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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质量的内涵及测量方法
作者：袁莉敏 许 燕 王 斐 梁志祥 王治国
2.1.2 中期单一维度学派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一些研究者开始质疑和批评婚姻调适的概念和一些最常使用的婚姻调适量表如MAT，DAS，他们认为这些量表都是在同一份量表里既包含个体对婚姻的整体评价维度，又包括其它维度(如沟通与冲突维度)，造成参与者回答其它维度时可能会受到维度间的彼此影响或者整体维度的影响，且综合性的测量包含了众多项目，从特定行为到对婚姻的评价性判断，结果导致很难将总分解释清楚。因此研究者提出应当重新考虑婚姻质量的界定和测量问题，受此影响，接下来的发展是根据更加限定的观点，仅以自我对婚姻的主观感受即婚姻满意度来测量婚姻质量，开发了一些非常简短的测量工具来评估婚姻质量。如Norton(1983)的婚姻质量调查(0ualivMarriage Index，QMI)和Schumm(1986)的堪萨斯婚姻满意度量表(KRrlsas Marital Satisfaction Scale，KMS)。OMI和KMS的题目少，使用方便，信度和效度都得到了充分的验证，但是难以全面反映夫妻关系多元复杂的内涵，因此在临床咨询和评估中应用不多。
2.1.3 近期多维度一双因子学派
20世纪80年代晚期后至今，研究者开始认识到若要全面准确地反映婚姻质量，需要同时考虑主观和客观两个因素，他们整合了早期的多维度一单测量学派和中期的单维度学派中有用的观点。
Johnson，White，Edwards和Booth(1986)认为单一维度学派仅以婚姻满意度来测量婚姻质量，可能会造成缺乏变异，他们认同早期的多维度测量婚姻质量的取向，因此提出婚姻质量是一个多面的现象，包括主观和客观两个层面的评价，如婚姻满意度、归属感、平等、竞争、控制、不一致、问题和不稳定等，尤其可以通过评价婚姻不一致和婚姻问题的出现频率等来考虑客观层面。因此他们主要参考Orden＆Bradbum(1968)早期的研究，在整合当前的相关理论与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JWEB模型，包括婚姻幸福、婚姻互动、婚姻争执、婚姻问题和离异倾向5个维度。同时他们认为不能采用多维度学派在实际使用时将多个维度只计总分的方式，因此根据因素分析的结果将婚姻幸福和婚姻互动归为积极因子，婚姻争执、婚姻问题和离异倾向归为消极因子，这两个因子为负相关，这种五个维度、两个因子的模型在多个样本的验证性因素分析中都得到了验证。不同研究者使用JWEB模型进行的跨文化比较研究表明其具有很高的内部一致性，适用于不同的文化和人群。
Fineham和Linfield(1997)首先分析MAT和DAS，认为它们实际上反映了伴侣对婚姻的感情体验，然后根据情感领域的研究中，一般将感情体验划分为积极感情和消极感情两个独立维度的研究结果和发展趋势，编制了积极和消极婚姻质量问卷(The Positive and Negative Quaity in Marriage Scale lPANQIMS)，包括积极、消极两个维度，它们之间有中等程度的负相关，问卷的内部一致性信度和结构效度、效标效度得到了充分的验证，与传统的MAT相比，能够解释更多的变异。
JWEB和PANQIMS的广泛认可和应用反映了婚姻质量领域的一个新的研究趋势，婚姻质量关注夫妻双方的情感体验，能够以积极和消极维度来区分婚姻的成功与否，这在理论和实践层面上都具有重要意义。在理论层面上，从积极和消极两个维度考察婚姻质量的决定因素，更有可能准确地解释婚姻的变化，探讨不同的相关结果。在实践层面上，可以确认婚姻积极和消极评价的决定因素，提取出相应的调节因素，加深关于婚姻成功和失败原因的理解。
2.2 国内婚姻质量测量的研究状况
我国对于婚姻质量测量方面的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分为编制问卷和译制问卷两种方式。在编制问卷方面，研究者一般认同早期的婚姻质量为多维度结构的划分方式。
