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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九
在这里不妨附带说一些有关宋庆龄与江青之间关系的情况。 　　据说宋庆龄第一次见到江青的时候对她的印象不错①，这倒是很有意思的事情。 　　①见罗斯·特里尔着《白骨精——毛夫人传记》（英文），第185、228、250—261页。这部书有耸人听闻的倾向，但这些说法作者引用了谭宁邦所提供的材料，谭当时在宋庆龄处工作。 　　1949年，宋庆龄在北京参加开国大典后回上海，毛主席派江青到车站送行。据说，她后来对别人讲过江青“有礼貌，讨人喜欢”。1956年，她在上海宴请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江青和刘少奇夫妇都出席作陪，据说她对江青的举止文雅、服饰得体，很表赞赏。 　　（令人惊奇的是，据说就在那一天江青要宋庆龄劝毛泽东穿西装、打领带，因为孙中山常穿西服，而且外国人总认为中共官员们的穿着太单调。） 　　但江青在1966年的表现却大不一样了。当时红卫兵要冲宋庆龄的寓所，甚至要她把头发剪成他们所喜欢的那种短发。（她一直保持一种后梳圆髻的传统发式，并曾答应她的母亲永不改变这种发式，所以据说她曾生气地说，“要是他们碰我的头发，我就把他们的头发全剪掉！”）毛主席派江青去向宋庆龄解释“文化大革命”。这时的江青完全采取了一副教训人的腔调，把红卫兵捧上了天，听到宋庆龄说“对红卫兵的行动应有所控制、不应伤害无辜”时，江青的脸立刻沉下来了。 　　很久以后，在1973年，当说一句江青的坏话就得掉脑袋的时候，宋庆龄在本书作者和邱茉莉面前把这个报复心强而又权欲薰心的女人挖苦地称为“女皇”，她对江青的看法由此不言而喻了。“四人帮”倒台以后，她在写信和谈话中可以更尖锐、更明白地把她的看法表达出来了。她在1978年给美国理查德（迪克）·杨的一封信（无日期）中说，要不是“江青这帮家伙进行破坏，不让他得到必要的药物治疗”，人民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可能不会那么早去世。“我知道你谨慎，所以把这情况告诉你。”在同一年的另一封信里，她写道： 　　“……我的所有西式衣服都给我表弟的几个女儿了。在那个无耻婊子江青炮制的‘字化革命’期间，她们都被红卫兵从家里赶出来，所有衣物也都被抄走了。”① 　　①宋庆龄致理查德·杨，1978年6月5日。 　　她是难得使用这种骂人的字眼的，由此可见她的愤恨之深。 　　[1968年] 　　1968年，《年谱》没有宋庆龄在公开场合露面的任何纪录，只记载了她给当局的一封信，证明路易·艾黎是一位忠诚的外国朋友，因为在当时那种“怀疑一切”的气氛中，对他也散播了许多疑问。这封信是这样写的： 　　“我从1932年起就认识路易·艾黎。他为中国作了贡献，帮助我们保卫国家。当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时候，是他在内地创办了工业合作社，帮助我们培养年轻的一代。为了这项工作，他甚至牺牲好职业。当白色恐怖笼罩上海的时候，当中外特务追索共产党员的时候，是他把自己的家作为共产党员的避难所。当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的时候，是他在甘肃等内地不怕任何艰苦的生活条件，为中国人民工作着。解放以后，他支持我们的文化革命运动，写了很多的书、诗与文章。当世界和平委员会派他去外国时，他为我们讲演和辩论。解放前和解放时我都了解他。我觉得他是新中国的一位诚实忠诚、不屈不挠的朋友。我极端相信他。他如白求恩大夫一样，是国际共产主义、马克思、列宁的信徒。 　　宋庆龄（签名） 　　一九六八年八月卅一日”① 　　①宋庆龄手迹复印件，《纪念宋庆龄同志》画册，图片编号317。 　　这一年留下来的史料还有她在8月份写给格兰尼奇夫妇的信（这封信只有月日、没有年份，所以也可能是1969年的）。她在信中还对马克斯·格兰尼奇的哥哥（美国左翼作家、笔名迈克尔·戈尔德）之死表示哀悼： 　　“多年来，我常在《工人日报》上读到他那写得很好的专栏，后来看不到这张报纸了（该报由美国共产党出版，后被认为是修正主义而不能在中国发行），觉得若有所失。” 　　她为迟迟未复信道歉，并解释说： 　　“……在这场闹哄哄的文化运动中，你们的新地址我夹在一本书里，找了许久，今天才找到……”（这说明她有些东西已收起来了或者被弄乱了。） 　　尽管遇到麻烦和限制，她对这场运动的广泛意义仍表现出一种积极的态度： 　　“……我担负了更多的对我并不适合的那种职责。时局发展得很快，要求不断学习以跟上形势。失眠症和关节炎是我想要做点事的两大障碍。但我还是尽了最大努力紧跟，我不敢落在后面。 　　“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不但将改变我国人民，还会改变世界的其他地方。这是毛主席的思想的伟大胜利。他无疑是马克思和列宁之后最伟大的人物。” 　　她以热烈的心情谈到美国1968年的群众运动，特别是全国各地各阶层的人民广泛参加反对越南战争的抗议示威以及黑人群众的奋起： 　　“美国正在发生的事情非常令人感到鼓舞。我很高兴，一向反动的南方各州也卷进了这一伟大的洗礼。”① 　　①宋庆龄致美国麻省特鲁洛市格兰尼奇夫妇，1968或1969年8月10日。 　　[1969年] 　　1969年，《年谱》的记载仍然极少，只有她参加国庆招待会和检阅以及她个人所做的一件关心后辈的事——在知道杨小佛未收到所寄去的《孙中山选集》和《宋庆龄选集》后，又把自己手头的一套请她的助手带到上海，作为礼物送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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