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在下这两篇的分析来看，如果通读《水浒》的文本，就会发现，水浒世界里梁山好汉的行事有相当数量是经不起道德理性的审视的，但问题是几百年来，梁山好汉在民众心中却一直是被赞美对象，是英雄侠义的化身，原因何在？ 　　这一方面，如上所述，可以归因于传统文化本身具有的价值缺陷如快意恩仇、蔑视众生等造成的价值理性判断的盲点，另一方面，与《水浒》一书的叙事顺序也不无关系，《水浒》一开始通过讲述王进与高俅的故事，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了上层，使人们一开始心中便形成一个判断：天下混乱的根源在于高俅这类身居高位的小人，错在朝廷，而不在江湖，接下来书中开头出场的几个人物，又确实都是可爱、可敬或可悯的汉子，如单纯重义的九纹龙史进，如慷慨豪侠诛锄人间邪恶的鲁智深，如无辜善良而被迫害的林冲，他们尤其是鲁达、林冲两位的故事，都是重头戏，在一部《水浒》中分量极重，给人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使人们会有意无意地认为梁山好汉都是这类除暴安良或逼上梁山的人物。接下来书中又演绎了智取生辰纲一段，由于这场行动一开始便将好汉的对手梁中书和官军定为不义的一方，它也便具有了某种正义色彩（在下对好汉们这次通过打劫官府的不义之财来改变自己命运的绿林行动也是比较欣赏的，只是反对将它“升华”得过高的评价），而行动的参与者吴用的机智和阮氏兄弟的快人快语、热血担当也都留下深刻印象，这些，都会无形中影响人们对整部书后面内容的总体判断，很早就将同情赞美放在了梁山好汉这一边。 　　再有，全书结尾写的是众好汉受招安后抵抗外侮，吊民伐罪，这都是正面内容，而征方腊时众多勇武的好汉如风扫落叶般凋零殆尽的悲剧结局，无疑也引起了读者深深的伤悼与悲悯。 　　这样看来，一部《水浒》，它的开头和结尾都是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正面内容，而现代心理学研究又恰恰指出，在对一个事件的叙述中，开头和结尾对人的记忆和判断会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因此人们阅读按上述顺序来叙事的整部《水浒》时，自然而然地忽略了一些本不该忽略的问题。 　　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水浒》的叙事顺序不是如现有的这种安排，而是把第三十六至第三十八回宋江发配江州遇到那群为非作歹鱼肉众生的好汉的情节放在全书的开头或结尾，人们对整部《水浒》又会是何观感呢？ 　　但无论怎样，一部《水浒》，几百年来对中国民众的精神世界产生了绝不可低估的深远影响。如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中所说：“今我国民绿林豪杰，遍地皆是，日日有桃园之拜，处处为梁山之盟，所谓‘大碗酒、大块肉、分秤称金银、论套穿衣服’等思想，充塞于下层社会之脑中，遂成为哥老、大刀等会……”其实受《水浒传》影响的不仅仅是绿林豪杰，它的影响面要远为广远：如饥寒交迫的农民为求生存抵抗黑暗官府的反叛从《水浒》中汲取了力量。如明末崇祯年间，农民起义如星火燎原席卷整个帝国，官府疲于奔命镇压，他们捕杀了一个又一个自号“宋江”、“燕青”、“雷横”“一丈青”的义军头领，又不得不目瞪口呆地面对雨后林间的蘑菇般冒出的一个又一个的“贼首宋江”“贼首柴进”；如下层士卒为抵抗异族侵略为国奋战时曾从中汲取力量，据传聂荣臻将军就曾以梁山好汉为榜样，号召带领游击队在梁山脚下痛击日军，除了这一支游击队，在当时中国辽阔的大地上与日军浴血奋战的千千万万的朴实勇敢的下层士卒中，也许会有不知多少人心头闪过他们心目中的英雄梁山好汉的身影；如现代革命的风云人物曾从《水浒》中汲取过力量。1917年中秋节，毛泽东和一群学生聚集在湖南第一师范后面的山上讨论救国之道，有些人提出进入政界，有些人提出利用当教员来影响后几代，而时年二十四岁的毛泽东的回答是：“学梁山泊好汉。” 　　但上面所说的只是《水浒》的影响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又可以看到，正如陈宝良先生在《中国流氓史》一书中指出的那样，明清以降的土匪、流氓也同样深受《水浒传》的影响，如明末土匪余士藻，自号“靖海天王”，手下有李肃七、李肃十等同党，分称“十二天王”、“十八罗汉”、“二十四天罡”、“三十六地煞”，“焚杀淫掠，殆无虚日”；明代南京的流氓，也立有“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残害百姓。 　　此外，还有受《水浒传》影响极深的会党等秘密社团，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扮演的角色，更是难以一言褒贬。 　　要之，《水浒》是一部功罪相半的文学、文化经典，它的内涵极为深邃复杂，它的影响（正面的、负面的）至为深刻广远，因此，目今当此大时代之转折点，以理性之眼重新解读审视《水浒》精神，探讨了解中国旧有之文化心理、国民性格，以期重建现代之新文化、新精神，也许自有其不可轻忽的意义吧？ 　　当然，在下这里所做的，仅仅是抛砖引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