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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之心曲 救国之名篇
  ——谈许穆夫人《载驰》

  载驰载驱,归唁卫侯。驱马悠悠,言至于漕。大夫跋涉,我心则忧。

  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视尔不臧,我思不远。既不我嘉,不能旋济。视尔不臧,我思不閟。

  陟彼阿丘,言采其虻。女子善怀,亦各有行。许人尤之,众稚且狂。

  我行其野,芃芃其麦。控于大邦,谁因谁极。

  大夫君子,无我有尤。百尔所思,不如我所之。

  《诗经·鄘风·载驰》,据《左传·鲁闵公二年》云,为许穆夫人所作。许穆夫人,卫宣姜之女,嫁于许,是我国第一位女诗人。周惠王十七年(公元前660年)冬,卫国为狄人所灭,女诗人之姐夫宋桓公迎接卫国的遗民渡河,迁于漕邑,立女诗人之兄戴公。不久,戴公卒,其弟文公即位。女诗人获悉故国覆亡的消息,于周惠王十八年(公元前659年)春夏之交,驱驰奔往漕邑慰问卫文公,并作了《载驰》这首诗。朱熹《诗集传》说全诗共四章“二章章六句,二章章八句”,实则为5章,共28句。

  对此诗作于何时的问题,古今学者的看法基本一致:作于周惠王十八年,即卫文公元年。对此诗作于何地,学者们则见仁见智,莫衷一是。归纳起来,主要有两种说法:一种认为作于许国;别一种则认为作于漕,即卫国。按照《毛诗序》的说法,“许穆夫人闵卫之亡,伤许之小,力不能救。思归唁其兄,又义不得,故赋是诗也”,此诗当作于许国,其原因是许穆夫人不得背“义”,即不得违背凡是国君夫人已丧考妣,只有奔丧方可回娘家的古代礼法。朱熹认为诗是许穆夫人动身往漕,途中遇许国大夫的劝阻,被迫返许而作①,说法与《毛诗序》相似,也突出了“义”。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与今之一些学者则认为此诗当为许穆夫人到达漕邑后所作。

  我们也认为此诗当作于漕邑,因为这不仅符合许穆夫人一贯的爱国思想,而且也与她出于爱国,敢于冲破“义”的束缚,归唁卫侯的行为相吻合。这样说,是否在任意拔高古人呢?结论是否定的。许穆夫人从小就具有爱国思想,这从刘向《列女传·仁智篇》的记载中可窥见一斑。孟子也曾高度评价许穆夫人,认为她背“义”返卫,就是从爱国思想出发的,“其道二:常谓之经,变谓之权。怀其常道而扶其变权,乃得谓贤。夫卫女行中孝,虑中圣,权如之何”②。正因为许穆夫人具有深厚的爱国思想基础,所以她在爱国与守“义”发生矛盾时,才有可能选择前者而舍弃后者,并在诗中反映出来。下面,我们就来看这首诗。

  诗,用第一人称写。第一章前4句,叙述诗人扬鞭催马,从遥远的许国奔回到了漕邑慰问卫文公。其中的“载驰载驱”,旨在突出诗人的归心似箭;“悠悠”,则力陈其归途之远,写伤国忧国之情,用语精当。从中,可见诗人的爱国之心。后两句,写许国大夫也跋山涉水来到漕邑,“我”已知其来意是要以“义”来劝说“我”回许国,因此心里又增添了忧愁。这样写,有引起下文的作用。

  许国大夫前来劝说,“我”有无听从呢?诗的第二章作了否定的回答。这8句采用对话的形式,将“大夫”与“我”双方加以对比。一方是“大夫”不赞同“我”的做法,以“义”劝“我”返回许国;另一方则是“我”毅然决定不随即返回到许国去,认为自己考虑的不是迂远、行不通的。运用对比之法,可使两种相反的事物或情理彼此的特点更为明显突出。譬如,有人认为也是许穆夫人所作的《卫风·竹竿》一诗,用“岂不尔思,远莫致之”这一对比,便突出了路程之远与抒发主人公思情之强烈。这里,诗人也正是通过“我”与“大夫”的对比,直抒胸臆,反复吟咏,吐露出爱国的赤诚之心:“不能旋反”,“不能旋济”,表示对前来劝说的许国大夫的强烈不满的:“视尔不臧”。

  诗的第三章承接前一章,采用了兴的艺术手法,即朱熹所说的“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③。诗人先以登阿丘采虻起兴,然后,主要讲女子虽然极易多愁善感,但所考虑的大都是合乎情理的,这也就表明自己忧国之深是有道理的,尽管它不为幼稚而狂妄的许国大夫所理解,从而,进一步表示了诗人对“大夫”的愤懑情绪。

  诗人是这样深深地爱着自己的祖国,她不仅拒绝了许国大夫的劝说,不愿即刻离开父母之邦返回许国,而且准备用自己的行动来拯救它。这在诗的第四章里集中地反映了出来:“我行其野,芃其麦。控于大邦,谁因谁极。”诗人要到与其祖国亲近的强有力的大国那里去游说求援,依靠大国的力量来拯救祖国。这是全诗的核心所在,也是许穆夫人的救国之法。

  诗的最后一章,以“百尔所思”反衬对比诗人主张,再次强调其爱国之心、救国之法的合理性,增强了诗的说服力。

  综上所述,《载驰》这首诗直抒胸臆,采用对比之法,于反复吟咏之中,强烈地抒发了诗人热爱祖国的一腔热情与拯救祖国的强烈愿望,也表示了对跋涉而来劝说诗人返许的“大夫”的愤懑之情。可以说,“我”驰驱至漕慰问失国的“卫侯”是贯穿全诗的抒情线索,它有条不紊地串连起“我”与“大夫”的言行,使得诗人的思想感情,从爱国至救国,层层推进,越旋越深,从而,以其真挚强烈的感情打动人心。

  《载驰》具有爱国思想,这是毋庸置疑的,那么,我们应如何看待许穆夫人的爱国与救国呢?

  我们认为,爱国不是虚幻的概念,它有着极为丰富的内涵,不仅体现在人们的语言上,而且体现在人们的行动上。“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爱国,就要让祖国富强、腾飞,尤其是当祖国处于危难之际,更要义无反顾地用自己的行动,乃至生命去拯救它。许穆夫人在其故国为狄人所灭后,为之悲,为之忧,更敢于冲破“义”之束缚奔往故国,并拿出了救国之法,这是难能可贵的。诗人不是为文造情,而是为情造文,因而,其爱国之情是真挚强烈的。诗人在诗中所提出的“控于大邦,谁因谁极”的救国方法,在当时对卫国最终得到齐桓公的援助收复失地、救国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当然,此法完全建立在依靠外援的基础上,这与以自己力量为主,并利用外援的方法相比,则不够妥善,但我们也不必如此苛求古人。

  总之,许穆夫人的《载驰》不失为爱国之心曲,救国之名篇,即便在今天,也不无一定的审美价值和教育作用。

  注释:

  ①《诗集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33页。

  ②《韩诗外传》引。

  ③《诗集传》卷一。

  (原载云南教育学院《语文教学阵地》,1985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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