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梁山好汉的行事，人们最喜欢用八个字来概括，那就是：替天行道，劫富济贫。 　　“替天行道”是飘扬在水泊梁山杏黄旗上的四个大字，似乎这便是梁山武装的本质。 　　可什么是“替天行道”呢？ 　　书中并无解说。也许是代老天伸张正义？ 　　但梁山大寨中的众好汉似乎并不太信这个。他们上山的动机，主要的不外两种，一种是大碗喝酒、大块吃肉、论秤分金银、异样穿绸锦，一种是待到朝廷招安，去边庭一刀一枪博功名，前者拿来吸引草莽英豪，后者用以劝诱庙堂将佐。至于纯出于大济苍生、替天行道的理想主义动机而上山的，可以说一个也没有。 　　因此，在下对这“替天行道”，卑之无甚高论，倒是对“劫富济贫”，想说上两句。? 　　水浒故事的讲述者，多次讲到了好汉的劫富济贫。 　　具体又可分为三种情况： 　　一种是不需劫富而纯粹的济贫：如鲁达资助金氏父女，如宋江在郓城时，“时常散施棺材药饵，济人贫苦，周人之急，扶人之困”；一种是没有济贫而纯粹的劫富：如智取生辰纲，如火并王伦后晁盖派人下山打劫客商（第二十回），如梁山人马攻破高唐州、华州、曾头市后，将金帛钱粮尽行装载上车，扬长而去；此外第三种情况就是劫富而又济贫：如宋江打破祝家庄后，本打算屠庄，被石秀劝转了性，反而各家赐粮米一石。（其实这点所为只是牛身上拔了根儿毛，梁山好汉破庄后“得粮五十万石”，而分给祝家庄五七百家佃户的不过每家一石，施舍了千分之一，但好赖也总算是济贫了）；如攻破青州后，“计点在城百姓被火烧之家，给散粮米救济”（认真地说，这只能叫赔偿损失）；如攻陷东平府后，先是“便开府库，尽数取了金银财帛，大开仓廒，装载粮米上车，使人护送上梁山泊金沙滩，交割与三阮头领，接递上山”，而后才“将太守家私，俵散居民”，这种济贫更是如九牛拔一毛，比祝家庄那段济贫还不如；再有就是打破东昌府后，“便开仓库，就将钱粮一分发送梁山泊。一分给散居民。” 　　但不管这些具体的描写如何，可以肯定的是，水浒故事的讲述者是真心想把梁山人马说成是劫富济贫的仁义之师的，多少年来人们也是这样相信的，并没有多少象在下这种不怕劳神的主儿，去钻具体情节。而这种对“梁山好汉都是劫富济贫的英雄”这一前提想当然的预设和想当然的接受，才是问题的要害所在，也是在下所感兴趣的，要与列位看官探讨一下。 　　之所以会有这种想当然的预设和接受，是因为劫富济贫历来就是下层民间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那些天马行空自掌正义的游侠看重劫富济贫，如《清稗类钞·义侠类》中提到的关东大盗白胜魁、周五等，都专劫富人，散赈无告贫民，那些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也同样将此作为一项极重要的纲领，如北宋初王小波率百余贫苦佃农、茶农首义时，提出“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如元代天完红巾军提出的“摧富益贫”，以及此后明清两代农民起义相继提出的“割富济贫”“杀富济贫”等等。 　　那么何以中国民众如此看重劫富济贫？ 　　先看民国时期学者的分析。如萨孟武先生在《水浒与中国社会》中认为，中国古代财富的集中，与现代资本的集中不同：现代资本的集中是由于竞争所致，而竞争可以改良技术，增加工业生产力。而古代财富的集中则由豪强利用高利贷的方法以及政治手段，来剥削一切农民，这个方法是减低而不是提高生产力。并且现代资本家在资本集中后，要添置设备，改良技术，个人消费不过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而古代富人没这个必要，他们搜刮来的财富都用于个人享乐，所以财富都集中少数人的手里，并不是生产的发展，而只是消费品的集积，把它分给大家同用，不但不会减少社会的生产力，反而可以促进货财的流通。所以，照萨先生这番分析，便可得出结论：劫富济贫是必要的、进步的。 　　现在再看新政权建立后大陆学者对此的分析。如陈高华先生在《元史研究论稿》中论说道：“‘摧富益贫’口号的意义，不仅在于它要求平均财富，而且在于他明确强调要通过‘摧’即暴力的手段，达到平均财富的目的；而财富的平均，实际上便意味着社会地位的平等。‘摧富’就是用暴力剥夺富人即剥削者的财产，‘益贫’就是将所得的财产在穷苦的劳动人民中间进行分配。” 　　两种说法从不同的研究理路出发，萨先生偏重于对劫富济贫的效果的分析，陈先生侧重于对历史上农民起义的“均贫富”思想的分析，均言之有据，言之有理。 　　但在下以为，除此以外，还有些因素，似不可忽视，如自古以来，中国人的脑中就有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即：为富不仁。 　　“为富不仁”出自《孟子·滕文公上》：“阳虎曰：‘为富不仁矣，为仁不富矣。’”照这句话的意思，“为富不仁”就不是说“为富可能不仁”，而是说“为富必然不仁”。 　　那么中国民众是如何对待这种观念呢？ 　　是持双重标准。也就是说，如果这富人是自己的朋友，或对自己有恩，那么不妨认为此人富而且仁，至少不会一口咬定他一定不仁。而对那些和自己毫无瓜葛的富人，则在原则上默认他们十九是不仁，并对其有一种潜在的仇富心理。? 　　在《水浒》中，就可以看到这双重标准的推行。凡是和好汉做对的财主，那就是不仁，可以理直气壮地去“借粮”；而好汉成员中的阔人，如柴进、卢俊义、李应、晁盖等，那就都不妨假定是富而且仁的。 　　其实前者当中可能确实有不仁之辈，如强赖去解珍、解宝兄弟打死的老虎并对他们加以陷害的毛太公。但也未必尽是如此，如祝家庄，书中就没说他们有何劣迹，但宋江却早就打了主意要去破庄抢粮；而梁山好汉中的那些阔人也未必就仁，如柴、卢、李等，他们对好汉级别的人物可能出手大方，“仗义疏财”，但这些人对他们的庄客、佃户来说是否真的就仁，就很难说了，至少可以肯定原揭阳镇的财主恶少穆弘、穆春兄弟，他们荼毒地方，是绝对不仁的，但也没见哪个好汉出头打劫他们的庄园来劫富济贫。 　　也许，重要的还不是如何看待梁山好汉对“为富不仁”所持的双重标准，而是“为富不仁”这命题本身，就可以生发出很多话题，如它在中国古代社会是如何产生的？它有多大程度的合理性？是否富人都可以定性为剥削者？是否定为剥削阶级的人包括唐宗、宋祖、包拯、海瑞、李白、杜甫等一概可以斥为不仁？“仁”的标准又是什么？“为富不仁”为什么会为一般大众认同？它对国民心理产生了哪些影响？到了今天这个现代社会，又该如何看待这四个字呢？等等，等等，这些加起来，那就可以再写一本《漫话为富不仁》了，所以在下这里不可能统统予以解答，那就留给列位看官、列位朋友自己去思考吧，对此如有何高见，还请不吝赐教。“匪魂话题”就先说到这里，其它内容，且听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