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天故事汇　>　名人传记　>　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　>	上一页　　　　下一页
一一七
当美军观察组继记者团之后出发赴延安时，她评论道：“两星期前，由戴夫·包瑞德上校率领的一组20名军官启程前往‘禁城’（指延安）。谢伟思也在这兴奋的人群之中。由于Y城的地面非常泥泞、天气又不好，飞机撞到了地面上，幸好没人受伤……我真是高兴，因为有200多磅医疗供应品送到了我们支援的医院，还有3架显微镜和磺胺药品。”① 　　①宋庆龄由重庆致纽约格雷斯·格兰尼奇，1944年9月12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是1945年4月举行的，关于召开这次大会她可能早有所闻。 　　宋庆龄同史迪威及其僚属、还有外国外交官（特别是一些同清中国、有民主思想的年轻外交官）的接触，无疑有助于不少人了解和赞赏中国进步人士的观点和情绪。这一点由于中国国内局势的恶化而更显突出。对于其他国家参加对日作战，国民党不是把这一发展看作加紧抗日的良好时机，而是表现得越来越倾向于让别人替它打仗，自己则尽量保存军队和军需供应品（包括来自国外的日见增加的供应），以便将来进行反共内战。 　　谢伟思在给美国国务院的报告中记载了他同宋庆龄的重要谈话。谢伟思在中国出生、性格直爽、当时是美国驻华大使馆的一个年轻秘书，被派到史迪威将军总部任政治助理。 　　1944年2月14日的报告中说，宋庆龄在这次谈话中表现得比过去四五次谈话的任何一次都来得“更坦率，并且显然已经近乎激烈的程度”。“有好几个组织”来邀请她去访问美国，她也已表示接受，但接着国民党“却干脆对她说，不准她出国。”她认为，这一禁令是出于“她的家族和国民党高官”对她发给美国救济团体的一封信件所引起的强烈反响工因为她在信中揭露了国民党对中共领导的区域实行封锁，要求国外援助的医药用品平等地分配给所有对日作战的中国军队。这事发生后，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吴铁城、国防部长何应钦和张治中将军一个接一个地来拜访她。这些人——用她自己的话说——都来对她蝶碟不休地进行“幼稚可笑的说教”，说“中国的家丑不可外扬”。她的家族也“很生气”。① 　　①宋庆龄由重庆致缅甸前线理查德·杨少校，1944年8月5日。 　　她在给一位友人的信中说，“WTC（吴铁城）让自己担起了当面申斥我的任务。他还不满足……又让H将军（何应钦）的代表……帮他来围攻我。他们不承认事实，只是一个劲地责备我呼吁解除对游击区的封锁。”① 　　①谢伟思书，见本章注12，第108～109页。 　　谢伟思把宋庆龄同她的家属及国民党权贵的关系看作是衡量国民党同开明人士之间关系的标尺。这种看法肯定更符合事实，不像近来有人把宋庆龄同她的家属的关系情绪化，似乎他们之间的骨肉之情胜过政治上的分歧。亲人之间的感情当然是存在的，但对宋庆龄来说，原则决定一切。 　　让我们再来引几段谢伟思的话： 　　“我不能不得到这样的印象：孙夫人现在的处境极为窘迫和艰难，她从没有像现在这样成了一个囚徒。这一点她在谈到关于她为解除反共封锁而努力所引起的不快时所说的一句愤愤不平的话语中流露了出来。她说，‘他们所能够做的无非是不让我出去旅行。’” 　　国民党不但限制她出国旅行，连在国内旅行也有限制。她在1943年4月7日给格雷斯·格雷尼奇的信中说，“我希望能去一趟兰州和西安，但能否成行要看警备司令是否批准。我渴望亲自去看看。”但她到底没有去成。 　　在谢伟思上面谈到的那次访问以后三个星期，在1944年3月5日，他又去看望她并且发现她更加愤懑： 　　“……（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正好在拜访她。（我一到）他就走了。我表示歉意，她笑着说，这是一次很令人难以忍受的谈话，而且谈得太长了……这位部长的意思是她在一个中国国内问题上，向国外散布不真实的情况和无稽之谈。 　　“部长来找她还有另外一件事，那就是为了她已同意在孙中山诞辰纪念会上发表广播演说，关于演说的内容要求她接受妥协的方案。这一演说是美国纪念活动的一项内容……是赛珍珠和其他有影响的美国人士向宋庆龄发出邀请的……她拟的演说稿……在送审中被作了大量删改，因此她表示要取消这次演说……她绝对不能在原则问题上妥协。她原先已同意美方的邀请，如果后来又取消了，中方主管宣传的部门很难交待，所以部长赶来同她谈判，希望双方能够妥协，但没有成功。她毫不对他觉得抱歉。”① 　　①宋庆龄由重庆致缅甸前线理查德·杨少校，1944年3月11日。 　　她后来于1944年3月12日为在美国举行的孙中山纪念日所作的广播演说《孙中山与中国的民主》①中，最后一段是这样说的： 　　①谢伟思书，第109～110页。 　　“孙中山在反对满清和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中，决不会认为国外朋友对于我们人民的运动的支持是有损国家主权的一种干涉行为。今天我们人民也不会那样想。对于像美国的孤立主义和压制印度独立之类的现象，我们认为有权加以批评，同时我们也承认别人有权分析我们国家中的情势并提出批评。 　　“有人批评我们有依赖外国的倾向。我要指出，固然所有中国爱国人士都认为我们的抗日军队应该得到一切可能的援助，但是，只有那些采取观望态度，不积极参加我们民族斗争的中国人才会对人民缺乏信心，以致哭哭啼啼表示说，倘使明天外援不来，后天我们就会垮台了。为我们的国家和为我们的前途而战斗的人是要求援助的，可是他们为之而作了这样多牺牲的目标是不受任何条件的影响的。” 　　现在再接着介绍谢伟思就他同宋庆龄谈话所作的报告： 　　“谈到最近关于宋子文被捕的谣传，她付之一笑并说他要是被抓起来审判倒是件好事，因为这样可以使气氛澄清。我说总要有个罪名才能起诉……她回答说，随便什么事情都可以被说成是一种罪名。从（她的）态度看来，委员长（蒋介石）一定对宋子文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指控。她接着又说，如果把她同子文关在一起倒很不错。 　　“她说，（她的姐夫）孔博士很为她担心。他说过，‘你要是老这样说话，他们把你抓起来怎么办？’她回答道，她欢迎他们来抓她。” 　　她对恶劣环境的挑战不但勇敢而且泰然自若，充分显示出她的精神力量。 　　谢伟思还报告了另一次有关国民党特务头子戴笠的谈话。宋庆龄说，戴笠正在把重庆一些防空洞用作秘密监牢，这是一个被关在那里的青年托人偷带出来的条子上透露的。 　　为了更有效地对日作战，谢伟思同史迪威一样反对封锁中共领导的地区、赞成重庆政府实行改革。在1944年6月20日写的题为《中国的局势：关于美国政策的建议》的报告中，谢伟思提出了在华北地区未来对日作战中“帮助共产党和游击部队或同他们合作的问题”。至于促进重庆的改革，“一个非常有效的行动……将是由白宫对孙逸仙夫人发出邀请’。① 　　①《为新中国奋斗》，第145～147页。
应天故事汇(gsh.yzqz.cn)
上一页 回目录 回首页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