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5期
绿原：熔铸的执着
作者：张立群
自上世纪40年代初开始诗歌创作的诗人绿原，至耄耋之年势头依然不减，持续一个甲子而不衰。绿原半个世纪的诗歌生涯是坎坷的。他深刻体验过人民的忧患，并为诗而受过苦难，其中甚至包括了长达25年的“被迫沉默”。但不管在怎样的情况下，他作为诗人的本色不变。因而，对人的命运的关怀和对人的价值的探寻，是绿原作品的精神内核。尤其是他的晚期诗歌更具有对人生、对历史的思考与感悟，并通过热情的熔铸，具有了持久的感情色调。
——兰坡
作为绿原的诗友，著名诗人牛汉曾经在《荆棘与血液——谈绿原的诗》一文中这样评价过：“从诗的角度来说，我倒觉得绿原诗里一直有着一种时起时伏、若明若暗的理念化倾向。”[1] 而在《绿原的诗》一文中，著名诗歌评论家周良沛则又有“绿原诗中表现的全部知性，起先都是来自自身的不幸遭遇和各个时期在底层人民之间而有的活生生的感受、思索和剖析，以及同时接受的先进的——由切合抗战现实的民族的、爱国的思想到马列思想的引导。由于有这些思想准备，他又是诗人，必定会发而为诗，发而为‘知性’强的诗，但决不是概念化的诗的哲理和哲理的诗。有思想的自觉，有艺术的自觉，才有‘将太阳同向日葵溶解在一起’的诗。”[2]虽然，上述两种评价在表面的概念使用上存有不同，但如果联系诗人绿原的具体创作和生活历程的话，我们似乎不难发现：诸如“理念化”、“知性”以及“哲理”等词语（事实上，关于类似的论述远远超过以上所列举的）尽管有语义色彩和程度之间的差别，但它们在具体指涉绿原的诗歌时，其整体含义却是基本相同的，即这些词语最终所要说明的都是贯穿绿原诗歌写作中的“理性化色彩”。那么，这种“理性化色彩”究竟如何在绿原的诗歌写作中予以呈现并展开其历史情境的呢？所谓“熔铸的执着”正是以此为逻辑起点进行阐述的。
一
尽管，最初登上诗坛的绿原是以《童话》诗集的方式，让众多读者在他的“童音”与梦一般的天国中迷醉，而徜徉于其“童话”中那奇妙、梦幻与淡淡哀伤的境界，也会令人不自觉的想起曾经一度流行于30年代诗坛的、如卞之琳式的现代派诗歌 [3]。但即使在这一时期，诗人也往往在类似“不是没有诗呵，/是诗人的竖琴/被谁敲碎在桥边，/五线谱被谁揉成草发了。// 杀死那些专门虐待青色谷粒的蝗虫吧，/没有晚祷！/愈不流泪的，/愈不需要十字架；/血流得愈多，/颜色愈是深沉的。// 不是要写诗，要写一部革命史啊。”（《憎恨》，1941年）的诗句中，以“浑身都是敏感的触角”[4]的方式传达出诗人当时险恶的生存环境，以及战争的烽烟正焚毁那一个个如梦般的“童话”。而后，在建国前7年的时间里，绿原便进入了其怒张式的政治抒情诗时代。在《给天真的乐观主义者们》(1944年)、《终点，又是一个起点》(1945年)、《复仇的哲学》（1946年）、《伽利略在真理面前》（1946年）等作品中，绿原不但关注时代风云以及挣扎于社会最底层的人物的命运，而更为重要的是，绿原正在这些具有时代性和战斗力的诗篇中和过去的自我进行“告别”。于是，在诸如“有战士诗人/他唱真理的胜利/他用歌射击/他的诗是血液/不能倒在酒杯里”（《诗人》，1949年）、“人活着/像航海//你的恨，你的风暴/你的爱，你的云彩”（《航海》，1949年）的诗句中，诗人对真理的追求、战士的认可、人生的理解正以理性融合情感的方式出现在读者的面前。
