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0期
儿童赌博行为研究述评
作者：魏勇刚
关键词儿童赌博 强化 认同 情感 决策 前额叶皮质
分类号G760
1 引言
近年来，儿童赌博现象逐渐引起了社会的日益关注。特别是在西方社会中，儿童的赌博行为 较为普遍。Gupta与Derevensky（1998）的研究表明，目前儿童的病理性赌博（pathologica l gambling）的比率较高，已超过成人赌博的两倍［1］。在Fisher（1993）的调查 研究中， 有4-8%的儿童表现出强迫性或者病理性的赌博行为模式［2］。另外，Shaffer和Hal l（1996 ）通过研究发现，大约有10%的儿童正处于向严重的赌博问题发展之中，而大约有15%的儿童 经过干预矫正后又回到了严重的赌博行为中［3］。在西方一些国家，赌博行为在小 学中似乎 比较流行。例如，根据Ladouceur等人（1994）的研究，在加拿大的4年级、5年级和6年级学 生中，有86%的儿童曾经参与过赌钱活动，并且有40%的学生报告称每周至少有一次赌博行为 ［4］。因此，赌博行为似乎是在儿童早期就已经产生，并且似乎与其他违法行为（ 如吸烟， 酗酒，吸毒等）同时开始，或者还早于这些行为的产生。Gupta和Derevensky（1998）采用 回溯式研究发现，潜在的病理性青少年赌博者声称，他们在5岁或6岁时就已开始赌博［1］。 然而，由于儿童很少有显著的可觉察到的赌博成瘾现象，因此这些问题与其他成瘾问题（如 酗酒或者滥用药品等）相比，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同时，在我国虽然非法的赌博行为是 受国家法律禁止的活动，但是在有些地区，由于受家庭环境因素或者社会环境因素的影响， 儿童也可能沾染上一些成人化的非法赌博行为。例如，在中国西部的一些偏远地区，有的村 庄赌博成风，由于模仿和强化的作用，儿童从小就在这样的环境熏陶下接触并熟悉赌博活动 ，并慢慢地转化为自身的赌博行为，最终就有可能发展为赌博成瘾。这些行为的习得会对儿 童的身心发展产生严重的消极影响，不但会荒废他们的学业和阻碍他们的发展，而且也会恶 化社会风气，有害于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因此，对儿童赌博行为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 意义和现实意义。
2 儿童赌博行为的心理机制
根据Bandura（1963）的社会学习理论，观察学习和榜样示范在个体的行为塑造中起着重要 的作用，儿童很可能模仿那些重要的或者强有力的行为榜样，如父母、兄弟姐妹以及同伴等 ［5］。由于榜样示范对学龄儿童具有很大的强化性作用，因此它有可能是儿童赌博 行为的习 得和发展的一个重要机制。一些研究者强调儿童的赌博行为与家庭成员赌博以及同伴赌博之 间存在模仿与强化关系。有几项在许多国家进行的研究表明，大多数儿童通常是与其家人和 朋 友进行赌博。根据社会学习理论的观点，个体倾向于了解、习得并坚持那些吸引人的行为以 及具有强化作用的行为［6］［7］［8］。众所周知，赌博活动自身具有强化效果，因为它除了具有物质利儿童赌博行为研究述评/魏勇刚 益的刺激以外，还可以伴随着产生兴奋、激动以及愉悦等情绪体验。例如，Kea rne y和Drabman（1992）对学前儿童的研究表明，当提供一个“大赢”（big win）的场景时， 即使是学前儿童也会在这种赌博似的游戏情境中参与更长的时间并表现出更多的冒险性行为 ［9］。这说明，榜样示范可能会强化低龄儿童的冒险性行为或者赌博性行为。同时 ，赌博活 动也具有社会强化作用。根据个体的发展水平和社会地位，赌博行为也可以被同伴所激励或 强化［10］。儿童的赌博场所常常也是儿童的社交场地。Fisher（1995）对参观英国 游乐场 （通过计算机游戏和水果赌博机来进行硬币赌博的商业场所）的儿童进行了问卷调 查研究
［11］。她发现，儿童频繁地光顾该游乐场的主要动机是“出来溜达或者会见朋友”。 另外她还 发现，经常光顾的儿童和偶尔光顾的儿童之间有着显著的不同，表明了两个截然不同 的社交群体。