大陆地区的社会学研究者徐安琪(2002)认为婚姻质量是夫妻的感情生活、物质生活、余暇生活、性生活及其双方的凝聚力在某一时期的综合状况，以当事人的主观评价为主要标准，并用夫妻调适方式和结果的客观事实来描述。据此编制了婚姻质量多维组合量表，包括夫妻关系满意度、物质生活满意度、性生活质量、双方内聚力、婚姻生活情趣和夫妻调适结果6个维度，并检验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和结构效度，但问卷的使用范围较为有限。李虹和陈启芳(2002)在分层抽样和大规模施测的基础上，制定了KMS的北京和香港的常模。程灶火等(2004)借鉴MAT，ENRICH，结合自身的咨询经验。编制了中国人婚姻质量问卷，包括性格兼容、夫妻交流、化解冲突、经济安排、业余活动、情感与性、子女与婚姻、亲友关系、家庭角色和生活观念10个维度，研究表明问卷的重测信度、同质信度、结构效度、效标效度和实证效度均较理想，符合心理测量学的要求。
港台学者在婚姻质量领域的研究开始较早，涵盖面广，开展了一系列的实证研究。香港学者Shek(1993，1994)将DAS、KMS翻译成中文，编制了DAS和KMS的中文版本C—DAS和C—KMS，并验证了其内部一致性信度、区别效度和效标效度。台湾地区的婚姻质量测量工具部分根据国外的量表翻译修订而成，部分根据张春兴提出的婚姻五经论进行编制，从个体对婚姻生活的主观感受即婚姻满意度的角度来测量，包括生理层面、经济层面、心理层面、社会层面、哲学层面5个维度。其使用范围仅限在台湾地区。
以上对研究者编制的婚姻质量测量问卷进行了介绍，它们在一些重要方面的对比简要归纳于表1中。
3 当前研究趋势
3.1 概念内涵和测量指标趋向整合
在婚姻质量的概念界定和测量上，历来有婚姻满意度学派和婚姻调适学派之争，但是研究的最新进展在于：两派的学者都一致认为婚姻质量是一个复杂、多样的概念，是婚姻生活中的许多生活事件、婚姻互动和婚姻机能的大量特征的连续反映。近期提出的用情感体验的积极维度和消极维度来分析婚姻质量的观点指出了婚姻质量概念内涵的进一步整合的一个方向，如果能得到普遍的认可，那将有利于各种研究结果的比较和婚姻质量理论的深入发展。
此外，研究者对婚姻质量的结构是单维度还是多维度的争论已日趋平淡，对于测量指标形成的一个基本的认同是：哪种结构的答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根据研究目的选用合适的测量工具。如果目的是获得对婚姻质量的一个总体评价和其它具体的婚姻状况指标，最好选用一个主要的评价工具，并统计积极和消极评价两个维度；如果目的是获得整体婚姻质量的一个单一指标，不需要其它指标，可以选用MAT、DAS等。
3.2 测量方法趋向多样化
以往对婚姻质量的测量主要采用自陈问卷法，婚姻质量测量问卷的开发空前的繁荣，但是自陈问卷法也存在较多局限，首先自我报告的问卷测量有诸如反应倾向难以控制等自身难以克服的缺点；其次，当研究对象是夫妻双方，研究问题是夫妻间的关系时，由于男女双方对情感方面的感知和需求存在差异，参与者主观的自我报告如对婚姻的满意程度，有时候并不能反映实际的客观婚姻状况；最后，使用问卷法无法得到可靠的因果关系的推论。因此，在婚姻质量领域的最近研究中，研究者为了得到更加可靠和具体的资料，越来越多地结合实验室观察、现场观察、访谈法，或者日记追踪法等纵向研究的方法，力图更加准确地勾勒婚姻的全貌。
3.3 先进统计技术的引进
以往婚姻质量的研究中存在丈夫、妻子的不同效应混淆、难以分离的问题，现在伴随统计方法的进步，这个问题正在得到逐步的解决，比如，适合于分析成对数据的AAPIM模型(actorpartncr intrde。pendenee model)的引入，可以检验参与者效应(被试内)和同伴效应(被试间)及两者的交互作用，且能控制两者相似性造成的混淆。因此在婚姻质量的测量中，可以分别评价和分析丈夫和妻子的婚姻质量，得到对婚姻质量更为可靠的指标。另外，一些适用于分析追踪数据的统计方法，如多层线性模型和结构方程模型等正在得到广泛的应用，有助于解读婚姻质量中的因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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