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冠柏　(1975.10.18) 　　（唐山齿轮厂　陈冠柏） 　　晁盖死后，刚爬上梁山头把交椅的宋江就迫不及待地抛出了“替天行道”的口号，作为整个梁山泊的旗帜。在这以前，《水浒》作者还故弄玄虚，描绘了一个“九天玄女”给宋江教授这个口号的故事。过去，有的评论者却把它说成是农民革命理想的假托，粉饰成了一面农民革命的旗帜。这是完全错误的。 　　《水浒》中的宋江，最讲“忠君”。他这个“替天行道”的口号，就是忠君思想的体现，也是他的政治纲领。这里的“天”，指的就是皇帝，你看，当宋江被排斥在朝廷之外，远离皇帝的时候，他的口号是“替天”，当他接受了招安，归顺了皇帝，回到朝廷以后，他的口号就变成了“顺天”，这不正好证明了宋江的这个“天”，就是皇帝吗？在宋江的心目中，皇帝是“天子”，应是名正言顺的行道者。皇帝用孔孟之道统治天下，这是天经地义的。宋江一生最高的信仰和准则，就是这个“天行道”。 　　“天”应“行道”，可是“奸臣当道”，蒙蔽了“天”，皇帝“暂时昏昧”，使得“天”行不了“道”。《水浒》通过宋江这个“忠良”横遭“屈害”的情节，反复说明这一点。 　　“奸”逼“忠”反。既然“天”不能“行道”，“忠为君王恨贼臣”的宋江当然要破门而出，替“天”来“行道”了。这就是“替天行道”这个口号的本意，也是宋江“混身水泊”的本意。怎个“替”法？小说讲得很明白：“为主全忠仗义”——作为梁山头领，“尽忠”于皇帝，“翦除君侧元凶首恶”，为皇帝“重整朝纲”；“为臣辅国安民”，就是说，作为皇帝的“忠臣”，必须除掉皇帝身边的“奸”臣，死心塌地维护地主阶级的统治，镇压农民起义，并保卫地主阶级的安全。这个浸透着奴才哲学的“替天行道”，不但不是农民革命理想的假托，相反，它是宋江地主阶级本性的暴露！ 　　既然是“替天行道”，必然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宋江领导梁山起义军几次出征，攻高唐，闹华州，打大名府，打击的主要对象不就是高知府一类的贪官吗？他与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这种斗争，只是在保证按照地主阶级内部一派的意志行道的前提下展开的。对于地主阶级、封建官吏的总头子皇帝，宋江不仅不敢有丝毫触犯，而且“忠肝盖地”。他当上梁山“寨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改“聚义厅”为“忠义堂”。他最恨反“天”叛“道”的李逵，生怕他“杀去东京，夺了鸟位”。直到临死，他还对李逵不放心，施展毒计害死了李逵，他才“瞑目”了。对农民革命反对到这样彻底的程度，怎还会提出一个假托农民革命理想的口号来呢？ 　　“替天行道”这个口号是对农民起义的性质和方向的“修正”，而决不是什么农民革命理想的假托。农民造反，是要翻地主阶级专政之“天”，反封建统治阶级之“道”，易“天”易“道”的。而“替天行道”，却把农民革命直指“天”与“道”的锋芒转向只反贪官，不反皇帝。这样反来反去，天还是那个天，道还是那个道，真可谓天不变，道亦不变。其结果，必然把农民起义军纳入地主阶级内部斗争的轨道，成为替“天”来行道的御用军队。 　　“替天行道”这个“忠君”的实质，决定“替”是暂时的，有条件的，是一种手段。而归根结蒂由“天”来“行道”则是永久的，绝对的，是最终目的。“替”来“替”去，必然的结果是“顺天”。宋江在接受朝廷招安以后，立即把“替天行道”的杏黄旗换成了“顺天”“护国”的旗子，这是宋江推行投降主义路线的必然结果。而农民起义英雄用鲜血换来的革命成果，被他“替”作向皇帝投降的见面礼了。这分明是对农民起义军的叛卖，怎能说“替天行道”是农民革命理想的假托呢？ 　　宋江投降后，奴才当得更起劲。他主动讨来“圣旨”，自称“天兵”，与高俅“同心合意”，去打不“替天行道”的方腊。把梁山这支农民起义军，变成了维护封建王朝镇压农民起义的地主阶级军队。在镇压农民起义中起了朝廷那些腐败军队所起不了的反动作用。最后，梁山农民起义本身，也被这个投降派典型宋江带上了溃灭的道路。他自己虽然落得了一个死于御赐药酒的可耻下场，但他却以殉道者自居，说什么：“宁可朝廷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 　　总之，“替天行道”的杏黄旗，是宋江这个地主阶级的奴才在农民起义军队伍里树起的一面投降旗。今天，我们澄清这一模糊认识，批判这面投降旗，对于提高我们反修防修的觉悟，是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