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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煜，公元937年生，978年被赐毒酒死。他初名从嘉，字重光，号钟隐，又称蓬峰居士，徐州人，是五代南唐最后一个国君，世称“李后主”。他整个青年时代是在他长兄文献太子的迫害下度过的，25岁继位后，史书记载他“专以爱民为急，蠲赋息役，以裕民力；尊重中原，不惮卑屈，境内赖以少安者十有五年”。周后死后，李后主立小周后为继室。他沉湎于丝竹歌舞，很少关心日蹙的国势，南唐小国被灭是不可免的。李后主也曾挣扎过，但国家迅速灭亡，他是负有责任的，战败被囚后他后悔不听潘佑、李平的忠谏一事也可为佐证。李煜虽不属昏庸无能的君主，但朝政上是无可称道的。他在文艺方面却可谓名副其实的才子。他：“精究六经，旁综百氏。常以为周孔之道，不可暂离。经国化民，发号施令，造次于是，始终不渝。酷好文辞，多所述作。一游一豫，必以颂室；载笑载言，不忘经义。”①他工书善画，洞晓音律，诗文均通，尤精于词，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著作有文集30卷，杂说百篇，然大多佚失，他和其父南唐中主李璟合著有《南唐二主词》。
古人论词，分婉约、豪放两派。婉约者，调子低沉婉转，内容喜欢“缀风月，弄花草”②，多涉及闺阁儿女之情；豪放者，调子豪迈奔放，内容冲破了狭窄生活的羁绊，多涉及纷纭复杂的社会现象。李煜词属哪派，如何评价，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1955年与1956年，《光明日报》在“文学遗产”专刊上就此展开讨论。
陈培治认为，李煜是封建小国家的皇帝，《虞美人》的内容是李煜沦为臣虏后对往昔宫廷享乐生活的追忆与伤悼，而这种生活是罪恶性的剥削生活，是建筑在“人民的痛苦和死亡”的基础上的，因此词“含有毒素”，“不值得我们学习”。
夏兆亿反驳陈培治，认为，李煜“到38岁时他的帝王生活已告终结而开始了后4年的受屈辱和被囚禁的生活。由于生活环境的剧烈变化，造成他思想感情上的变化；作为这种生活的反映，他的词呈现了异彩”；“对于丧乱、屈辱环境的不满和对‘故国’的无恨怀念的这种情感，事实上已超越了他个人仅有的感受范围而获得较普遍的意义”。
楚子的《李后主及其作品评价》③与吴颖的《关于李煜词评价的几个问题》④，两文都主张李煜词不仅艺术上可取，思想内容方面也有可取之处。楚子认为，李煜“早期能够写出超乎统治阶级情感的许多描写真挚爱情生活的诗篇，以及能够写出像《渔父》这种歌颂清高人格和自由生活的诗篇”；吴颖认为，“前期的这些词，亦还是可以基本肯定，它还是有一定程度的人民性的”。对李煜后期的词，楚子认为，“在客观上已经突破了自己的身世与经历，而且有了更为广阔、更为深厚的社会意义的缘故”；并分析说，李煜这时期所具有的思想情绪，与人民，尤其是与那些坚决与黑暗现实决裂的战士们相类似相沟通的。吴颖的观点是：“还不仅仅是表现了爱国的思想感情。……从亡国的悲痛到丧失自由的悲痛，意味着李煜词的人民性达到进一步的高度。……他对统治阶级的丑恶面已有了相当深刻的理解。”可见楚子与吴颖对李煜前后期词的思想内容基本上是肯定的，认为其词写出了真挚的爱情，表现了爱国的思想感情，具有一定的人民性或与人民相沟通的思想感情。
毛星在1956年2月23日《人民日报》上发表了《评关于李煜的词的讨论》（《光明日报》“文学遗产”予以转载），对楚子和吴颖等关于李煜词表现爱国思想与具有人民性的论点，予以驳斥，认为李煜词的思想内容根本谈不上真挚爱情、爱国感情与具有人民性，并指出“李煜的艺术成就也有很大的局限性。李煜对于现实生活的兴味和了解是非常狭窄和浮浅的”。
《光明日报》1956年5月6日“文学遗产”刊出的许可写的《读〈评关于李煜的词的讨论〉》，与毛星商榷，对毛星的偏激的话与自相矛盾的论点提出质疑。
接着，《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专刊在1956年5月13日与20日两期发表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古代文学组集体讨论的《如何评价李煜的词》。蔡仪认为李煜的词的价值“在于它能够以自然生动的形象表现了一定的历史具体的生活真实性”。何其芳同意蔡仪关于“评价李煜的词，不能把作品的内容和作者的生活，作品的客观意义和作者的主观思想完全等同起来”的主张，并对李煜词的内容概括为3个方面：反映宫廷生活的，描写男女生活和描写女子的生活及感情的，描写亡国之恨的；对词的艺术成就列为4点：概括性很高，形象性很强，语言很精炼优美，形式和谐完整。
