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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七
周恩来在把宋庆龄列为应保护的干部名单首位的同时，建议她搬进中南海去住，以保证安全。她对此婉谢了，解释说她觉得没有这个必要。这再一次显示了她的刚强。 　　这时，宋庆龄遭到了一个比抄她的家还更严重的打击，这在当时没有多少人知道。 　　上海的红卫兵破坏了她双亲在万国公墓的墓地，推倒石碑，把墓中骸骨挖掘出来，实行“暴尸”。他们因为万国公墓过去安葬的大多是中外富裕人士，所以把它看成是昔日特权阶层的纪念碑，必须予以摧毁。至于宋家的墓地，这里埋葬的不正是蒋介石的岳父母“查理”和“妈咪”吗？在他们看来，还有什么比这更应该从这个地球上消灭掉呢？ 　　墓地遭破坏的照片从上海寄到北京时，宋庆龄身边的工作人员第一次看到她精神上支持不住而痛哭起来。廖梦醒把这些照片送给周恩来。周下令上海市有关部门立即将来墓修复，并在竣工后拍了照片寄给宋庆龄。但并没有全部照原样修复。原来的墓碑上列着所有六个子女的名字，而新墓碑上只有宋庆龄一人。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不可能有更多的要求了。“文化大革命”告终之后，又重新换了墓碑，完全复原。① 　　①承史学家尚明轩提供资料。 　　（三）纪念孙中山百年诞辰 　　1966年11月12日，宋庆龄在她丈夫孙中山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时发表了讲话。她为这篇精神饱满、思想丰富的纪念讲话标了一个很有意义的题目：《孙中山——坚定不移、百折不挠的革命家》①。它的主题是，随着革命从一个阶段发展到另一个阶段，孙中山能够改变他自己的观点和方法，以推动革命前进而不是加以阻止。 　　①《宋庆龄选集》，第530—546页。 　　“他生在帝国主义垄断资本开始统治世界之前。他出生的时候，国内的封建王朝刚刚受到太平天国农民革命的震撼，我国人民还刚刚同资本主义国家发生接触。 　　“当他离开人间的时候，帝国主义力量正不可一世，欧洲列强处心积虑要瓜分我国领土，近邻日本的军国主义也不断威胁着我们整个国家的生存……” 　　尽管不断遭到挫折，孙中山在革命活动中从不动摇，因而成为以建立新中国为最后胜利标志的中国革命的先驱——虽然这一最后胜利的到来是在他逝世四分之一世纪之后。 　　“今夭，中国发生了多么伟大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变化！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中国人民不但胜利地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并且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取得了光辉的成就……” 　　孙中山在革命实践中认识到，要做一个真正的民主主义者，必须坚定地、毫不妥协地反对帝国主义。在连续不断的困苦和危险中，他从不低头。他是一个决心不断学习的人，他克服了自己早期的幻想和失误。 　　在推翻清廷的斗争中，他因单纯依靠军事手段举行武装起义多次失败而认识到确定政治纲领、建立政治组织的重要性。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廷的君主专制政体，建立了民国，但一个独立、进步的中国仍然没有出现。他从中悟出了更多的道理。领导辛亥革命的中国资产阶级赢得了初步胜利是因为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支持。但当它没有决心去满足占中国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民的要求时，它就失去了这种支持。应该把社会和政治问题放在首位。 　　孙中山出身贫苦，所以他一直同情贫苦和受压迫的人。他在革命行动中无所畏惧，个人生活则十分简朴清廉。他走过的道路上充满了惨痛的失败，但他从不绝望。 　　“他对失败的原因进行了严肃的探讨。当他发现他所建立的政党都缺乏坚实基础时，他并不畏缩……他认识到，必须走列宁的道路……走中国共产党唤起民众、领导国民革命的道路。革命只能依靠那些最迫切要求解放的人，即被压迫的人民群众。他明白了这一点以后，就不再为资产阶级民主那一套漂亮的装饰所迷惑了，他看穿了这不过是骗局。今天，反动派力图欺骗全世界人民，特别是青年，叫他们不要搞革命，不要相信马克思列宁主义，说这些都已经‘过时’了……但四十多年前孙中山已经得出结论，资产阶级民主本身已过时了一百年……” 　　宋庆龄在这篇讲话中还谈到了孙中山的国际主义，他同亚洲各国革命党人的合作，以及在帝国主义各国政府威胁要干涉中国时，他向驻华外国军队的士兵发出呼吁——所有国家的老百姓的共同利益是一致的。 　　孙中山在晚年从他一生经验中归结出三件必不可缺的要务，即；在国内联合中国共产党、在国外联合苏联、在各地扶助工农。 　　“孙中山在遗嘱中要求所有革命者继续斗争，直到胜利。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实现了这一遗志，并远远超过了它。如果孙中山还健在，他会为中国共产党团结全国人民和全国各民族、领导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巨大成就并在当前世界上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真理的坚决立场而感到骄傲。” 　　在另外一段中，宋庆龄还提到了以后被称为中国的“四个现代化”的任务： 　　“孙中山一生致力于推动革命。这一点今天仍然值得我们学习。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民没有获得解放，我们必须坚持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坚持为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进行的革命斗争，使我国在各方面实现现代化，并努力攀登科学高峰。” 　　在讲话的最后一段中，她又提到“我国人民……鼓足干劲发展生产和攀登科学、教育和文化的新高峰。” 　　当时那种极端复杂的形势可以从她三天后所写的一张私人便条中看出来： 　　“我很想请所有帮助我准备这篇讲话的人来吃一顿饭，随便聊一聊，但现在不是时候……”① 　　①宋庆龄致爱泼斯坦和邱茉莉，1966年11月15日。两人都参加了有关这一讲话的研究和校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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