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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民，生近二边长苦辛。
家家养子学耕织，输与官家事夷狄。
今年大旱千里赤，州县仍催给河役。
老小相携来就南，南人丰年自无食。
悲愁白日天地昏，路旁过者无颜色。
汝生不及贞观中，斗粟数钱无兵戎。
《河北民》是王安石古诗中的代表作，作于宋仁宗庆历六年（1046）。当时，辽和西夏结成联盟，经常侵扰中原，所到之处，“俘掠人民，焚荡村舍，农桑废业，闾里为墟”。而北宋政府却采取苟安政策，搜刮民脂民膏献于辽和西夏，以求得暂时的安宁。广大人民尤其是黄河以北的平民百姓深受边患、赋税、徭役等压榨之苦。这首诗便是当时黑暗社会的真实写照。
诗的开篇写道：“河北民，生近二边长苦辛。”这里，“河北民”是白居易新乐府诗“首句标其目”的写法；“二边”，指当时北宋王朝与两个少数民族政权辽和西夏相毗邻的地区。这两句诗突出“近”与“长”二字，概述黄河以北边地的人民因“生近二边”而长期饱尝辽和西夏的侵扰之苦，暗写是北宋王朝实行“守内虚外”政策造成了严重的边患，总领全诗。
接下去，诗人选取了一组典型材料，具体描写“河北民”的“长苦辛”：
一是赋税之苦。“家家养子学耕织，输与官家事夷狄。”“官家”，指朝廷；“事”，是供奉；“夷狄”，古称东方和北方的少数民族，这里指辽和西夏。黄河以北边地的人民家家养儿育女，让他们男耕女织，结果是“谷未离场，帛未下机，已非己有”，全都上缴朝庭供奉辽和西夏的贵族。这里，既反映“河北民”深受赋税之苦，也点明其缘由是“官家事夷狄”，从而讥刺了北宋王朝靠搜刮大量的民脂民膏供奉辽和西夏来求苟安的屈辱行为。
二是饥馑加徭役之苦。“今年大旱千里赤，州县仍催给河役。”“赤”，意为空尽无物；“给河役”，即做河工。大旱之年，辽阔的土地上空荡荡的一无所有，“河北民”饥肠辘辘，度日如年，然而，官府却不管其死活，仍然催促逼迫他们去做河工。天灾人祸，饥馑加徭役，“河北民”的苦辛更不堪言。“家家”两句诗写“河北民”受赋税之苦，刺“官家”；这两句诗写“河北民”受饥馑加徭役之苦，刺“州县”。二者结合起来，便集中而深刻地揭露了当时暗无天日、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
三是流亡之苦。“河北民”无计可消除赋税、饥馑、徭役之苦，只得老少相互搀扶着逃荒到黄河以南，以期能脱离苦海：“老小相携来就南。”根据这句诗，我们可以想象得出：“河北民”蓬头垢面 ，衣衫褴缕，老少相搀着背井离乡，三五一群，步履维艰地走向黄河，设法驾一叶小舟飘向黄河南岸……
“长苦辛”的“河北民”逃荒到黄河以南，而黄河以南百姓的命运又是如何呢？这就极自然地引出下文：“南人丰年自无食”，黄河南岸的百姓丰收尚且无衣无食，歉收就更不待言了。“南人丰年自无食”，取材精当，表明当时“长苦辛”的不只是“河北民”，还有“河南民”，也即所有的劳动人民都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他们灾荒之年无处求生，苦不堪言，即便是丰收之年也无衣无食，“难以卒岁”。这句诗里渗透了诗人对北宋王朝屈辱求和，转嫁赋税于民，向辽和西夏进贡，地方官吏则借机向百姓敲榨勒索的愤懑之情。
至此，黄河两岸人民深受阶段剥削和民族压迫的悲惨遭遇已基本上反映出来了，但诗人犹嫌不足，又推出这样一个镜头：“悲愁白日天地昏，路旁过者无颜色。”你看，行人面无血色，悲愁充塞天地，白日为之昏暗，诗人以此景物描写和夸张之笔续写百姓之苦，更具形象性、典型性。
诗的最后两句“汝生不及贞观中，斗粟数钱无兵戎”，是“卒章显其志”。“贞观”，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年号，贞观之治为唐代最兴盛的时期。李世民曾于贞观十五年（641）自称有两大喜事：一是连年丰收，“长安斗粟值三四钱”；二是“北虏久服，边鄙无虞”。这里，诗人将国富兵强的太平盛世贞观之治与北宋王朝“守内虚外”政策所造成的积弱积贫、边患严重的社会现实相对照，委婉地表现了诗人对北宋王朝的不满和对理想世界的向往，深化了诗的主题。
从以上的简析中，我们可以看出这首诗在写作上的显著特点是剪裁精当，言简意赅。全诗旨在反映当时平民百姓深受阶级剥削和民族压迫之苦，表现诗人对社会现实的不满和对理想世界的向往。为此，诗人精心选取了一组富有典型意义的材料：一是“河北民”家家男耕女织，缴纳赋税给朝廷“事夷狄”；二是大旱之年无收成，可官府仍逼迫他们忍饥挨饿“给河役”，人祸天灾；三是为了谋求生路，“河北民”背井离乡，“老小相携”逃荒到黄河以南；四是“南人”丰收也与歉收一样无衣无食；五是行人（包括“河北民”与“南人”）面无血色，悲愁充塞天地，白日为之昏暗；六是与当时社会现实形成鲜明对照的唐太宗贞观之治。这些材料，以一当十，围绕“河北民”的“长苦辛”，巧妙自然地构成了一幅完整的艺术画面，真切深刻地再现了彼时彼地的社会生活，也使《河北民》成为一首名作。
（原载《三角洲》文学双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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