闵雪　(1975.10.18) 　　宣扬投降主义的小说《水浒》，写了宋江投降的全过程。过去，有人认为，《水浒》“写了李逵等人反对招安”，并通过“梁山英雄的惨败结局”，“批判了招安的道路”。 　　事实果真如此吗？否。 　　毛主席指出：“《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李逵、吴用和阮氏三兄弟，特别是李逵这个形象在《水浒》中是作为宋江的对立面而存在的。作者设置这个对立面，与设置高俅等奸臣的形象，具有同样的目的。就是不但以奸臣之奸诈，而且以李逵等的“反心”来对比和衬托宋江之“忠义”。一个是统治阶级内部“忠”与“奸”的斗争，一个是农民起义队伍中投降与反投降的斗争。二者又交织在一起，而作者始终是把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放在矛盾的主导地位来加以歌颂的。“菊花会”上，李逵等人虽然反对招安，但最后还是投降主义路线占了统治地位。在破辽以后，宋江等朝拜天子回来，因未升迁而愁闷，李逵说：“哥哥，好没寻思，当初在梁山泊里，不受一个的气，却今日也要招安，明日也要招安，讨得招安了，却惹烦恼！放着兄弟们都在这里，再上梁山泊去，却不快活？”对此，宋江是不能容忍的，他大喝道：“这黑禽兽又来无礼！如今做了国家臣子，都是朝廷良臣，你这厮不省得道理，反心尚兀自未除。”一个“反心”，一个“忠心”，书中通过这样的对比、衬托，通过宋江对李逵等的“反心”的压制，表现了这个“朝廷良臣”对天子的一片“忠心”，表现了“忠心”战胜“反心”，这怎么能是对招安道路的批判呢？ 　　值得研究的是，《水浒》虽然写了李逵等人和宋江对于招安的两种不同态度，但同时又竭力表现了李逵等对宋江的忠诚。当李逵听了宋江盼招安的《满江红》词以后，圆睁双眼，大叫大闹，踢翻了桌子，宋江要把他推出斩首时，作者却别有用心地让他又说出了这样的话：“哥哥剐我也不怨，杀我也不恨，除了他，天也不怕”。“我梦里也不敢骂他，他要杀我时，由他杀了罢”。当宋江训斥了他，并警告他“再犯必不轻恕”时，作者写他“喏喏连声而退”。小说结尾，当李逵初闻朝廷赐了药酒时，大叫：“哥哥，反了罢！”但当他知道宋江已服药酒，而且为了防止他破坏梁山泊“忠义”名声，暗中也让他服了药酒以后，却这样说：“罢罢罢，生时伏侍哥哥，死了也只是哥哥部下一个小鬼！”李逵反对投降是那样坚决，宋江坚持投降又是那样死心塌地，这本来是不可调和的，但《水浒》作者却煞费苦心地描写一个反对向封建王朝投降的贫苦农民，对混进农民起义队伍的坚持投降路线的地主阶级分子，处处表现得唯唯喏喏，百依百顺，剐也不怨，杀也不恨。这就说明，作者是完全站在地主阶级立场上写农民起义军中两条路线斗争的。其目的，是为了歌颂宋江能够笼络和驯服一切人的“领导才干”，歌颂忠君思想是可以征服一切人心的精神力量，歌颂投降主义路线的胜利。 　　因为《水浒》作者是站在地主阶级立场上写农民起义军内部两条路线斗争，所以虽然写了李逵等人不愿意投降，但对他们的思想和行动，并不同情和支持。陈太尉第一次送来诏书时，阮小七等偷换了御酒，李逵把诏书撕得粉碎，并且打了李虞侯，痛骂陈太尉“你那皇帝正不知我这里众好汉，来招安老爷们”。对这种反对招安的行动，作者评曰：“福祸渊潜未易量，两人行事太猖狂。售奸暗抵黄封酒，纵恶明撕彩凤章”。认为骂陈太尉毫无道理，没好结果，是“爽口物多终作疾，快心事过必为殃”，而陈太尉却“为招忠义欲归降”，“反被无端骂一场”。请注意：这里“猖狂”、“纵恶”、“终作疾”、“必为殃”，都是用于李逵反对皇帝、反对投降的。而且陈太尉既然是“无端”被骂，当然是李逵的无理取闹了。 　　