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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六〇
实际上，这一年和下一年都是极富戏剧性的。 　　总的气氛是备战。美国侵越正向中国南部边境迫近，在北部边境则同苏联发生了武装冲突。中国准备对付来自任何一方或者双方的进攻，甚至核攻击。在僻远的内地山区建起了新的工业。全国各城市都在地下挖了迷宫似的“人民防空工事”以用于隐蔽和疏散。多余的和被怀疑为不可靠的人都得离开中心城市，到其他地方安置。关于这种情况，宋庆龄写道： 　　“甚至孩子们也都在忙着备战工作。战争要是打起来，我们是不会措手不及的。苏修使我想起了一句古话，‘上帝要谁毁灭就先让他疯狂。’我们的孩子们都到农村去工作和学习了，和农民同吃同住。他们长大后不会变修、也不会沾染资产阶级思想。农村生活使他们经受了锻炼。”① 　　①宋庆龄致格兰尼奇夫妇。 　　她认为当时确实存在战争的危险，备战是必要的（备战工作是防御性的，尽管当时中国挖防空洞也被莫斯科谴责为“好斗”）。 　　但事情还有另外一面。林彪和后来被称为“四人帮”的势力加紧控制中国的政治，他们把所认为的国家面临的危险作为消灭异己的借口。 　　这在确定哪些人应该撤出北京及其他重要城市的问题上经常表现出来，因为要撤走的人都是被认为不可靠的或不必要的或既不可靠又不必要的，撤走是一种战前的预防性措施。从廖梦醒给宋庆龄的信中可以看到一个辛辣的实例。廖梦醒是廖仲恺和何香凝的女儿，一位忠诚的、久经考验的共产党人，但她却被极左分子划入既不可靠又不必要的一类。廖给宋的情仍像通常那样用“亲爱的叔婆”开头，接着写道： 　　“我正打算收拾行李，虽然我仍然不知道上哪儿去……我被划入‘老弱病残’一类，将不需要留在北京。我正在把我所需要而又拿得了的东西清理出来……到了新的住处我会写信给您。上海也是一个海岸城市。我相信您早晚也得走……希望您将来会有一个愉快的新家，颐养天年……不管我到那里，我都会想念您……”① 　　①廖梦醒致宋庆龄，1969年11月10日。原信是用英文写的。 　　廖梦醒这时年纪已经很大了，身体也不好，但她的工作单位全国妇联的“造反派”老早就把她软禁起来，使她备受折磨。她告诉宋庆龄：“我有没有对您说过，我家那扇离我居室最近的后门被钉死锁上了。我常常是孤零零一个人在家，两手常常颤抖……我相信我们之间来往的信有几封丢失了……只要能写，我会继续给您写信的……我太想念您了，我无法表达……”在收到宋的回信后，她又写道：“这么久听不到您的消息，老在盼您的信，现在总算盼到了，我真不知道有多高兴……”①这两封信都不是通过邮局而是由人送去的。 　　①同上，1968年9月23日、27日。 　　在折磨人的1968～1969年，宋庆龄的亲属中还发生了两起不幸事件，使她精神上备受打击。一是她很喜欢的一位有才华的表妹、二舅倪锡纯的长女倪吉贞1968年5月在上海被迫自杀。这个表妹全家被扫地出门，挤住在一个汽车间里，自已被作为“管制分子”强迫劳动，不堪凌屏。消息传来，她内心极感悲愤。二是她最喜欢的最小的弟弟子安1969年2月病故。她又为之伤心落泪。她为了要往美国发一个唁电，还得请周恩来和邓颖超帮忙获得特许——在那段紧张的时期，事情就是这样的。① 　　①本段据本书作者对宋庆龄身边工作人员的访问。 　　[1970年] 　　1970年，《年谱》的记载只有两条，一是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国庆检阅，二是接受保加利亚新任大使递交的国书。 　　