此外，赌博行为也可以被看作是一种风险决策行为。风险决策是一个复杂的心理活动过程， 是情感与决策交互作用的结果［12］。儿童的赌博活动往往成为研究儿童决策行为的 实验范式 ［13］，并且其行为表现往往也是情感与决策相互作用的结果。这一观点可以由期望 理论（Pr ospect Theory）、决策情绪理论（Decision Affect Theory）以及风险即情绪理论（Riskas Feelings）来加以解释［12］。例如，Levin和Hart［14］在彩票任务的基 础上设计了一种风 险决策任务，用来考察5-6岁儿童的决策能力，结果发现5-6岁儿童能转变选择偏好 ，做出冒 险的选择来避免损失。Kerr和 Zelazo［15］采用赌博任务对儿童的执行功能（execu tive fu nction）进行了研究，发现儿童对有利纸牌的选择存在显著的年龄差异。国内学者 胡兴旺和 李红［16］认为，儿童对延迟满足奖励物品的主观价值判断会影响其在实验任务中的 决策表现。这些研究都为儿童赌博行为的情感决策机制提供了有效证据。
3 儿童赌博行为的认知神经机制
有研究表明，赌博行为与腹正中前额皮质（ventromedial prefrontal cortex, VM-PFC）有 直接的联系［17］［18］。Bechara等人（1994）通过爱荷华赌博任务（Iowa Gambli ng Task, I GT）对腹正中前额皮质损伤患者进行研究，结果发现，VM-PFC患者和控制组一开始都偏向于 选择不利纸牌（一次提供的奖励更多但长远来看会导致净损失的纸牌），但经过数次试验之 后，控制组的被试越来越倾向于选择有利纸牌（一次提供的奖励更少但长远来看会获得净收 益的纸牌），而患者则没有改变［18］。Bechara等人（2000）采用修改版IGT来研究 VM-PFC患 者的情感决策，结果表明VM-PFC患者只受眼前因素的支配，他们始终看不到严重的负面结果 ［19］。同时，有研究表明，赌博行为与眼窝前额皮质（orbitofrontal cortex, OF C）也有 着紧密的联系［20］［21］。OFC以及相关的VM-PFC可以被看作情感中心，处理来自 其他边缘系 统的情感信息，OFC患者通常被认为缺乏控制能力，冲动，不计后果，不负责任，缺乏洞察 力，缺乏灵活性［22］。此外，采用IGT任务对病理性赌博患者［23］以及药 物成瘾患者［24］的研究，也证明了类似的认知神经障碍。
4 儿童赌博行为的社会环境机制
儿童赌博行为的形成与发展与其所在社会对赌博行为的接受性和认同性有关。在世界上的很 多国家或者文化群体中，赌博具有一定的合法性。根据Stinchfield和Winters（1998）研究 ，在美国的50个州中就有48个州认同赌博的合法性，在加拿大的所有省中都认可赌博是合法 的，在全世界范围内大约有90个国家认可赌博的合法性［25］。他们发现，在有的社 会文化中 ，赌博被大量地四处广告，因此很容易被儿童所接触和利用，并且经常在那些提供舒适的社 会化机会的充满魔力的地方得以发现。因此，儿童赌博行为的出现，可能与合法化的赌博行 为的可利用性（availability）和易接近性（accessibility）的广泛增长有关［26］ 。儿童 的很多赌博活动往往被知觉为社会所认可的有趣的娱乐消遣活动。虽然通过纸牌游戏、电子 游戏机来赌博以及抽奖等活动总体上对儿童来讲是违法的，但是与禁止未成人酗酒一样， 这些法律的执行却存在一定困难［26］。同时，社会文化的强化作用也是诱发儿童参 与赌博活 动的一个重要因素。例如，在一些社会文化中，如果某人被认为是一个赌博者或者是一个冒 险者的话，他就会得到一个比较高的社会赞誉，并常常由此在同辈群体中有较高的地位 ［27］。因此，儿童赌博行为的习得与养成，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与儿童所生活的社 会环境的社 会价值取向有着密切的联系。如果其所生活的社会环境对赌博行为持认可或者赞许的态度， 那么儿童的赌博行为就会得到积极的强化，从而导致病理性的赌博成瘾行为；反之，则会得 以抑制或者消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