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际胜　(1975.09.17) 　　（山东曲阜县东风公社夏家村大队党支部书记　夏际胜） 　　《水浒》这部书，拚命往宋江脸上贴金，把他打扮成农民起义的英雄豪杰。但是，投降派的丑恶嘴脸是掩盖不了的。 　　宋江出身于封建地主家庭，过着挥金似土的寄生生活。 　　宋江这个投降派，一肚子坏水都是从孔孟之道那儿趸来的。他“自幼学儒”，“曾攻经史”，把孔孟之道当作一生做人的信条。孔孟之道宣扬仁义忠孝，宋江便处处以仁义忠孝作为行动规范。他自白：“我为人一世，只主张‘忠义’二字，不肯半点欺心。……宁可朝廷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并一再宣扬大宋皇帝“至圣至明”，诬蔑农民起来造反动封建统治的反是“犯了迷天大罪”。他把对地主老子尽孝看成对皇帝尽忠之外高于一切的事。投奔梁山途中，宋江听到他父亲“因病身故”的假消息，便捶胸大哭，火速回家。真是孔老二的忠实信徒。 　　毒蔓结毒瓜。有什么样的思想，就有什么样的行动。宋江上梁山后，就篡改革命口号，改变革命纲领，用以孔孟之道为思想基础的投降主义路线，取代农民起义队伍团结造反的正确路线。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接受招安之后，他又去镇压方腊起义。临死，为了防止梁山原头领再次聚众起义，他又亲手用药酒毒死了“结义兄弟”李逵。 　　宋江就是这样一个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就是这样一个可耻的投降派。可是，有些评论《水浒》的文章，却竭力美化和颂扬这个宋江。有的赞扬他“仗义疏财”、“扶危济困”的品德；有的说宋江上梁山之后，“做了一系列有利于人民的好事”；有的把宋江投降说成是“农民的局限性”。这些说法都是错误的。 　　所谓“仗义疏财”、“扶危济困”，这完全是作者编造的骗人货色。在封建社会里，地主和农民是冤家对头，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压迫与被压迫、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地主阶级决不会“仗义”向农民阶级“疏财”，决不会去“扶”农民之“危”，“济”农民之“困”。《水浒》中颂扬的宋江的“仗义疏财”、“扶危济困”，又是怎么回事呢？第一，宋江手中的资财，不是自己劳动所得，他施舍给别人的金银财物都是从劳动人民身上剥削来的。第二，宋江追逐功名利禄，他“仗义疏财”、“扶危济困”，无非是以此笼络人心，图利、图名、图权。宋江正是通过所谓的“仗义疏财”、“扶危济困”，骗取了一些人的称赞和拥护的。 　　所谓“做了一系列有利于人民的好事”，那是混淆是非。宋江上梁山，是因为被蔡九知府等人逼得一时走投无路，不得不“暂占水泊，权且避难”。他虽然也反贪官，但他和贪官之间的斗争，只不过是地主阶级内部狗咬狗的斗争，与农民起义军和封建统治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不能混为一谈。宋江在梁山的所作所为，都是围绕着“招安”二字打转转的，推行了一条投降主义路线，干了一系列的叛卖活动。投降朝廷后，他又镇压了其他农民起义队伍。皇帝办不到的事情，宋江办到了；贪官污吏起不到的作用，宋江起到了。如果说宋江上梁山以后做了一些什么事情的话，那就是干了一系列叛卖革命、反对人民的罪恶勾当。 　　所谓宋江的投降是“农民的局限性”，这根本是站不住脚的。宋江是一个混进农民起义队伍的地主阶级分子。他的反动阶级立场决定了他要跪倒在皇帝的脚下，死心塌地维护皇帝以及整个封建制度。当宋江和贪官污吏的矛盾激化时，他便利用农民起义军进行反贪官活动，而一旦农民革命对地主阶级的统治造成一定威胁的时候，他自然要出卖革命了。怎么能把这种叛变、出卖革命的行为说成是“农民的局限性”呢？中国封建社会里的农民革命，虽然屡遭失败，但数百次农民起义、农民战争连绵不断，推动了历史的前进。斗争不屈而失败和为了做官而投降，完全是两码事。把宋江的投降说成“农民的局限性”，这是对农民阶级的诬蔑。 　　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当剥去。《水浒》里的投降派宋江，被作者乔装打扮成“农民革命英雄”，现在，我们要彻底揭穿宋江的假面具，批判他的投降主义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