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学者夏志清先生在《中国古典小说导论》里说道：“要讨论《水浒》的所谓反政府主题，就必须把好汉个人与梁山好汉的整体区分开来，这一区分极端重要。单个的好汉恪守英雄信条，然而整个梁山好汉群，则奉行一种行帮道德。” 　　什么叫“行帮道德”？行帮道德也可以称为帮派意识，它纯以个人及个人所属的集团为判断是非的标准，符合自己集团帮派利益的就是正确的，而且为实现这种利益可以不择手段；和自己帮派集团利益相冲突的，那就是错误的，而且为消灭这种错误，也可以不择手段。 　　水浒世界里的梁山好汉，信奉推行的就是行帮道德。这里不妨以梁山大寨一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 　　比如三打祝家庄。 　　说到三打祝家庄，列位看官想必非常熟悉，几百年来人们几乎一直将它当作梁山好汉除暴安良的经典的侠义之举，还有些现代研究者将它当作农民起义军镇压地主武装的典范事例。 　　说祝家庄是地主武装，这也不能说不对，但问题是水浒世界里的地主武装多的是，梁山好汉中的晁盖、柴进、李应、史进、穆弘穆春兄弟、孔明孔亮兄弟等等，哪一个没经营过地主武装？他们怎么就没给形容成反动势力？ 　　例如，《水浒》开篇第二回便说到，九纹龙史进在史家庄做地主大少爷时，听说附近少华山上聚集着一伙强人，就有声有色地组织起庄园的自卫武装，并成功地击败了少华山强人跳涧虎陈达的来犯，这与祝家庄、扈家庄、李家庄联防自保以对付梁山强人又有什么区别？在官兵不能确保地方安全的情况下，地方组织自卫武装又有何不可？在水泊梁山几度大举进攻祝家庄时，可并没见有半个官兵来救援。同样道理，如果最初桃花庄的刘太公也有类似的准备，何至于被小霸王周通这路货色黄鼠狼钻鸡窝，来强行做上门女婿？又何需劳动花和尚鲁智深的一对老拳？再则说，若进行阶级分析，刘太公也应算地主吧，那么鲁智深替他出头拳打“农民起义的组织者”周通一事又该如何定性呢？ 　　话头回到祝家庄，书中说到祝家庄有什么为非作歹的行径，比如倚势凌弱打劫客商骚扰邻庄的劣迹了吗？没有。要说劣迹昭彰，要说荼毒地方、草菅人命，祝家庄又如何能望梁山好汉中当年经营穆家庄的穆弘、穆春兄弟的项背？同样，杨雄、石秀、时迁在祝家庄吃饭的小客店，也规规矩矩，店小二老实和气，没有象张青、孙二娘以及梁山脚下朱贵的黑店一样，经营烹宰加工人肉的业务。至于宋江攻下祝家庄后要下令将全庄数百家通统洗荡了，用心之残暴更是远非祝家庄可比。 　　但战事还是起来了。明明是时迁等因偷鸡而启衅，打着梁山的招牌骚扰村民，放火烧店，又杀伤了不少庄客，水泊梁山竟还大兴问罪之师，出动大批人马，浩浩荡荡地杀奔祝家庄去讨公道，这公道又何在？！难怪夏志清先生认为，梁山人马平毁祝家庄，“只能说明他们的暴虐和贪婪”。海外学者马幼垣先生在《水浒论衡》中更对此情节刻薄地讥讽道：“这和三十年代日军驻华部队随时找小事件为藉口以谋扩张势力范围，有何分别？” 　　把数百年来民众心目中的英雄梁山好汉，和侵华日军扯到一起，这话让人听着实在别扭。但可惜的是，这是事实。梁山大军大举进犯祝家庄的真实动机，其实大寨的二把手宋江已明明白白地讲了出来：“我也每每听得有人说，祝家庄那厮要和俺山寨敌对。即目山寨人马数多，钱粮缺少，非是我等要去寻他，那厮倒来吹毛求疵，因而正好乘势去拿那厮。若打得此庄，倒有三五年粮食。” 　　列位看官听听，仅仅是听得有人说“要和俺山寨敌对”，就动了杀机，仅仅是对方捕拿了一个骚扰村民的偷鸡贼，就要“便起军马去，就洗荡了那个村坊”，这到底是谁在吹毛求疵？三打祝家庄的真实动机，说到底，还是那“若打得此庄，倒有三五年粮食”，是要为山寨打劫钱粮，猛捞一票。 　　此外，还有一层没有明说出来的意思，就是：卧榻之侧，岂容他人安睡。祝、扈、李三庄联防武装，就盘踞在梁山脚下，成为水泊梁山扩充势力范围的严重障碍，总不能让梁山大军每次出动时都绕道而行吧？或者也和他们讲几句“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来借道？这样的眼中钉、肉中刺，这样的几只拦路虎不平掉，大寨的威风体面何在？因此灭祝、扈、李三庄那只是早晚的事儿，时迁这个偷鸡的毛贼闯祸，正好适逢其会，吹响了梁山大军扩张势力实现宿愿的出征号角。 　　水浒世界里，充分体现这种行帮道德的行动，远不只三打祝家庄一件。 　　随便再举个例子，比如梁山大军进犯东平府。水泊梁山以前扫荡祝家庄，好赖还找了个借口，而这次汹汹来犯，连借口都懒得找，就为了解决宋江、卢俊义谁当山寨一把手这一政治难题，便由二人各领一支人马分别攻打东平府、东昌府，完全视两座城池的生命财产为儿戏。 　　宋江统领的一路攻打的是东平府。这一战虽碰到有万夫不挡之勇的强劲对手双枪将董平，但战事还是有惊无险，将城池顺利拿下。