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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四六

　　在以后那些年里，她会见了许多日本友好人士，特别是那些为了同新中国建立经济和外交关系而努力的人士，其中有孙中山先生的（在孙宋联姻后也是宋庆龄的）老友宫崎和梅屋两家的亲属。

　　在1954年庆祝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三十七周年大会的讲话中，她对中日关系既有忧虑，也有希望。她对于“日本被美帝国主义牵着鼻子走上危险的备战道路，表示忧虑”，但相信日本人民“能从自己身上找出力量来挣脱束缚他们的锁链，而走上民族独立与和平发展的道路”。她表示，中国人民愿意“根据和平共处原则和日本发展贸易关系，并同日本建立密切的文化联系”。①

　　①《在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庆祝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三十七周年大会上讲话》，《人民日报》，1954年11月7日。转引自《宋庆龄年谱》，第212页。

　　1966年，在北京庆祝孙中山诞辰百周年时，她邀请日中友协会长宫崎世民（本世纪初孙中山的革命同志宫崎寅藏之子）和西园寺公一（一位进步的日本贵族，在北京居住）到家中作客。中国革命在日本各阶层中一直得到友谊的支持，这一传统仍然得到保持并在后来结出新的果实。

　　[对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鲜明的立场、深厚的友情]

　　在那些年里，她虽然严厉谴责美国政府对新中国的敌视，但她认为这不应该由美国人民来负责任。她始终尊敬和热爱美国人民。

　　在朝鲜战争中，她对华盛顿的政策极为气愤。美国假借当时在它控制下的联合国的旗帜，不但大规模出兵，并且想倒转中国革命的胜利车轮。它一面向鸭绿江推进，一面派第七舰队驻守台湾海峡。结果是中国也进入了这场冲突。

　　在整个抗美援朝斗争中，宋庆龄的立场是十分鲜明的。1952年9月，她的第一部著作选集《为新中国奋斗》出版，她在扉页上题词：

　　“献给

　　朝鲜人民军，

　　中国人民志愿军，

　　——人民事业的英勇保卫者。”

　　她还将全部稿费捐赠给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①

　　①据《人民日报》1952年9月28日的报道。

　　稍早一些时候。在她新创办的刊物《中国建设》英文版1952年第3期（5—6月号）上，她亲自写了一篇《致读者》，谴责美国在朝鲜作进行细菌战的试验（一些装着带菌昆虫的容器也落到了中国境内）：

　　“现在美国政府和它的武装力量，在联合国旗帜的掩护下，正企图进行一件可怕的事情，它的发生将会使无数善良无辜的人民感到恐惧，即：想使用疾病和饥饿来杀害成千上万的中朝人民……医务卫生专家、生物学家和昆虫学家经过科学的试验，证明了美国空军在中朝领土上曾散布鼠疫、伤寒、霍乱、牛羊疫菌及其他致命的病菌……又撒下了传染病菌，目的在于毁灭……谷物和牲畜。

　　“当细菌学家和昆虫学家不将科学用于正途——即对毁灭性病菌进行不懈的斗争，而培养它们来毁灭人类生命时，世界上任何地方、任何人就毫无安全可谈了。”

　　对那些即使在物证面前仍然怀疑会发生这种事情的读者，她引用了美国军界和科学界有关人士的话来加以证实。如美国陆军化学战争服务处的爱尔登·H·威脱将军就说过，“我相信我们有世界上最优秀的科学家在对这个问题进行研究。”（这些话被引用在1949年3月13日《纽约时报》上）。又如，美国陆军参谋学校的《军事评论》杂志在1950年4月的一期上写着，“应当培养和准备好大量的微生物……如果可能的话，要使那些传染到的人都得病”。又如美国的《科学新闻报》在1950年7月8日一期上写道，“假如朝鲜战争再打下去的话，很快就可以试用细菌作战了。”

　　她进一步问道，“纳粹和前日本军队的细菌战犯究竟在美国实验室内干着什么？”人们是不是忘记了美国和日本都从未在禁止使用细菌战和化学战的1925年6月17日日内瓦公约上签字？（其他大国政府都已签字）①

　　①这个问题真可说是一针见血。在以后的若于年里，在美国和日本出版的书籍中发表了不少文件和当事人的回忆录，讲述日本在侵华战争中试用细菌武器的情况、用战俘（包括美国战俘）作试验的令人毛骨悚然的暴行以及在日本投降后美国军方占有日本的资料以用于自己的细菌战研究。为此日的，在二战结束后使日本细菌战专家免于犯有战争罪行的指控。在这方面值得特别重视的是多年钻研这一问题的约翰·鲍威尔的著作（他因公开报道这一问题而在美国法庭被控煽动暴乱罪嫌受审）。这些著作（英文）有：《日本的细菌战：美国对一项战争罪行的掩盖》（载Bulletin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1980年10～12月号）、《历史上被掩藏的一章》（载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1981年10月号）、《人作豚鼠》（载San Francisco Chronicle1985年11月3日）、《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脱节有时使公众不明真相》（载Bulletin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1986年7—9月号）。鲍威尔在San Francisco Chronicle上引用目击者的证词证明，美国驻日占领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将军批准石井四郎中将和他的细菌战部队（731部队）免予战争罪行的控诉，交换条件是他把资料和技术提供给美方进行生物武器的研究（特别是在马里兰州德特里克要塞进行的研究），并稍后在朝鲜战争中进行实地试验。在80年代，在日本也发表了有确凿根据的详尽报道并有专著出版。

　　宋庆龄不只是谴责。她还提出，细菌战和化学战应该连同核武器一起受到禁止，全世界各国人民（包括美国、西欧各国、德国和日本人民）为了他们自己的最切身的利益，应该为此而努力。①

　　①参见《宋庆龄选集》，第303—307页。

　　但是，也就是在朝鲜战场上美国人和中国人正猛烈厮杀的时候，她仍试图保持同美国人民联系的纽带并建立联系的桥梁。

　　1952年亚太和会的筹备工作在北京进行时，她对美国人民热情地呼吁，希望他们参加：

　　“我们诚恳地希望美国人民能够派遣一个很大的代表团出席和平会议。美国人民是一个太平洋国家的成员，他们热切地关心我们所决定的问题；他们也确实能够作出贡献。会议将使他们有机会了解世界的这个地区在想些什么。已经有人用他们的名义做出了许多可怕的事情……他们也应该了解亚洲及太平洋各国人民把他们和进行这些行为的真正罪犯截然分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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