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6期

悲伤情绪的积极调节及其对震后心理援助的启示

作者:蒋长好 朱永国



从照料亲人和亲人亡故经历中学到什么以及有哪些改变?许多被试认为自己从压力经历中得到很多收获。回答包括:我已成长;我获得许多胜任感和自尊感;我感到我能做任何事情;我是一个更强更好的人等等。为了量化上述结果,有研究者开发了一个“照料者积极意义量表”。运用这一量表研究发现:不管在照料配偶期间还是在配偶亡故后,积极应对方法都和积极情绪相联系,而不是和消极情绪相联系。这些数据表明:在压力经历中发现事情的积极方面,至少可以部分地解释慢性压力背景下积极情绪的出现。
  
  2.3 压力应对理论
  Folkman提出了压力和应对的修正理论,这一理论认为,积极情绪产生和维持的两条途径,即关于关键压力源本身的应对努力和主要针对关键压力事件之外的努力。
  2.3.1 关键压力源的应对
  关键压力源的应对主要包括问题应对、积极再评价。问题应对是采取措施直接处理问题,它包括任何直接指向压力源的活动,如包括收集信息、制定针对引起压力的问题计划、研究各种问题的利弊和做决定等等。问题应对和积极情绪有着密切的关联,一方面,积极情绪为问题应对提供动力。在亲人丧亡引发的悲伤期间,能够体验积极情绪的个体倾向于建立解决问题的长期目标和计划,而这些长期的目标和计划的建立预示着个体一年后的适应状况更好;另一方面,成功的问题应对又和低强度的消极情绪和高水平的积极情绪相关联。例如,在照顾患病伴侣的过程中,问题应对可能包括重新安排治疗方案、改善患者的生活条件等等。这些生活琐事的完成能增加控制感并产生满足感,反过来,促进积极情感的产生。在伴侣死后,通常有悼念活动和财产分配等事务,这些事务的成功处理有助于个体感情创伤的愈合,增加自我效能感并使人积极向上。大量研究发现,在亲人丧亡期间,这些事务的执行对积极情绪的维持尤为重要,否则该时期个体常有悲哀感、丧失感和无助感。
  积极再评价是个体以更积极的眼光看待那些引发悲伤、痛苦、厌恶等负性情绪的事件,或者对情绪事件进行合理化。Gmss认为,通过积极再评价能改变整个情绪反应的轨迹,降低情绪的心理体验、行为表达和生理反应。而且,积极再评价不需要消耗更多的认知资源,是缓解不良情绪的重要方式。一些研究也表明,采用积极再评价策略能增强积极情绪状态,降低悲伤情绪体验。
  2.3.2 关键压力源之外的应对
  主要包括扮演其它社会角色以及做能增加积极情绪的事情。处于悲伤状态下的个体,特别是因亲人亡故引发的悲伤的个体,易于变得孤独和孤立。在这一情形下,扮演其它社会角色可以加强个体的社会联系,并使悲伤的个体得到更多的社会支持,扮演社会角色是一种重要的注意调动策略。一项研究对1794名因亲人亡故而经历悲伤的被试做了访谈,要求被试描述自己做过的、使自己感觉好的事情以及对自己有意义或帮助自己克服压力的事情。被访谈者中的99.5%能报告积极意义的事件。这些积极事件主要是亲人亡故之外的事情,如扮演其它社会角色、努力在测验中取得好的成绩等等。
  关键压力源之外的应对还包括个体趋向能引发积极情绪的自然环境、情境或寻求可求助的对象,如观看一次美丽的日出、参加一个聚会或寻找一个自己在他面前可以痛哭一场的朋友等。采用这种策略不仅可以宣泄悲伤情绪、增加积极情绪体验,而且个体的自尊感和适应性也会得到明显改善。
  应对理论的局限在于,关于悲伤后调节和应对的大多数研究集中在悲伤事件之后,在悲伤事件中,积极情绪如何产生和维持?这一问题仍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3 小结
  
  前面讨论了积极情绪的功能、积极情绪在慢性压力背景下如何产生以及提供支持的方式。尽管关于悲伤情境下积极情绪的研究已日益受到重视,积极情绪和悲伤调节关系的研究取得了许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但这方面的研究仍然处于初级阶段。未来应进一步考察以下问题,即悲伤问卷的改进、积极情绪的区分和面谈策略的选择等。
  
  3.1 悲伤问卷的改进
  已有大量的悲伤调节和应对测量的方法,不同方法各有所长,然而,关于慢性悲伤背景下积极情绪的出现和维持的测量却显得不够。当前大多数悲伤的调节及应对问卷和消极情绪密切相关,大多数悲伤调节应对问卷没有设计促进积极情绪的可能策略,没有特别设计测量积极应对反应的量表。未来需要开发多种与积极情绪相关的问卷,即所谓的积极调节应对问卷。在这类问卷中,应要求被试报告具体的悲伤和压力事件,然后填写针对关键压力源的反应。通过改进的问卷,研究者还要考察与积极情绪相关的多样人格,包括自我复杂性研究、唤醒和自我调节模式等等。
  除了开发数量化的应对量表,研究者还应将悲伤和调节的口头评估包含其中。通过口语报告采集的数据,其丰富性和深度,是量的测量难以与之比拟的,而且口语报告者亲历情境,有助于研究者深入探索悲伤调节的过程。
  
  3.2 积极情绪的区分
  积极情绪可分为不同的种类,积极情绪的产生有个体差异。未来积极情绪的研究应进一步考察上述两个问题。首先,应该进一步比较不同积极情绪间的作用。如激动和欣喜等情绪可能激发行动,引导调节及应对努力,而满足和愉快等积极情绪则更少具有动机功能,因而它们在悲伤调节中的作用是不同的。其次,应该考察不同积极情绪间的个体差异。个体的悲伤调节能力与个体的感情风格有着密切的关联。一些个体更易于产生积极情绪,并从积极情绪中受益,这类人被称为高弹性个体。在压力情境中下或消极情绪体验中,高弹性的个体能灵活应变、迅速有效地恢复。
  
  3.3 面谈策略的选择
  未来研究中,研究者面临的另一个问题是进一步将悲伤积极调节的理论用之于临床实践。在悲伤的咨询和治疗过程中,不仅要消除求助者的悲伤和抑郁情绪,也要重视帮助求助者增加积极情绪。已有的研究发现,与积极情绪相联系的事件对抑郁的治疗有重要作用。帮助求助者识别妨碍积极情绪的想法和信仰是治疗的一个重要部分。
  在当前慢性悲伤调节研究中,应对角色研究最为重要。如果研究者能识别可采用的调节和应对策略及策略运用的背景,在临床实践中就可以指导人们如何使用和在什么时候使用这些策略。此外,人对悲伤的反应非常复杂,既有积极又有消极的应对。所以,未来研究的范围应该扩展到动态的悲伤压力背景下积极情绪扮演的角色。
  
  4 对震后心理援助的启示
  
  震后开展心理援助,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4.1 专业性
  汶川地震发生后,心理援助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从国家主席到民间团体,都呼吁加强对受灾人群进行心理援助,许多演艺人员、运动员以及大量非心理专业人员作为志愿者奔赴灾区开展心理援助工作。但是,心理援助特别是悲伤辅导,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和技术性,国内关于这方面的系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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