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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六
在另外一封给杨少校的信中，她写道： 　　“我不能到前线去工作——至少可以护理一下伤员——真叫我生气！战争和它造成的痛苦变得如此遥远！应该让我更接近一些。当人们在7月7日（卢沟桥事变纪念日，抗日战争由此开始）捐出几元钱时，他们不应该认为他们已经尽了责任！” 　　她把前线的紧张和危险同重庆的腐败空气作了尖刻的对照，对她的亲属（杨少校认识他们）也毫不宽假： 　　“上星期天我的姊姊和妹妹乘C—54（一种运输机）去里约热内卢（巴西最大海港及政经中心）。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飞机，就像是一节普尔门式卧车车厢（普尔门设计，设备特别舒适）。我希望她们的荨麻疹能治好，到秋天就回来。这件事当然又引来了一大堆谣传，尽管‘大元帅’（指蒋介石）请了不少大官、记者和教士参加一个招待会，用以驳斥这些谣传。” 　　这里最后一句话说的是蒋介石夫妇举行的一次盛大聚会，专门为了辟谣——谣传宋美龄出国是因为蒋又有了一个情妇。 　　宋庆龄接着在信上又提到苏联的战况——对纳粹侵略者的反攻正在加强，而在国民党中国，则前线正在崩溃：“顺便提一下，你一定听到了苏联红军近来取得的迅速进展。我预料他们在1945年之前就可以欢庆胜利。”① 　　①《为新中国奋斗》，第142～144页。 　　她全心全意地为击败法西斯轴心国而努力，所以一直怀着同情和希望，注视着苏联对德国侵略者的战斗以及美国对日本主要在海上进行的战斗。她在给另一位友人的信中写道，“我热切地希望在苏、中、美三国之间能够建立联盟。我奇怪为什么我们的领导人害怕采取这一步骤。除了卖国贼和反动分子以外，全国人民都会赞成。” 　　同时，对于英国在全球的作战及其目标，她的看法不那么乐观，认为英国主要是想恢复和保留它的殖民帝国，这个帝国“他们是永远不会体面地放弃的。”① 　　①宋庆龄自重庆致缅甸前线理查德·杨少校，1944年7月16日。 　　（六）史迪威时期 　　前面提到过美军运输机把“保盟”募集的一台X光机运往延安的事情，这是宋庆龄通过理查德·杨少校向史迪威将军提出的请求。史迪威不但同意，并且在得知机舱门太小、X光机进不去时，甚至下令——当时人们都这样传说——“用喷灯”把舱门弄大。 　　即使在美军观察组（称为“迪克西代表团”）派驻延安之前，史迪威就派遣陆军军医梅尔文·C·卡斯伯格陪同第一批外国记者（本书作者是其中之一）到八路军前线去访问。卡斯伯格在他的报告①中完全否定了国民党的说法（中共领导的部队不打日本人、没有伤亡，也没有抓到过日本俘虏）。他写道： 　　①宋庆龄自重庆致纽约格雷斯·格兰尼奇，1942年11月7日。 　　“根据我的观察，我深信没有什么东西（比这些说法）更不符合事实……士兵们……几乎完全是用从日本人那儿缴获的武器弹药装备起来的。我自己亲眼目睹，在一夜交战中，缴获的军用物资足够装备八路军的一个连……我也见到过被抓来的日本兵……我看到（八路军）许多伤兵……士气……极高，我相信这就是他们在开展游击战争中能够取得胜利的秘密。” 　　卡斯伯格医生注意到了抗日根据地民兵——他用美国独立战争时的后备民兵（“Minute Men”）来与之相比——所用的地道战、地雷战和其他战术以及军民一条心的种种表现。 　　在他自己的医疗专业方面，他赞扬八路军的医务工作人员在几乎完全没有现代设施的条件下对伤病员的医疗和看护。 　　在另一个报告中，他这样描述延安的国际和平医院：它坐落在“一排排窑洞里”，但管理得出人意外地良好，如果我们考虑到它的困难情况。“器械和用品的消毒是在灶火上进行的……绷带、纱布、毛巾和其他布制品都是自制的，由医院职工和还能做些劳动的病人就地自纺自织。器械……都已过了使用期限……只有一台小X光机，已旧得几乎不堪使用了……（外科缝合用的）肠线完全没有。”但输血所需的血液却很充足，“过去一年里本院职工就有34人献血”——这表现了士气的高昂。 　　尽管物资极端缺乏，这所医院还是做了相当复杂的手术，开办了卫生学校，培养出200多名医生。医院里有一些老师和医生是具有献身精神的中国最著名大学的毕业生。 　　卡斯伯格写道，“我不能不赞佩这些人面对巨大困难所取得的进步……人们如果去分析一下这些困难，那末极大多数是由于国民党的封锁……” 　　关于美国将来可能给予的援助（像史迪威等人所主张的那样），他建议说，“如果向这些军队供应军火去打日本，我们务必也要供应他们医疗用品。” 　　同史迪威一样，在美国国内问题上，卡斯伯格的立场是右而不是左的。但他访问八路军归来后，对于国民党拒不发给中共领导的部队以医药供应品，极为愤怒，并且后来在史迪威将军的支持下，送了一些进去。 　　自从埃德加·斯诺的名著《红星照耀中国》（即《西行漫记》）1937年出版以来，1944年记者团和美军观察组对延安的先后访问第一次向外部世界提供了关于中共领导的地区的亲见亲历的充分资料。对现实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地区已发展成为一支力量，它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局以及战后中国及世界的局面都有其重要作用。 　　关于记者团的访问，宋庆龄在1944年9月的一封信中写道： 　　“大约4个月前去访问延安的记者们已经回来了。他们都为在那里所看到的伟大行动而热情高涨，还有那里丰衣足食和进行大生产（虽然使用的是原始的方法）的情形。所以我们该改变看法了……他们已不再仅仅是些游击队员，而是生气勃勃的九千万人口……为抵抗日本而组织起来。确实，他们不用惧怕任何国内或其他敌人——这是个解放了的区域。在党的大会之后，他们将会发表一些令人大吃一惊的宣言，也可能使全世界震动……”① 　　①《美国军医M·S·卡斯伯格少校给司令官（史迪威将军）的报告》，多年后她公开发表。见《在中国失去的机会——谢伟思战时报告集》（英文）。另一个报告是《一位美国医生1944年夏访问中国游击区后关于游击区医疗服务的报告》，作者卡斯伯格的名字没有写明，由纽约美国援华会油印后自行散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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