关键就在于董平因向太守程万里求亲不遂而怀恨在心，竟在被梁山人马俘获后屈膝事敌，马上倒戈。这“英雄双枪将，风流万户侯”掉转枪头后，赚开城门，杀入城中，直扑衙门，将程万里的女儿夺到手后，再将其一家杀得干干净净。这就是后来位列梁山五虎上将的董平的行事，其卑劣无耻，简直令人发指，统兵将帅如真是要“替天行道，保境安民”，这种货色首先就该推出斩首。 　　然而，根本就没这一说。也许是因为董平事敌倒戈时已为自己找了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据董平讲：“程万里那厮，原是童贯门下门馆先生，得此美任，安得不害百姓？”但既如此说，当初又何必定要纠缠“那厮”做自己的老丈？再说，是童贯门下的门馆先生就一定会害民就一定该杀？梁山好汉受招安后，圣手书生萧让不也被大奸臣蔡京调去府中听用了，这又该怎么说？ 　　书中并没说程万里有任何劣迹。相反，战事前，宋江派郁保四、王定六二好汉来下战书，董平凶性发作，二话不说，就要将二人推出斩首。这当口，倒是程万里劝阻说“两国交兵，不斩来使”，两条好汉才捡回了性命。二人被董平命人打得皮开肉绽后回到军中，向宋江哭骂，骂的也只是“董平那厮无礼”。仅由这一桩事，列位看官想必也能看出，程万里和董平二人，到底谁更讲道理、谁的为人相对正直一些。 　　但是梁山大寨哪有兴趣如在下这般计较这些鸡零狗碎，董平虽人品卑劣，但武艺一流，对水泊梁山这个准帮会武装大有用处，宋江自然一见便爱，要竭力网罗。而说到程万里，那就得另当别论了，他的为人虽无大过，说起来对梁山郁、王两位来下书的好汉还有活命之恩，但问题是他对唯武是尚的梁山大寨毫无用处，难道值当的为他和新入伙的一级战将董平翻脸？更何况杀了程万里反而有一桩妙处，那就是可以将他打作反动人物，然后，再由宋江将太守家私俵散居民，（至于府库中的金银财帛粮米，宋江已先命人全部取出运上了山），并沿街告示，晓谕百姓：“害民州官，已自杀戮；汝等良民，各安生理。”无端启衅饱掠府库的梁山大军藉着程万里的人头一下子便成了吊民伐罪的仁义之师，真是妙极，这样的买卖实在是太合算啦！ 　　这些就是梁山好汉的行事，这些就是梁山大寨的“替天行道，保境安民。” 　　也许有必要探究一下，何以水浒世界里的好汉一再推行行帮道德。 　　王学太先生在《中国流民》一书中对此做了深入研究，很有启示意义。《中国流民》一书认为，《水浒传》反映的其实并不是农民阶级的理想和意识，它展示的是中国古代社会中浪荡底层的游民的价值理想。而游民的性格天生便有多种两面性，如一方面慷慨重义，一方面为非作歹；一方面散漫无羁，一方面又易产生极强烈的帮派意识。这里要说的是游民的帮派意识：游民大多无家无业，四海漂泊，居无定所，他们不能象士农工商那样，以血缘、地缘、业缘而构成集团，在他们风餐露宿、饱受歧视的人生行旅中，只能靠结拜、拉帮结伙来互相提携，求得发展。他们在社会上是孤立的，但越孤立越增强了帮派的凝聚力，使其帮派意识越强。接下来，书中以《水浒》为例，对帮派意识做了十分精辟的分析：“帮派意识有着强烈的倾向性，这种倾向性甚至影响他们正确判断极普通的是非曲直。它表现在一切皆以自己帮派为标准，认为自己的帮派永远是无懈可击的。帮派中的成员习惯于做单线思考，从道德上说，自以为是，从力量上说，认为自己是所向无敌的。” 　　书中说道，例如《水浒》中写了许多剪径打劫、杀人放火的绿林豪强，但只对与梁山有关的诸山头的人们加以肯定，对于其它山头，如生铁佛崔道成、飞天夜叉丘小乙、王庆、田虎等等都持否定态度，其根子在于他们与说书人所肯定的梁山不属于一个系统。“另外在《水浒》前七十回中处处以梁山聚义为正义的坐标，以对未来梁山上的天罡、地煞的态度为界线，有利的就肯定，不利的就否定。这实际上也是一种帮派意识。”如为了让秦明、朱仝、卢俊义等上山，梁山设计之阴险、用心之毒辣、手段之残酷，并不亚于统治者。而秦明、卢俊义等人上梁山后对梁山头领设计的使他们倾家荡产的阴谋并无强烈反感，似乎只要归顺了梁山这个帮派就是他们最大的幸福，其他皆可以忽略不计。 　　这些分析真可说是一针见血。梁山好汉上山前，确实有些人真诚地信奉并推行英雄信条，散发着热血担当的侠义精神，而一旦他们上山后，融入了由军官、财主、贵族、官吏、道士、书生、猎户、渔民、马贼、黑道人物、鼠窃狗偷等三教九流各色人物组成的鱼龙混杂的大帮会武装，他们个人的英雄色彩就消亡殆尽，个人绝对服从帮会意志，甚至这种帮会意志带有邪恶倾向时，也完全服从。 　　所以，正如夏志清先生的《导论》一书所说的那样，官府的不义不公，激发了个人英雄主义的反抗；而众好汉结成的群体却又损害了这种英雄主义，它制造了比腐败官府更为可怕的邪恶与恐怖统治。一个秘密团体在求生存争发展的奋斗中往往会走向它声言要追求的反面。由此可见，一部《水浒》就是行帮道德压倒了个人英雄主义的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