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2年第5期

劫难

作者:张 念




  我被打了,先是左脸,然后是右脸,拳头,男人的拳头像两道闪电,呼啸着在我的眼前炸开。当时,一点也不疼,我从来没被人碰过一根毫毛,我不知道疼痛的滋味,我直挺挺地站在那里,一家小饭馆的门口,肮脏的小饭馆,空气里全是油烟味,我还直挺挺地站着。拳头早已消失了,一点也不疼,唯一的感觉是,视线开始模糊,十米外的长途汽车只剩下一个轮廓,那些陌生的面孔出现了叠影,恍如梦中。天啊,你流血啦,一个女人尖叫起来,人群开始骚动,我被围在中间,所有人的体温包围过来,我的舌尖轻轻一动,就碰到了甜丝丝的浓稠的液体,来自鼻孔。我的知觉还停留在闪电释放的那一刻,一左一右,两记耳光,爆竹炸裂的声音,空气在耳膜上剧烈震荡。太过分了,人家一个女孩子,手真重,一个男人的声音。是呀,女孩子,我下意识地用手捂住脸,我的脸,此刻,像发面一样的肿了起来,我的触觉告诉我,我的脸鼓了出来,那是圆面包的形状。司机走过来,分开人群,怎么回事?他们打人,太可怕了,那个男人叫她买盒饭吃,她说不买,不买就给我滚,她不滚,他就打她。人群又骚动起来,打110,报案呀,这里区号是多少,哎,我刚才还看见有警察的摩托停在那边,快,快去找警察,他们就这样你一言,我一语,在我的耳朵周围嗡嗡嗡地连成一片。找什么找,司机的音量最大,他肥胖的大脸在人群中特别醒目,这张肥脸正好位于我的视力能够辨认的距离之内,此刻,我的脸,他的脸,一定一样的丑陋。又没死人,找什么找,快快快,上车,我还要赶路呢。不行,我们的人被打了,你不能不管,你是司机,还是刚才尖叫的那个女人,她是我的邻座,我只和她在车上多说了两句话,她就义不容辞地对我负起了责任。血已经流到了我的T恤衫上面,白色的T恤,血滴一朵一朵地在上面绽放。有人往我手里塞了一块湿毛巾,开始也是白色的,几分钟后,毛巾就变成了红色,这时,警察到了,红毛巾证明了伤势的严重程度,看来情况没有司机想象的那么轻松,两记耳光就带来如此惨烈的后果,我甚至有点恨自己,怎么如此不堪一击,如此脆弱。我只是出趟差,采访一个发家致富的农民,我没有招惹谁,我甚至没有和那个男人争吵什么,拳头就迎面而来。我是一家大报社的记者,我报道过很多社会新闻,见过很多这样的场面,暴力、血腥的场面,所以我看见自己的血流个不停,像被拧开的自来水管,我很镇定。
  我是被警察的摩托车载到这家偏僻的小医院的,摩托车在很长很长的小路上开了很久,颠颠簸簸的,有几次,我差点被颠到旁边的水田里。他们完全有理由把我颠掉,大客车完全有理由继续赶它的路,车上的陌生人完全有理由忘掉这一切,继续他们各自的生活,我完全有可能从这个世界消失,世界依然照常运转,布什总统的外交政策会继续强硬,APEC会议将继续举行,我们报纸的发行量将继续蒸蒸日上。任何事情,往最坏的方向去假设,结果往往会更好,就是这样奇怪,我带着侥幸的功利的目的,想象着自己的悲惨结局,是为了真正的结局不那么糟糕。医生给我打了一针,鼻血就止住了,天色一点一点暗了下来,医院很冷清,一只小黄狗在走廊上散步。他们还给我做了X光透视,我正坐在椅子上等结果,警察过来问我,你是记者?我这才有了强烈的身份意识,你是记者,这一问,立刻让我从自我意识的休克状态中恢复过来,顿时怒火万丈。我没理他,我拿出手机,拨通了报社老总的电话,我必须依仗我的职业身份好好地惩治那个家伙。疼痛是在我挂上电话的时候降临的,我的脸像被放到了烧烤架上,火苗往上窜,全身都燃烧起来,我已经分不清这种反应是生理的还是心理的,反正我被火焰吞噬着,可以让任何一个靠近我的人变成灰烬。我依然不动声色,关键是我已面目全非,我的声色根本就不易觉察,我把头低下,很低很低,我看见那个警察的双腿在来回移动,在我的附近形成一股小风。