来了更深刻的内驱力。他的由“青年”进入到“中年”，正意味着他超越了青春期的惟美、感伤和自恋，而开始把艺术与伦理和信仰的诉求结合为一体。他的《十四行集》，不仅在艺术上充实而有光辉，而且触及到人生内里那些根本性的问题，正是这三者结合为一体的结果。
正是审美、伦理与信仰的结合和相互作用，使写作成为一种诗人在那时经常所说的“担当”，即对人生和命运的承担。这使冯至的“中年写作”远远超越了单一的审美愉悦，而和一种求真意志结合了起来，和一种人格和信仰的建立结合了起来。在《十四行集》中，他一再写到那些给他的人生以启示和激励的历史人物和自然事物，一再涉及到对存在的追问。正是以这种承担，冯至把自己与那些浪漫才子型的诗人或趣味性的诗人区别开来，独自走上了一条如他自己所说的“追求真、追求信仰”的艺术道路。
在五四新文学史上，曾有为艺术而艺术之说，也有为人生而艺术之说。我想冯至先生肯定是倾向于后者的。只不过他的“为人生”，不可能是表面的，或1920年代“文学研究会”意义上的。他的“为人生”，总是关涉到人生内里那些最为根本性的精神问题。用一种海德格尔的方式来表述，正是时代和人生的匮乏性使诗人听从了在的吩咐。
因此也不难理解《十四行集》会带有一种“沉思”的性质。因为要面对整个人生的这些问题，冯至就像他所师从的歌德、里尔克，在他的十四行中把“诗”与“思”富有勇气地结合了起来。当然，其目的并不在于人们所说的“哲理诗” (虽然它们“富有哲理”)，而是使它们成为存在的言说，成为一种“存在之诗”。这才是冯至的艺术目标。 《十四行集》二十七首，从不同侧面表现了对人与自然、生与死、有限与无限及生命意义的思索，它们是诗人内在声音的挖掘，是瑞恰慈论述《荒原》时所说的“观念的音乐” (music of ideas)。只不过和那种玄虚的玄思不同，冯至的诗又从来没有脱离经验的血肉和生命本身至深的要求。他的“诗之思”总是把我们带向对人生的深切关怀，而不是相反。
这就是冯至的“中年”。它们是成熟的艺术，但又是精神的艰巨而深入的劳作。它体现了对人生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