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2期
诗歌的命运
作者：[美国]保罗·胡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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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于诗歌困境的感觉，或许与在我们的文化中，指望有多少人阅读和理解诗歌相关。诗歌有着大众观众吗?表演诗歌是这样认为的。在90年代初，纽约的一位非裔美国诗人与一家唱片公司签约，得到10万美元的预付报酬。有些表演诗人想象他们能够挣钱，并进而从事戏剧行当，如绕舌歌艺术家Ice Cube就是这样。这样的事可能发生。但在另一方面，这也不是新鲜事。表演诗歌重回了诗歌的吟唱层面：将背诵的诗行展现在公共场合。
在美国的电视节目中，诗人常常是作为小丑，或是Percy Dovetonsils那类滑稽角色出现的。但诗人并没有我们所想得那样遭到边缘化。诗人唐纳德·霍尔(Donald Hall)的诗集《一天》出版三年后，已经售出了六万本。在任何国家，这都是一个很好的销售数量。劳伦斯·费林蒂(Lawrence Ferlinghetti)的诗集《心灵科尼岛》销售了数百万册。八十年代末期，应美国国务院要求，一名东德诗人在芝加哥旁听了我的诗歌课。他告诉我，他的三本书，在出版第一天就被销售一空。这是苏联瓦解之前的事情，当时西方的诱惑还没有传到东德。我不知道今天，他还能卖出多少诗集，因为有那么多的东西，在大众传媒的娱乐天地里争夺我们的兴趣。每一次文化的转变，都不过导致诗歌诞生新的表述。“流行”文化没有毁灭美国的绘画和诗歌。诗人和画家只不过开始将它们作为社会风景的组成部分加以吸纳。这一现象在“纽约诗派”中显得特别真实。大卫·勒曼(DavidLehman)发表了一首诗，题目为《百事可乐与可口可乐的差别》；奥哈拉(O'Hara)写过关于爵士乐歌手比利·霍立戴(Billie Holiday)和影星诺娜·特纳(Lana Turner)的诗：“诺娜·特纳起床，我们爱你。”
任何东西都可人诗。任何表面都有其深度，诚如爱默生所说：“在每一个深度，皆有更深的深度开放”。在Gennady Aygi的雪地里，风掠过枯死的种子，我听到了跨越两三种语言的经验，我们知道会感觉到什么。即使是“失去”，对于诗歌也是获得，因为“所有的”都算数。没有困境，也没有生活的短缺。尽管存在主义和真理的条件性获得了胜利，诗歌总是会在无法界定的事务浮现时，获得其实质，而我们对那个地方和条件也了然于心。霍尔德林称之为“Abgrund”，也就是Ur-ground或者“泥土”之意，万物滋生之地。在英语中，我们的用词是abyss(深渊)，含有误导之意，暗示地上有一个巨大的洞。Abgrund是必需和命运之地，是不可玩乐之地，这是重要性本身。所有的诗歌不时需要的是从Abgrund新鲜地喷薄而出。
但丁或李白不是每天都能诞生的，而当他们诞生时，我们常常并不知道，他们就在我们中间。艾米莉·狄金森和杰拉德·霍普金斯(Gerard Manley Hopkins)的困境在于被耽误和无法预见——在他们的作品为人所知之前，他们已经过世。但今天，认真阅读英语诗歌的人，对他们都所知甚多。被人遗忘的是那些目光短浅的诗人。威廉·卡洛斯·威廉斯(William Carlos Williams)有影响的诗集《春天及所有》(Spring and All)1923年出版时，印数只有300册。威廉姆·布莱克(William Blake)的插图本著作，只有少量得以出版，因为那时候，人们对那些书不感兴趣。现在，它们已侧身于世界上伟大的著作之列。
诗人的命运，在于既存在于其自身世界，又置身其外。济慈看到几只麻雀在沙砾间觅食，感到怅然若失。想象将我们带出自我之外。它使经验变得多层次而深刻。这是语言的幸福，给予我们作为事物所代表影子的词语，在形状上是真实的事物，而最后，由太阳所投射的真实影子，激发出“影子”这个词。
2005年3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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