这时,从门外传来杂乱的脚步声,一小伙人出现在我的面前,他们说是政府宣传部门的,领头的那个人是新闻秘书,他把所有和道歉相关的词汇都用上了,我知道这是刚才那个电话的效应。他越殷勤,我就越感悲哀,是悲哀,不是委屈,我想如果我不打那个电话,如果我不是我,我就和那只小黄狗没有任何区别,刚才的小黄狗已经被他们撵走了,有人狠狠地踢了它一脚,“嗷”的一声就不见了。新闻秘书已经说到代表政府和人民向我致歉,这和人民有什么关系?这只关系到那个蛮横的店主。透视结果出来了,新闻秘书说,小姐,你看看,还好,没有内伤。我终于哭了出来,声势浩大的那种哭,既是抗议,又是示威,用尽了我所有的力气去哭。周围的人都低着头,不敢出声,好像在跟遗体告别,一种穿透着命运感的联想,把我抛向无底的寒冷的深渊。我的哭声突然在最高亢的时候戛然而止,我缓缓地从椅子上站起来,向黑漆漆的大门走去……
  正因为我是记者,排山倒海式的道歉电话响个不停,他们说,赔偿费已经寄出来了,在我回到单位以后,在我第十一次向领导朋友同事讲述事情经过的时候。我突然感到自己很滑稽,如果再说第十二遍,我就会变成一个二十一世纪的祥林嫂,于是我捂着脸,去跟领导请假,领导用春风般的话语安慰了我两句,连续说出了三个好,表示他的批准,并叮嘱说,再去一家大一点的医院检查一下,我已经跟有关部门联系上了,要追究他们的责任。“检查一下”,这是我的男朋友常对我说的话,每当我的例假没有如期而至,他就叮嘱我去大医院检查一下,面对如此德高望重的领导,我的思维发生了词语通感的神经性错乱。一般地,我很少产生什么联想,我的职业培养了我就事说事的思维习惯,他们说,这叫新闻素质。我不知道我为什么在那一刻会抽筋式地对“检查一下”那么敏感,检查什么,我没有得病,我只是受了点轻伤,脸和子宫的肿大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吗,为什么都得去检查一下。也许,病理反应比生理反应更体面些,我的脸比平时浮肿一些,一些人必须为此负责任,女人的肚子大了,男人也必须负责任,责任把所有的人紧密地联系起来,以便彼此更好地折磨对方。我请假的理由就写在脸上,我请假,是得去检查一下。还有,那闪电般击中我脸庞的手掌,也许有它的理由,比如生意不景气,它只是抓住了一个机会,表达它的烦闷,后来我听说那家小饭店所在的县城是出了名的贫困县,却连续孕育了好几个贪官。五块钱的盒饭消费,被我拒绝了,我不愿掏钱,没有为那个穷地方拉动内需,于是威力不亚于降龙十八掌的耳光落到了我的脸上……我对老领导说,不用检查,也不要追究什么责任了,我回去休息两天,就没事了。领导抬起头,他的光脑门发出疑惑的光彩,他没有想到他的几句官方话语,竟把很多人的责任给一笔勾销了。
  从领导的办公室出来的那一刻,我就患上了“联想病”,记得联想电脑的广告语说,人类失去联想,世界将会怎样,我从前不联想,我就这样活过来了,也没见怎样怎样,当我真的掉入联想的世界,我才发现,世界是那样那样的。我关掉手机,拔掉坐机电话线,坐在我的小屋,尽情地联想,不吃不喝,也不饿,看着烟灰缸里堆成小山的烟蒂,出神。在关闭所有的通讯工具之前,我给男朋友老夫拨了电话,拨不通,我又开始联想了,或许信号不好,或许他正在和某个女人厮混,或许他的脸也肿了,他摔了一跤,和我一样,不想被别人打搅,在静静地养伤。联想的好处就是,世界充满无数的可能,你不知道那惟一的真相,你的焦虑就有了缓冲的余地,缓冲,然后变得平静,忘记自己的初衷,被厌倦所取代。是的,厌倦可以解决很多问题,比如猜疑,比如执迷不悟,比如想把一个人完全占为己有,就是他们说的爱情。厌倦的人儿是柔软的,可爱的,不会惹事生非的,此刻,我躺在那张柔软的布艺沙发上,锦缎睡袍也是柔软的,我就这样在一片柔软之中,睡意沉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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