其实，那两年中许多同志许多文章对李煜词的争鸣辩论，主要在于李词的思想内容上有无爱国思想、人民性及真挚爱情等，而对其词的艺术成就，大家的看法则大同小异，就是毛星也认为李词“一切的描写都很自然，没有雕琢的痕迹。李煜的语言，特别是后期的作品中，一般是朴素、清晰、洗炼和准确的，很少陈词滥调和矫揉造作”。那次讨论对词人的身世、思想、感情、词的时代背景、词的内容比较具体细致深刻，对词的艺术技巧的论述比较概括。因此，在时隔多年之后的今天，再专就李煜词的艺术技巧谈几句话，似乎也有必要。
李煜的词，基本上属婉约派，但又不尽然。他的生活境遇、精神状况与文学素养诸因素熔炼出其词遗世独立的艺术风格。
亡国前，他的词主要是描写酒酣歌舞、靡丽奢侈的宫廷生活。除有的写别离怀抱和其他伤感情调的具有真实爱情因素的作品外，整个风格柔靡绮丽，是梁陈宫体和花间词风的继续。亡国后，他的词“深哀浅貌，短语长情”，大多是“以血书”的。或叹怨孤寂之苦，或惆怅梦幻之景，或抒写对人生厌倦之情，字里行间渗透了他失去政权后，“日夕以眼泪洗面”的深哀与巨痛，流露出对豪华景象的眷恋和对冷酷现实无可奈何的情绪。风格也与前不同，摒绝了浓厚的脂粉气，显得哀怨凄恻。虽说格调未免过于低沉悲凉，但词的思想内容要比前期的深刻得多，艺术也更臻成熟。亡国后为宋所俘，他在生活与创作上都有了一个大的转折点。
李煜的词具有精湛的艺术性，它情酽如醇，词语凝练，真实自然。小词不小，语浅意深。词人娴熟于经济的白描手法，勾勒色彩鲜明、真实生动的形象，善用新颖贴切的比兴，“或喻于声，或方于貌，或拟于心，或譬于事⑤，赋抽象之物以具体可感，使无生命之物变得有生命，恰到好处地表现不同的人物相异的心理状态，或描绘同一人物在不同环境的不同情感。下面试就其后期两首词探讨李煜词的艺术风格与艺术成就。
先看《浪淘沙》：
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罗衾不耐五更寒。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 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 这首后期作品，调子低沉，含思凄婉，抒发词人亡国被俘后那眷恋故国、痛楚难以言说的怀旧情感。
上阕前3句，写生活环境：帘外，潺潺雨声，落红无数的暮春；帘内，薄薄的罗衾抵挡不住五更寒气的侵袭。以前过的是富贵帝王的生活，现降为阶下之囚，备尝艰辛与屈辱，词人怎能不悲感交集？“此中日夕以眼泪洗面”，就是他当时悲痛的心情的表白。
接下去，一反常调，写他“梦里不知”已做了俘虏，仿佛已经忘却故国和失去政权的痛楚，贪享着片时欢乐。身处困境中，故意只言其欢不说其悲，饮泪强笑，比直说悲痛更觉悲痛十分。这是生活辩证法，用于文艺，则成艺术辩证法。
词下阕，以“独自莫凭栏”的自我警告，进一步衬托那眷恋与痛苦交织的情思，5个字包含极其丰富复杂的感情。这是“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结的苦果，诉说故国山河已易姓，想见她一面也不可能。
“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这譬喻照应“春意阑珊”，又说明“别易见难”的程度，像落花为流水卷去，一去不复返，一在天上，一在人间，要见面是“难于上青天”了。与祖国一别竟成永诀，何等凄苦！“往事只堪哀”，不堪回首，违心地劝诫“独自莫凭栏”。不去凭栏眺望，能否就从心中抹掉眷念的故国、消除掉亡国的痛苦？这是词人自己最理解的啊！
全词寓情于景，情景交融，言悲志哀，不见一个悲字、哀字，却通篇无不写尽了悲哀痛切之情！
再看《虞美人》：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雕阑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这首后期小词，直抒胸臆，深沉凄婉，语言明白如话又非淡而无味，抒发词人当阶下囚之后无穷尽的哀愁。陆游《避暑漫游》中记载：“李煜归朝后，郁郁不乐，见于词语。在赐第，七夕，命故妓作乐，声闻于外，（宋）太宗怒。又传‘小楼昨夜又东风’及‘一江春水向东流’之句，并坐之，遂被祸。”词人为写词、抒怀而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词人从对现实俘虏生活厌倦写起，转入对往事的回忆：“往事知多少”，那“还似旧时游上苑，车如流水马如龙，花月正春风”（《望江南》“多少恨”），“胭脂泪，留人醉”（《乌夜啼》“林花谢了春红”）等往事一桩桩历历在目，记忆犹新。