在给格兰尼奇的信中①，她还是表现出一种认为整个形势令人鼓舞的语调： 　　①宋庆龄自上海致美国格雷斯·格兰尼奇，1970年1月31日。 　　“……真希望你们也在这里，可以亲眼目睹正在发生的巨大变化。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中国通讯》中，你们可以……随时有所了解。不幸的是，她已84岁了，身体不好，所以她不能再继续这项极有益的工作了……” 　　关于她自己的行止，她已回到上海了。“离开家到首都去已4年了，我现已回家休息。”离开这座家乡城市那么长时间当然不是她自己愿意的。 　　她写到在北京的朋友、来往的减少和惯常生活的中断，字里行间也隐含着对北京现状的批评： 　　“路易·艾黎不是很快活，因为他不能到处跑（为写作收集材料）。他也在发皮肤病……马海德生了肺炎，现正在康复。虽然我们都住在同一座城市里，我已经有好多年没见到他们了。 　　附记：2月6日是春节，但我们现在不过这些节了。” 　　[悼念斯特朗] 　　宋庆龄这封信是1月底写的，已提到斯特朗因年迈停止了工作。3月29日，这位战斗一生的美国记者和作家在北京逝世——宋庆龄的历史最长的联系外国革命的纽带之一折断了。斯特朗最后一次住院时，宋庆龄想起她所最喜爱的花，并把这些花送到了她的病床边。1957年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回到北京之后，她们见面很少，遇到节日或其他事情互致问候时，信的开头总是称呼“亲爱的宋庆龄同志”和“亲爱的安娜·路易斯同志”（或甚至称呼“亲爱的斯特朗小姐”），不像对其他老朋友亲热地叫人绰号。可能由于斯特朗个性太强并且总喜欢对别人发号施令，也可能由于斯特朗的新闻记者“职业本能”总想把她所听到的所有消息都报道出去，在宋庆龄同她长期相识的过程中，发生过某些意见相左的情况。但她们之间的关系还是很深、很牢固的，她们相互对对方本质上的敬重也是如此。 　　有一点是宋庆龄从来没有怀疑过的，那就是斯特朗为人的正直。据说，早在1949年，宋就曾敦促毛泽东为斯特朗向莫斯科说情，因为她被扣上“间谍”帽子抓起来关了几天之后被驱逐出境了。“为什么对斯特朗这样做？她是个好人，对中国和其他地方做了许多好事。她是一个有信念的马克思主义者。”——据说宋曾这样对毛说。① 　　①罗叔章对本书作者的谈话。 　　宋庆龄在“文化大革命”开始时给斯特朗的信简显示出对她仍很信任。她的《中国通讯》宋每期必读，很赞赏并向海外友人推荐。她去世时，宋着文颂扬。在回忆她时，宋庆龄不可能不想到她们那些在30年代后期苏联大清洗中死去的共同的朋友加拉罕、加伦将军、博戈莫洛夫等，还有鲍罗廷，这位1923年来华任孙中山顾问并参与了1925～1927年中国大革命的苏共老党员，他是1949年初与斯特朗差不多同时被捕的，但他没有像斯特朗那样“幸运”（加上罪名、驱逐出境），而是被投入监狱，两年后死去。宋庆龄不能不想到那些在自己国家的“文化大革命”中受谴责、被拘押的老革命者，他们未来的命运会是什么呢？苏联在共产党掌权这么久之后却发生了如此致人于死地并且又是如此大规模的镇压，而中国则避免了这种情况，这一直是值得我们党和国家为之骄傲的事情——但现在还能这么看吗？ 　　后来，她写了《斯特朗的名字永远留在中国人民心里》①一文，这是她对这位美国友人盖棺论定式的最后评价： 　　①中文稿承宋庆龄基金会研究室提供，原稿时间注明为1981年2月。此文后用作《斯特朗在中国》一书的序言，该书1985年由三联书店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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