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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六
（二）狂飙初起 　　现在让我们回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发动的时候。 　　这一年8月，宋庆龄写信给格雷斯·格兰尼奇①说：“你一定看到了所有关于这里发生变化的报道——一次社会主义文化革命运动正在进行，它将确保修正主义的魔影不论现在还是今后都不可能出现。 　　①宋庆龄致格雷斯·格兰尼奇，1966年8月24日。 　　“你读过溥仪的《我的前半生》①了吗？我寄给你上下两册。这部书说明，人是能够教育改造的…… 　　①该书英文版书名为《从皇帝到公民》。——译者 　　“我每天如果不开会要化八、九小时看东西。（显然是指与运动有关的大量文件材料一引用者）。” 　　她在信未说，“这里的生活非常有意思。为什么不来看看我们呢？” 　　她在这封信上的口气显示出她对这场运动的广泛目的是赞同的，她相信这是推动社会和个人（包括许多过去的敌对分子）前进的动力，并且期望猛烈的动乱将会很快过去。（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已对“造反派”发出警告，要避免粗暴行动并且记住无产阶级革命派不但要解放本阶级还要解放全人类）。 　　她在信中提到溥仪同格雷斯提出的一个问题有关系。格雷斯问，据说她现在住在一座宫殿里，是不是真的？她答道，是的，因为她是国家副主席，所以人民政府拨了一所原来的王府给她作为寓所。她描写了在“文化大革命”中她的寓所里还是保持清静的情况： 　　“我住在醇亲王①的王府里，溥仪就是在这里出生的。园子有小溪环绕，园里有许多美丽的树木……草地几乎一年到头都是绿的。园里还有一所两层小楼。过去住在这里的皇亲国戚常来听云雀和别的鸟儿歌唱……我确实在享受‘皇家的’待遇，尽管我并不快乐，因为有许多比我更有价值的人现在还住在简陋的小屋里。”② 　　①醇亲王载沣（1883～1952）是溥仪（末代皇帝宣统）之父，1908年溥仪即位时只3岁，载沣为摄政王。今北京后海北沿46号宋庆龄故居系就原王府花园旧屋修葺并增建小楼而成，宋庆龄于1963年春从上海迁居于此。——译者 　　②同上。 　　但在事实上，当她写这封信的时候，她那花园住宅里往常的安静气氛已经大大改变了。她听到墙外不时传来红卫兵们在抓“走资派”或其他“牛鬼蛇神”和“破四旧”时那种刺耳的叫喊声。各派的高音喇叭一个比一个响，都想让本派的声音压倒对方。最使她难受的是那种低沉的声音——打人的声音和被打者的呻吟。 　　她把这些“文化大革命”初期的情况写信告诉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并嘱咐斯特朗把信阅后销毁。斯特朗在回信中说，“我在收到你第二张便条的当天就亲自把你的第一封信撕成碎片，扔进下水道冲掉了……没有留下丝毫通信的痕迹……”① 　　①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北京致宋庆龄，1966年10月22日。斯特朗当时曾把宋的信给本书作者看过，所以对内容还有印象，具体文字就记不确切了。 　　过去，宋庆龄也常要通信的对方把她的信件销毁，但当时这样做是防止革命的机密落入敌人之手。现在这样做却是为了对付那些自以为是“超级革命派”的人。这在她还是第一次。 　　在同一时期，她写信给本书作者： 　　“……我想，对那些无端污蔑，我只有闭上眼睛——外面那种敲锣打鼓的喧闹声已经够叫人心烦意乱的了。希望你离得远，听不到。”① 　　①宋庆龄致北京爱泼斯坦，1966年8月27日。 　　这里的“无端污蔑”是指在西方报刊上重提有关她私生活的一些陈旧的谰言。这些谰言可以追溯到当初国民党反动派散发的造谣传单，现在又被那些极左分子翻腾出来，这些人不择手段地去公开“揭露”别人。她为之悲叹的“无端污蔑”还不限于对她本人，而是对其他许多人。 　　她还曾写信给马海德医生。马的住处同她相近，信都是由忠诚的李姐（李燕娥）或司机老刘送去的。这些信马都没有保存，“因为留着对她或对我都不好”（他后来这样说）。她在信中所表示关心的主要是别人而不是她自己，但她确实也担心会不会有一天她不得不抛弃她所喜爱的绘画和其他艺术性的纪念品（她喜爱和收集青花瓷），因为这些东西也可能被当成“四旧”。她把一部分艺术品送给马海德，请他把它们转存到“比尔大叔”（在上海地下工作时期她这样称呼路易·艾黎）那里去。马后来说①，他是亲自把这些东西转送去的，这样做要担一定风险，因为他当时也已经受到尖锐的口头攻击，他的妻子苏菲被她工作的那个电影制片厂的造反派关起来，他家被抄，个人的文书资料都被拿走。 　　①据马海德在1981年宋庆龄逝世后同本书作者的谈话。路易·艾黎是外国人，所以他的住处可能比马海德家安全些，马已入了中国籍，又是干部。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也写信给宋庆龄： 　　“西方报纸纷纷用大字标题报道你的住所被红卫兵洗劫，所以我在这一期《中国通讯冲加以彻底的否认，同时登了我写的报道《毛在天安门上》，里面提到你也在场。”① 　　①从1958年到1976年，斯特朗在北京以她个人名义编印英文《中国通讯》（Letter from China），两周出版一次，发行到世界各地。这里提到的是第42期，出版日期为1966年10月20日。 　　她写的关于1966年10月1日北京庆祝国庆的报道中说： 　　“游行群众达150万人，是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人数最多的一次……至少有半数是红卫兵和革命学生…… 　　“国外国听到谣传而不安的人们将会高兴地知道，宋庆龄（孙逸仙夫人）同领导人们站在一起，同往常一样神采奕奕……说红卫兵抄了她的家，全是谎言。” 　　宋庆龄在北京的寓所没有被人闯进来（在上海的寓所有人闯入）是由于周恩来的及时过问。1966年8月30日，周恩来写了《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①，送毛泽东批准，名单之首就是宋庆龄。 　　①《周恩来选集》（下卷），第450页。 　　两天后，因为出现了大字报，要求把宋庆龄这位非党人士的国家副主席职务撤掉，并扬言要冲进宋的寓所，同时发生孙中山塑像被毁事件，周恩来严厉告诫北京的红卫兵： 　　“宋庆龄是孙中山的夫人。孙中山的功绩，毛主席……肯定了的。他的功绩也记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南京的同学一定要毁掉孙中山的铜像，我们决不赞成。每年‘五一’、‘十一’在天安门对面放孙中山的像是毛主席决定的。孙中山是资产阶级革命家，他有功绩，也有缺点。他的夫人自从与我们合作以后，从来没有向蒋介石低过头。大革命失败后她到了外国，营救过我党地下工作的同志，抗日战争时期与我们合作，解放战争时期也同情我们，她和共产党的长期合作是始终如一的。我们应当尊重她。她年纪很大了，今年还要纪念孙中山诞辰一百周年，她出面写文章，在国际上影响很大。到她家里贴大字报不合适。她兄弟三人姐妹三人就出了她一个革命的，不能因为她妹妹是蒋介石的妻子就要打倒她。她的房子是国家拨给她住的。有人说：‘我敢说敢闯，就要去。’这是不对的，我们无论如何要劝阻。”① 　　①同上书，第4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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