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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词中有不少词语是从唐诗里“借”来的。
贺铸“锦瑟华年谁与度”（《青玉案》）中的“锦瑟华年”，便是截取李商隐诗句“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无题》）开头两字和最后两字。这一“借”，借得巧妙，用以指美好的青春期，既有韵味又省笔墨。
宋词引用唐诗诗句，约有三种情况：
第一种，直接引用，即采用原诗意，照搬原诗句，意似语同。万俟咏的“天若有情天亦老”（《忆秦娥·别情》），便是直接引用李贺《金铜仙人辞汉歌》诗中的第十句。爱在词中“掉书袋”的辛弃 疾的“不尽长江滚滚来”（《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也是直接移来的，它是杜甫《登高》诗中的第四句。这些借用，虽说是原封不动地搬用他人诗句，直接插入自己词中，却也贴切自然，并无生搬硬套之感。这大概是因为所借用的，在词中是适量的，且以生活为依据，符合词人抒发真情实感、勾勒完整艺术形象的需要。它并不是随手拿来而硬嵌入词中或只用来装饰点缀，乃是全词中不可或缺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与词中其他词语血肉般的连成一体。
第二种，对原诗诗句加以点化。这是一种间接引用。经点化出来的词句，可以说是原诗句中的某些成分与词作者自己的若干言语按正比例化合出来的。它同原诗诗句语异意似，有的甚至比原诗句意境更深邃，形象更丰满。王安石的“至今商女，时时犹唱，后庭遗曲”（《桂枝香·金陵怀古》），化用杜牧诗句“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泊秦淮》）。贺铸的“旧时王谢，堂前双燕过谁家”（《水调歌头·台城游》），周邦彦的“燕子不知何世，向寻常巷陌人家，相对如说兴亡，斜阳里”（《西河·金陵怀古》）与邓剡的“说兴亡、燕入谁家”（《唐多令》），都从刘禹锡“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金陵五题·乌衣巷》）诗句中脱胎而来，道尽了沧海桑田、人世无常之变。直接引用，情况少见；间接引用，不胜枚举。
第三种，标新立异，反诗原意而用之，与原诗句是语异意反的。唯其如此，词中所引借，虽有蓝本，却似浑然天成，“如自己出”；唯其如此，它往往能“化腐朽为神奇”，以崭新的面貌出现，更富艺术感染力；唯其如此，这种借引胜于前两种，也更难为。苏轼的“抛家傍路，思量却是，无情有思”（《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即反用杜甫“落絮游丝亦有情”（《白丝行》）和韩愈“杨花榆荚无才思，惟解漫天作雪飞”（《晚春》）诗意，言杨花看似无情，实则有愁思，真可谓“道是无情却有情”了。苏轼的另一首词《浣溪沙》（“山下兰芽短浸溪”）的下阕“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反用白居易“谁道使君不解歌？听唱黄鸡与白日。黄鸡催晓丑时鸣，白日催年酉前没。腰间红绶系未稳，镜里朱颜看已失”（《醉歌示妓人商玲珑》）诗意，犹言不要因为自己已老态龙钟而唱起那种“黄鸡催晓”、朱颜已老的低沉感伤的曲调。其隐意，换句话说也就是类似戏剧的潜台词：只要奋发有为，定可返老还童，永葆青春。这样写，就使全词充满了积极进取的精神。此例，已超越词中个别地方引用诗句的范围，而几乎是整阕词引用整首诗了。
全词引用唐诗诗句最多的，姜夔的《扬州慢》（“淮左名都”）具有代表性。这首词，除词前小序外，98个字就引借了杜牧《题扬州禅智寺》、《赠别》、《遣怀》、《寄扬州韩绰判官》4首诗中的诗句，或直引，或化用，或顺承，或逆转，伤今怀古，写得沉郁顿挫，虽引用较多，却无语俗意陈之弊。
从以上例中，可见宋词引用唐诗确实是常见现象。其原因，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加以探讨：
其一，从唐诗本身来看。唐诗是我国一份极其宝贵的文学遗产，具有不可估量的文学价值。唐诗中的精英，虽经岁月的千淘万漉，却仍然璀璨如玉，众口交赞。今日，不说学识渊博的学者硕人，也不说勤奋学习而有希望的大中学生，就是学龄前儿童，有的也能背诵一两首唐诗。人们撰稿著文，尤其是散文、杂文、文学评论，常喜在自己篇章中引用一两首唐诗佳句名篇，以增光添色。唐诗能影响距它千百年之后的今人，何况是朝代交替的宋朝呢？
其二，从宋人对唐诗的态度看。正像唐人推崇前辈名家佳作，宋人对唐代诗人尤其是名家也相当崇拜，对唐诗杰作更是吟诵品味，爱不释手。他们不仅喜读唐诗，论唐诗，也爱仿照唐诗填词作赋。如苏轼、辛弃疾等从李白诗中吸取滋养，黄庭坚则崇拜杜甫，专学杜诗，
贺铸更直言不讳：“吾笔端驱使李商隐、温庭筠，常奔命不暇”①。
其三，从词与诗的关系等方面看。词这种文学样式，虽说最早起于隋代，开始仅是民间创作，但到唐代，文人词也就逐渐兴盛，而且最初的词也就是诗，词家与诗人集于一人之身。因此，就这种意义上说，词是诗的变种，是从诗演变过来的。李白、刘禹锡、白居易、温庭筠及冯延巳等诗人，既有千古绝唱之诗篇，又有脍炙人口之词作；他们既有诗人这一头衔，又有词家之桂冠。苏轼、李清照、陆游、辛弃疾等宋人，也兼有这双重身份。他们在写诗的同时也填词，因此，在填词时也就难免不受诗的影响，自觉或不自觉地引用他们早已烂熟于心的唐诗佳句了。
将以上诸因素揉和在一起，便产生了宋词较多引借唐诗这一结果。但是，在诗歌创作中，引借不是灵丹妙药，不可能医治无病呻吟，更不可能成为攀登文坛高峰的阶梯。因为引借不等于创作，即便是适量的引借，也必须渗透作家的真情实感，融入现实生活，同创造紧密结合起来，才能使作品锦上添花，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倘若引用借用过滥，那就会变为纯粹的模仿，甚至是抄袭，由此而“做”出来的文学作品，则犹如“百衲衣”，定是无人问津，也不成其为真正的文学。为什么同样的引用借用唐诗诗句的宋词，有的并未因此失去光泽，相反却不胫而走，成为流传至今的名篇，而有的则陈俗不堪呢？其原因也就在于此。
注释：
①元·脱脱：《宋史》卷四百四十三《文苑》贺铸本传。
（原载《光明日报》“文学”专刊，1982年7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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