当然，建国前在绿原诗歌中呈现出的“理性化色彩”以及诗风前后的转变，除了与诗人自觉反叛当时黑暗专制社会以及适应时代要求有关外，还与埋藏于绿原心中的幼年生存体验有关。绿原从小父母双亡，是在比他年长19岁哥哥的抚育下长大成人的。父母的过早离世、几个姐姐相继送人当了童养媳，以及生活的清苦，不但使他缺少儿时的快乐，而且也造成了他身体上的羸弱以及性格上的内向、心灵上的孤寂。这种现实的生存环境不能不在诗人幼年的记忆中留下所谓“苦难的心理原型”，因而，虽然最初的绿原是以一种单纯、透明、充满幻想的“童音”方式登上了诗坛，但这种在详细考察诗人生平之后的“独特表达方式”除了是寄予一种对不幸童年的精神补偿外，更多是在于具体表达方式与创作风格上的不同。而一旦外在的环境再度发生变化和诗人自我逐渐在成熟的嬗变中走向广阔的“大我”空间后，那么，这种潜在的因子就会适时而发，并在犀利与备份中释放出哲理与思辨性的色彩。而从“童真”到“莽汉”的转变过程不但是绿原建国前诗歌创作的整体趋势，同时，也无疑是符合诸如“七月诗派”那种融合时代、艺术于一体的综合性之“创化”的历史特点的。[5]
自1949年下半年创作出《从一九四九年算起》，到1959年写成《又一名哥伦布》之前，绿原进入了他创作上的一段“低回时期”[6] 。在这一时期内，虽然新中国的诞生让诗人感受到了无比的幸福，但由于长期忙于机关工作，无法更深入地进入到生活的内部，所以，完成于这一时期的诗歌大多显得有些空泛乏力，而这，对于始终在诗歌创作上有不懈探索精神的绿原来说，无疑是可以明显感受得到的。写于1953至1954年间的《雪》（1953年）、《快乐的火焰》（1954年）、《小河醒了》（1954年）等作品，是诗人努力摆脱束缚之后的创作，其朴实、活泼、自然、明朗的生活气息曾一度让人耳目一新。然而，无论就当时的发表机会，还是1955年的身陷囹圄，都使得这种探索被人为的中断了。
1955年5月13日，绿原因“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的罪名，被投入监狱。至此基本中断创作达20余年之久，直到1979年才获得重新发表作品的机会。然而，监狱的生涯并没有使其意志彻底消沉，在1955至1962年单身监禁的七年里，绿原虽然在心灵上遭受炼狱式的煎熬，但他依旧通过顽强自学的方式，练就了德语翻译的技能。对苦难的反复咀嚼和深入灵魂的体验，不但使其意志得到了巨大的磨练，同时，也为其深刻认识人生、社会、时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完成于这一时期的著名的“潜在写作”文本《又一个哥伦布》（1959年）、《手语诗》（1959年）、《面壁而立》（1960年），以及完成于十年浩劫中的《重读〈圣经〉》（1970年）、《信仰》（1971年）等均在“理性化色彩”方面达到了诗人的顶峰。与此同时，诗人也由于其坎坷的经历、中年的成熟心态，渐次达到了诗歌艺术与自我人格意义上的双重成熟。在最近一次接受访谈中，绿原在回忆1980年代初期重获新生后的具体诗歌创作时曾经说道：“停笔二十多年，到八十年代重新拿起笔来，我发现距离自己过去的艺术思维很远了，对过去的作品几乎不认识，在感情上已经无法相互交流。原来我已开始变成一个老人，对很多事物不再是从前的感觉和看法，所以在我的笔下，诗风、文风也就跟从前不大一样了。多年来，我已不再写那种激昂的政治抒情的作品，也没有《童话》式的惟美的诗句。现在我写诗试图表现的，只是自己对于人生的一点感悟。所以，我的诗风比较沉稳，和从前的风格相比，几乎判若两人。这里有很多原因，主要是我经历了太多的变故，再写，在思想感情上已不可能像青少年时代那么单纯了。”[7]这足以证明诗人重新面对诗歌时无论从心态，还是从情感方面都已经有了崭新的认识，不过，在这种认识中，集中传达的仍然是一种理性化的东西。而完成于这一时期的《秋水篇》、《高速夜行车》以及90年代的《忆昙花一现前后》、《读冯至〈十四行集〉》、《紫色雨》等都是以较为典型的哲理诗、具体象征和寓言的方式以及对生命的深刻感悟与认知，对这种“理性化色彩”进行了具体而外在的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