往事的回忆，使他更觉现时身为囚徒生活的痛苦难以缄默，因而在“小楼昨夜又东风”报道春天讯息时，毫无喜悦之感。春光，对他只剩下枝枝落红，屈辱生活又历一年。自然景象不能使他消愁解闷，只使他更锥心泣血，“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正是他无限悲戚心怀的真实写照。一字字重如铅块，泪血凝结。这笔调与“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杜甫《春望》）如出一辙，感人至深。
下阕“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对故国无限眷顾和对故居犹在、物是人非、河山易主的哀叹溢于言表。
他越追缅过去越感愁思难禁，愁丝百结无法解脱。“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表现的正是江流不断的无限愁、怨、恨。
词人时而将视线投向过去，时而收归现实，几放几收，大幅度跳跃，借词中字句真实地表达了他欲忘往事忘不却，欲断愁思断不绝的翻腾不平、痛上加痛的心情。
诗词总是用形象抒发作者的思想感情的。抽象的思想必然借助具体的形象才会有生命力。作者是深得个中三昧的。“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形象生动，堪称“词眼”，以浩荡奔腾不息、刀劈剑斩不能断的江水，比喻理不清、解不脱、禁不了的愁思，贴自然。这看似信手拈来，却又非同一般，精妙之极，远胜千百句“愁愁愁”，与李白用夸张的手法写愁产生的结果“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秋浦歌》）各有千秋，同为后人称誉不绝。欧阳修的“离愁渐远渐无穷，迢迢不断如春水”，秦少游的“便作春江都是泪，流不动，许多愁”，都是词中佳句，在后人口中传诵，但与李煜的词句比，不是失之于显露，就是显得过于纤巧，自然、生动、情韵均不及李词。
从后期这两词中，可以略见李煜词艺术风格与艺术成就之一斑。李词是中国古代灿烂文化宝库中的一份遗产。前期写宫廷生活的作品，内容多不足取，艺术上有可借鉴处。后期写亡国之痛，作品感情真实，深沉自然，突破了花间词以绮丽腻滑笔调专写“妇人语”的风格，正如王国维所说的“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
⑥［HT］。事实上，这类作品反映了封建社会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在政治生活上经过重大波折后的思想感情，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艺术上对后来豪放词派有影响。
正确评价李煜词，不能离开时代、作者、词来谈论，对其中表现出来的眷恋“雕栏玉砌”帝王豪华奢靡淫逸生活等消极东西，要加以剔除；对其他内容要加以具体分析、评价，如对真挚爱情的描写，对祖国的深切怀念，不能采取一概否定的态度。对李词艺术上的显著成就、独特风格，应予肯定。他写的词，文字极精炼、形象、生动，只几句、几字，却真实生动地深刻地写出了环境、人物、情节、细节，有立体感，能站起来，有动作性，有个性，有画面，塑造出典型鲜明的形象。这是可以供今天的小说、戏剧、散文作家们创作构思时借鉴的，写诗歌的同志更可以从中得益。从这一角度来说，我们年轻的文艺工作者不妨也去读一读、研究研究李煜的词。
注释：
①宋·徐铉：《骑省集》卷二十九，《大宋左千牛卫上将军追封吴王陇西公墓志铭》。
②宋·石介：《怪说中》。
③载《光明日报》1955年10月9日“文学遗产”专刊。
④载《光明日报》1955年10月16日“文学遗产”专刊。
⑤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比兴》，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下册，第602页。
⑥王国维：《人间词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蕙风词话 人间词话》校注本，第197页。
（原载《南通教育学院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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