这就足以说明，《水浒》作者写李逵等人不愿意投降，决不是为了塑造农民革命的英雄形象，不是为了批判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而完全是为歌颂宋江、歌颂投降主义路线服务的。 　　那么，悲惨的结局是不是对投降路线的批判呢？是不是因为写了受招安以后的悲惨下场，因而告诉人们“造反有理，受招安倒霉”，“投降是一条死路”呢？也不是。《水浒》并没有把受招安本身当作悲剧来写，而是作为这支起义队伍改邪归正，终于功成名就来渲染和颂扬的。至于征方腊以后，这支队伍的溃散和宋江服御酒毒发而死，《水浒》作者并没有把它表现为投降主义路线的结果，而是“奸臣当道，谗佞专权，屈害忠良”的结果。征方腊之后，高俅等人“因见天子重礼厚赐宋江”，“心内好生不然”，便设计诬陷卢俊义“招军买马，积草屯粮，意在造反”，奏闻天子，给卢俊义、宋江赐御酒，他们借机放水银，下毒药，害死卢、宋。“自古权奸害善良，不容忠义立家邦”，作者安排这个结局，要批判的只是“奸臣”，对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哪有一丝一毫的责难？在征方腊过程中，原梁山泊头领，十损其八，大批伤亡。作者也没有把它与接受招安联系起来，而是借此大肆宣扬“天命论”。书中多次强调这是“寿夭命长，人生分定”。正是：“天数尽时无可救”。显然，在作者看来，造成梁山农民起义军的悲剧结局的根源，一是奸臣当道，二是命中注定，与受招安毫不相干。作者着力要表现的是宋江的“忠义”。让宋江临死作一番概括终生的自我表白，死后还进入徽宗的梦境“垂泪启奏”。而“至圣至明”的徽宗皇帝，果然“不负功臣之德”，封宋江为“忠烈义济灵应侯”，并设庙塑像，终于使宋江博得了“万年香火享无穷，千载功勋标史记”的无上荣光。《水浒》作者通过这个结局，把封建统治阶级的忠实奴才，简直捧上了天。 　　由于作者的地主阶级立场，决定这部书只能是歌颂投降主义，污蔑农民起义，作者对梁山泊起义军头领，只是从反对贪官这个意义上把他们称作“英雄好汉”，但认为他们造反是“犯了迷天之罪”。 　　《水浒》在歌颂宋江投降主义路线的同时，却通过对方腊起义的歪曲和诽谤，告诉人们：起来造反，不受招安，才是一条死路，以此作为反衬，来歌颂宋江的投降路线。 　　我们知道，北宋王朝是一个腐朽的封建地主阶级政权，当时，社会阶级矛盾日益激化。宋徽宗在位期间，为了满足自己的奢侈欲望，还在苏州设了“苏杭应奉局”，派爪牙朱ｍｉǎｎ＠①等搜刮民间花石竹木与珍异物品，兴建宫殿林苑。把广大人民搞得倾家荡产，痛苦不堪。公元一一二○年，方腊发动了声势浩大的起义，广大贫苦农民纷纷响应，三个月内，攻占了六州五十二县。但《水浒》却把这样一次大规模的得到广大劳动人民拥护的农民起义，污蔑为残害百姓的行为。作者借一老僧之口，说“百姓俱被方腊残害，无一不怨恨他”，赞美宋江来打方腊是“天兵到此，万民有福，将军来收此贼，与民除害”。尤其令人不能容忍的是，当方腊在东京被处死时，作者恶毒地写下了这样几句诗：“宋江重赏升官日，方腊当刑受剐时。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可见《水浒》作者的爱憎多么分明：投降者善，不投降者恶；镇压革命者善，起来造反者恶。这就是一部《水浒》的鲜明的阶级内容。＊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面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